“肖恩·斯库利：坚持与抵抗”展览海报
2017年伊始，抽象主义艺术家肖恩·斯库利“坚持与抵抗”在中国的巡回展来到了最后一站——位于武汉的湖北美术馆。这是斯库利第二次在中国举办回顾展，艺术家不仅带来了他跨越半个世纪，不同系列、不同风格的代表作品，还向观众呈现了许多珍贵的私人物品和藏书。无论是早期受极简主义影响的作品，还是后期重新定义抽象绘画的探索，斯库利一生致力于捕捉当代城市生活的肌理，通过艺术为人民赋权，表现重复中的变化，追寻秩序中的自由，在他看来，抽象艺术也是关于人类生存的现实境遇的，只是它不溺于现象，而专注于解释“内在的结构”。在展览开幕之际，肖恩·斯库利接受了界面文化的专访，从他的童年生活聊到了近期的创作突破。
肖恩·斯库利1945年出生于爱尔兰都柏林一个极度贫困的家庭，祖上曾是爱尔兰的王室。在爱尔兰的旧都卡舍尔（Cashel）埋葬着他的先人文森特·斯库利，文森特在克伦威尔进攻爱尔兰的战争中被杀害，墓碑上的长诗记录了战争的残酷。肖恩给自己的儿子取名叫奥辛·文森特·斯库利（Oisín Vincent Scully），不是为了纪念他的艺术启蒙者文森特·梵高，而是为了纪念这位先祖。
肖恩·斯库利和家人
四岁之前，斯库利一家都过着流浪者的生活，像吉普赛人一样，他们没有家，有时候被好心人收留，更多的时候则是露宿街头。对于四岁以前的生活，斯库利所记不多，但他清楚地记得1949年，在他4岁时，举家坐船逃往英格兰的航程：
“我记得当时水里有很多水雷，非常危险，如果撞到它们，船就会爆炸、沉没，我们都会死。我反复在做同一个梦，梦见我躺在浓雾之中，有一个图形在我眼前反复闪现。我向我妈妈描述了这个图形，我妈妈告诉我，那是一个十字架。后来我们的船迷航了，船长和船员们用竿子驱赶水雷，当时所有人都处于巨大的恐惧之中，船长忙上忙下，我记得他穿着深蓝色的衣服。后来我根据这段记忆画了一幅画，叫做“珍宝”（precious），那是一幅窗额画，画中画，外层的画好像在保护着里层的画，就像母亲和孩子。这是我第一次根据个人经历创作。”
肖恩·斯库利作品：《珍宝》（Precious）
斯库利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是在伦敦南部的贫民窟度过的。“我记得有一次我母亲和一个大块头的波兰女人厮打起来，你懂的，那种女人打架的方式，我母亲被她打中了几拳，踉跄地后退，于是我冲上去，一边抱住她的腿，一边大喊，‘不许你打我妈妈！’，她竟然一个没站稳，被我过肩摔了过去，那时我只有四岁。”
斯库利的母亲是一个很棒的歌手，最喜欢的歌曲是《奔放的旋律》（Unchained Melody），唱的是一条孤独的河流向大海的故事。她并没有成名，因为不够聪明，“我很像我的母亲，但是比她更有头脑，我母亲就如同一股自然的力量，像飓风，非常极端”。
年幼的斯库利会经常跟随父母去看歌舞杂耍表演（vaudeville），在战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些表演抚慰了英国人心中战争的创伤。斯库利的母亲也会登台，每次都是舞台上的明星。他们一家当时的邻居是一对丁克夫妇，丈夫是一位男扮女装的喜剧演员，他经常和斯库利的母亲一起表演。而每当假期来临时，斯库利的父母都会四下搜寻各地的“才艺大赛”，然后全家就会到这些比赛的举办地去度假，“因为我母亲总是能赢，100英镑的奖金在当时可是一笔巨款，我们就有钱去度假了”。
十几岁的时候，斯库利每天早上都会用凯洛格的玉米片（Kellogg’s cornflake）作早餐，玉米片的盒子上，有一只鸡的图案。由于家里太穷，鞋子磨破了洞也舍不得买新的，于是每吃完一盒玉米片，他都会把鞋子放在玉米片的盒子上，拓下一个轮廓，然后沿着轮廓剪下来一块卡纸，当作新的鞋底。等到再磨破了，下一盒玉米片也恰好吃完，如此循环往复。
肖恩·斯库利的鞋 / 摄影：张之琪
有一次，斯库利居住的贫民窟里的一栋房子被拆了，一个男人从房子里取走了一些楼梯板，接着一群老鼠排着队从房子里走出来，然后四下逃窜开去。“它们原来是住在楼梯板下面的，每一种生物都有自己栖息的地方，我记得我当时看着它们，为它们感到非常悲伤，我从不害怕它们，它们也不会伤害到人”。
关于贫穷的记忆还有洗澡。家里的人一周才能洗一次澡，全家人共用一盆洗澡水，放在一个锡制的浴盆里，洗完之后，会把浴盆拎到室外，挂在墙上晾干。后来家里的情况好转，搬进了更好的房子，那里的浴缸再也不会移动，孩子们会故意走开一段时间，然后再回去，看看浴缸是不是还在原地。斯库利说，他的童年过得非常快乐，贫穷并不是一件坏事，反而是更多的钱和更多的压力带来了不快乐。
