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界各地的大型博物馆里，有些真正伟大的艺术作品隐匿在公众视野之外。为什么我们不能看到它们呢？本文带你探索其中缘由。
数据证明一切。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永久收藏品里，巴勃罗·毕加索的作品有1221幅，而目前，参观者只能看到其中24幅。概念艺术家里，只有加利福尼亚的埃德·拉斯查的作品在展出，展出作品数为145部。超现实主义家胡安·米罗？他的156部作品中有九成在展出。
泰特现代艺术馆、大都会博物馆、卢浮宫和现代艺术博物馆看起来有巨大的展览空间，但是，属于世界顶级艺术机构的（在许多国家，属于纳税者）大多数艺术品一直都远离公众的视野，被收藏在温控的、黑暗的、精心排列的贮藏设施里。总体的百分比数会让我们更吃惊：泰特现代艺术馆展出了20％的永久收藏品，卢浮宫展出了8％，古根汉姆博物馆只展出了3％，柏林画廊——柏林的一家博物馆，其使命是展出，保存，收藏柏林的艺术品——展出了2％。这些展出作品包括近6000部雕塑和绘画作品，80000幅摄影作品，以及包括乔治·格罗兹和汉娜·霍克在内的艺术家的15000部绘画印刷品。
“我们没有空间去展出更多”，柏林画廊的主管托马斯·科勒（Thomas K·hler）说。他解释说馆内有1200平米的空间展出那些几十年来通过购买和捐赠得到的作品。“博物馆储存记忆或文化，”科勒说。但是，在这里，同世界上的其它博物馆一样，许多艺术作品几乎从未见过天日。
空间不足只是其中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流行：一些艺术品不再符合机构的管理员的管理宗旨。有些著名艺术家的少量作品也会被淘汰——他们的成功之作被挂在博物馆的墙上；不合时宜之作被遗忘在平面文档里。随遗产捐赠而来到博物馆的艺术品“可能会在板条箱里呆上几年，等着被分类整理，”科勒说。有些作品被贮藏是因为作品脆弱或有损伤——不同的机构有不同的贮藏和轮换制度，这个要看藏品的性质和类别。伦敦国家美术馆运用双悬挂系统，因此提高了其永久藏品的在展数量，维也纳的阿尔贝蒂娜博物馆拥有超过100万部早期绘画大师的绘画印制品——它们中的许多有好几个世纪的历史，并且很脆弱。因此，这些作品的展出比率很低，即使大部分这类作品就存放在馆内。（其它博物馆都把收藏的作品秘密地放在馆外的储藏库里。）
“人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只有5％的国家藏品可以展出，”英国籍的馆长雅斯佩尔·夏普（Jasper Sharp）说，他是2013年威尼斯双年展上的奥地利馆的馆长。因此，许多艺术机构都在努力提出各种方法来展示更多的作品。“我们在开放藏品上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夏普补充道。除了把永久藏品进行数字化图像处理（这也是许多大型艺术机构正在做的事），另外一个展示藏品的方法是由舒克拉格现代博物馆（Schaulager）提出来的“仓库展览”——在舒克拉格现代博物馆，参观者可以在滑架上、玻璃后看到已经被存档的或正在修复的作品。赫米蒂奇艺术博物馆（Hermitage）的贮藏设施2014年面对公众开放，并且为那些久未露面的藏品配备了解说导游；许多美国博物馆，比如布鲁克林艺术博物馆也已经建立了公众可参观的贮藏中心。其它博物馆扩大了馆体——泰特现代艺术馆、现代艺术博物馆和大都会博物馆是目前几个正在扩建的机构——打算增加空间以供永久藏品的展出。
现在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有“仓库展览”——或者博物馆扩建以使所有的藏品都能展示出来，像一个数据库那样——所以这里举例来说明为什么有些精彩的作品不常能看到。
阿尔布雷特·丢勒（Albrecht Dürer），《年轻的野兔》（1502）
阿尔贝蒂娜博物馆，维也纳
丢勒著名的水彩水粉画《年轻的野兔》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杰作；它的色彩渲染无可挑剔，成为随后几个世纪水彩画的评判标准。作为“维也纳非官方吉祥物”，这部画在纸上的作品也是阿尔贝蒂娜的珍藏作品，但是却不经常被展出。它最多只能被展出三个月，之后的五年都得呆在湿度低于50％的、黑暗的贮藏室里休养生息。2004年，它被展出了短暂的一段时间，这距离上次出展已有十年，2018年它将会再出现一小段时间，之后就又得被贮藏。阿尔贝蒂娜博物馆收藏有几百万部纸质作品，而根据副馆长克里斯提·贝内迪克（Christian Benedik）的说法，因为纸质作品的易损性，“只有不到1％——甚至只有0.1％——的藏品可以被展出”。但是该博物馆得到了其最初的所有者（部分哈普斯堡皇室家族）的授权，给每一幅绘画作品都做了更方便展出的摹本，当然，《野兔》也有一个摹本。谷歌文化研究所做的十亿像素的《野兔》是数字化可视的——能更好的观察兔子栩栩如生的眼睛。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tise），《游泳池》（1952）
现代艺术博物馆，纽约