青年时期的斯库利是一个强硬的共产主义者，“比你们的国家还强硬”，他开玩笑说。在上世纪60年代的革命大潮中，他也曾是上街抗议越南战争和种族隔离的摇滚青年。“我曾经有一个摇滚乐队，后来我退出了，因为我想做一些更深刻、更永恒的事情。我热爱摇滚，摇滚对于解放世界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我还是决定做一个艺术家，因为我相信艺术使人变得神圣，一个没有艺术的世界是不值得生活的，就像是在乔治·奥威尔的小说里一样。”
进入艺术学校之前，斯库利在伦敦一家印刷厂当过学徒。学徒期间掌握的喷漆、滚漆等技法被他用在日后的创作之中，“我想表达艺术和无产阶级生活之间的联系”，斯库利说。他想要创作大众的艺术，然而在他眼中，波普艺术是被夺去了精神内核的，他承认，在某种意义上，他的作品是所谓“高雅艺术”（high art），甚至是半宗教意味的，有非常强烈的精神取向，但从创作者的初衷而言，他知道他的作品和普通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对于斯库利来说，这是一种内在的两难，“我努力想要创作贴近人民的艺术，但人民可能觉得我疯了，所以我总是在自我阐释，我很乐于向人们解释我的作品”。
肖恩·斯库利用油漆滚筒创作的作品：《覆盖（之一）》（Overlay #1）
从伦敦来到美国，是斯库利一生中重要的转折。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的艺术圈被欧洲人全面“攻陷”，斯库利迎来了他的时代，那些大尺幅、情感丰富的画作，使整个美国为之疯狂。而对于斯库利来说，纽约却是一个异常残酷的城市，“艺术圈和商业圈的关系太紧密了，制造了一个狗咬狗的环境，更重要的是，纽约是一座具有强大欺骗性的城市，它逢人便说，‘欢迎来到大苹果城！’，但事实上，大苹果早就被人吃空了，只剩下苹果皮，它只是一个幻象，纽约不欢迎任何人，尤其是纽约的艺术圈。”
斯库利的成品作《后与前》（Backs&Fronts）
到了纽约之后，斯库利的大部分创作都是以城市经验为主题的，“文化，在本质上就是城市的，这是我们创造的现实，其中包含着我们珍重的价值，而对自然的热爱则是我们的天性。”斯库利说，“我的作品是都是关于一个重复的结构的，关于一个不断自我复制的二元系统，在我看来，所有的东西都是根据这一原型建造的，从前是，未来也会是，这就是当代生活。”
《四倍网络》（Quadruple Grid)
更重要的是，斯库利总会在重复的结构中，植入一个即兴的变奏，打破这种纯粹的、静止的秩序。“因为我想把权力还给人民，我是一个非常叛逆的人，当代的城市生活在为我们服务的同时，也在压迫我们，我试图去反抗它。我希望将权力还给人民，希望我的作品能给人们以力量，在象征的层面给他们以可能性，我的作品总是关于如何在我们赖以生存的物质世界里寻找自由，就好像一座有出口的监狱。因此我的作品是非常现实的，它是关于我们的现实境遇的，我的每一个笔触都是苍劲有力的。”
《插入》（Insert）
斯库利从2008年开始创作他的“多利安”系列（Doric Series），多利安是古希腊的一种建筑风格，代表了最古老、最简洁的秩序。斯库利说，多利安系列是他写给希腊的一封情书，2008年正是希腊在世界金融危机中受到重创的一年，他想对这一西方文明的源头致以他的敬意。同时，这也是一封对于“宗教法西斯主义”的警告，是艺术家对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回应。在斯库利看来，多利安式建筑是非常质朴，它是一个开放的内部空间，“这是一个非常美的隐喻”。
多利安系列画作都是长宽比2：3的尺幅，非常经典的构图，但又有鲜明的手作痕迹，色块之间的边缘是非常柔软的，包含着流动的可能性，是宽宥、和解和变革的象征。多利安系列的首次公开展出正是在雅典的贝纳基博物馆，展厅也是一个2：3的多利安式希腊神庙，对于斯库利来说，那是一个异常美好的瞬间。
《多利安·塞勒涅》（Doric Selene）
而在他近期创作的“路线”系列（Landline Series）中，斯库利第一次放弃了纵向的色块，放弃了对建筑的指涉，也放弃了二元的结构，对于斯库利本人而言，这是一个重要的突破，意味着他开始渐渐脱离了蒙德里安的影响，“他甚至都不再是我喜欢的艺术家，但是，你懂得，那种不喜欢就像是不喜欢自己的祖父”。
斯库利和“路线”系列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