亨利马蒂斯的《游泳池》是一幅巨大的剪纸作品，作品由连绵起伏的深蓝色波浪以及游泳者组成，这幅剪纸作品原本是用来装饰这位艺术家在尼斯的餐厅，现在出现在了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举办的名为“亨利·马蒂斯：剪纸艺术”的展览上。现代艺术博物馆在1975年得到了这部作品，但是将近20年它未曾露面。它的麻布底衬已经褪色、变得脆弱了；蓝色剪纸下面的白色横饰纸带已经被染色了。这个展览展出了马蒂斯后期的主要作品系列，而《游泳池》这部作品经过长期修复而展出无疑是展览备受好评的原因之一；展览结束后，这幅剪纸将被取下再次送回专门定制的、温度适宜的贮藏箱。但是，这部作品的暂时撤回也不是完全不合常理——一部艺术作品的修复常常需要几个月，而更新甚至需要几年。
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印第安红土地上的壁画》（1950）
德黑兰现代艺术博物馆，德黑兰
在伊朗国王统治的最后几年，即在石油热泛滥的那段时期，伊朗王后法拉赫·巴列维收集了大量的现代艺术作品，现在这些作品值几十亿美元。从1977年德黑兰现代艺术博物馆开放到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人们可以在该博物馆里看到毕加索、波洛克和沃霍尔（还有其它许多家喻户晓的艺术家）的作品。1979年伊朗革命期间，这些艺术品被认为是“西式的”，即堕落的、不适宜展出的。博物馆管理员偷偷地把这些艺术品转移到了一个温控的地下室，在那里，它们不仅免于受到极端气候的影响，也免于遭受兵戈相见的革命的损害。这些艺术作品经常被借给其他世界级机构，但它们在德黑兰的展出取决于谁在当政——2005年，一些作品在这里登上了流行艺术秀或欧普艺术秀的展台，但是任何描绘裸体或带有同性恋色彩的作品都还在被贮藏着，比如，培根的《躺在床上的两个人和侍者》。
弗兰茨·马尔克（Franz Marc），《蓝色大马》（1911）
沃克艺术中心，明尼阿波利斯
今天的沃克艺术中心建立于1940年，它的第一部收藏品是德国画家弗兰茨·马尔克《蓝色大马》。这幅画——希特勒认为它是“堕落的”，1941年它被卖给沃克的那天是原子弹落到珍珠港那周的最后一天——代表该博物馆转而开始收藏现代艺术作品，在当时这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那之后的几十年，沃克的管理重心发生改变了：该博物馆因其20世纪60年代后的收藏品和表演项目而闻名，并且这幅画很少被展出。“它已经成为其中一个很少被展出的重要的收藏品了，”馆长埃里克·克罗斯比说。“这个作品对沃克在20世纪40年代的使命至关重要——但由于当代艺术已经发生了改变，我们很少有合适的机会展出它。”然而，马克的作品现在正在沃克特殊的周年纪念展上展出，展览的名字叫《沃克艺术中心75年的收藏品》，展览将会持续到2016年9月。
爱德华·金霍尔茨（Edward Kienholz），艺术展
柏林画廊，柏林
爱德华·金霍尔茨和南希·雷丁·金霍尔茨（Nancy Reddin Kienholz），《艺术展》，1963－1977，柏林画廊
柏林画廊很少展出美国艺术家爱德华·金霍尔茨的《艺术展》——这一作品是个规模巨大的设置，内容是一群戴着呼吸器的观众正在看展览——只是因为它需要占用馆内一个完整的展厅。据该博物馆的馆长托马斯·科勒（Thomas K·hler）说，金霍尔茨的作品是集合艺术品，需要花费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来进行恰当的组合。部分作品零件——比如，一个塑像的复古眼镜——也常常需要替换掉，这使得修复团队不得不跑去跳蚤市场找对应的零件。
加冕地毯（1520－30）和阿达比尔地毯（1539－40）
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洛杉矶
现在要讲一下处于不同时期的两条地毯的故事。参观过 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的人都知道阿达比尔地毯。为了保护它历经了几个世纪的脆弱纤维，这片精致鲜艳的波斯织物一直被覆盖着，每小时只被揭开10分钟。但是在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有一个略小的版本，在它旁边有一个相似的地毯叫加冕地毯，叫这个名是因为1902年爱德华二世在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的时候，这条地毯就铺在宝座的前面。洛杉矶郡艺术博物馆也很少展出它们，因为它们尺寸很大，对光又极其敏感。对待地毯需要极其小心：与加冕地毯同时期的一条地毯现在只剩一块碎片了，正在柏林的伊斯兰艺术博物馆展出。
提诺·赛格尔，《这个是宣传》（2002）
泰特现代艺术馆，伦敦
生于英国、定居柏林的提诺·赛格尔彻底颠覆了艺术的存储方式。作为一种表述型艺术——它并不是由赛格尔来展现，而是由他训练的“阐释者”来呈现——它是没有实体的。不同于这个领域的其它艺术家，赛格尔也规定不准以任何形式来记录他的作品——禁止拍照、记录、发布新闻；只能亲身体验。这一规定甚至延伸至他同博物馆签订售卖合同时——泰特现代艺术馆在2005年购买了赛格尔的《这个是宣传》，这一作品的售卖就是口头执行的。在现场的有赛格尔，买方，一名律师和一个公证人；围绕这部作品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都只存在于特定的人的记忆里。所以《这是个宣传》（你能看到展厅警卫对每一位进来的参观者说“《这个是宣传》，你知道的，你知道的，《这个是宣传》，提诺·赛格尔，《这个是宣传》，2002”）只存在于参观者的脑海里。你可以想象一下。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