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克尼的朋友们曾经列了张单子“霍克尼的七宗罪”：固执、听不进去劝、常不故意地冒犯到别人、喜欢挑逗不如他聪明的人、对犯了错误不在意、自己在理的时候就耍脾气、太喜欢散步和洗澡。

　　霍克尼的姐姐Margaret从小就觉得弟弟十分成熟、聪明，他的成绩也证明了这一点，在上小学时，霍克尼曾在280分满分的总成绩中取得了274分，班级排名第一位。但老师也不止一次因为他在考试时无聊往卷子背后画老师肖像而训霍克尼，这也没能让他停止。在布拉德语法学校时，只有差生班才教绘画，于是霍克尼说服老师把自己“调”到了差班。

　　对于自己的性取向，霍克尼很小时候就心知肚明。“在男童子军出去野营的时候，我比较调皮，经常钻进别人的睡袋里玩。大家都是小屁孩，经常胡乱打闹。我那时就觉得和男生一起野营是件很性感的事。”

　　霍克尼的父亲是个坚定的个人主义者，他常常购买《苏联周刊》、《中国新闻》、《时代周刊》、《曼切斯特报》、《每日新闻》、《和平报》、《工人日报》等，让霍克尼和其他子女读不同报纸对同一件新闻的报道，并发现每个报纸的角度和态度都大不一样。这给年少的霍克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永远要去追寻真相，不用在意身边的人怎么看你。”

　　霍克尼的“时尚经”在小时候就成型了不少，那时家中虽然不富裕，但他的穿着总是能让别人印象深刻，“不是有钱才能穿出风格，你的态度决定了风格。我会穿让我显的特别，看上去又有些反讽的衣服。”

　　霍克尼中学毕业时，意识到自己在家乡永远不可能有什么艺术成就，决定考取伦敦艺术学院。小镇上的居民常常能看着他推着一辆婴儿车（他失业的父亲靠翻新婴儿车养家糊口），车里装满了画架、颜料、画笔，走在路上，见什么画什么。“我住的小镇也许又脏又破，但只要观察的足够细，就能看到它的魔力！”霍克尼日后的绘画也有这个特点，他的风景画色泽饱满、富有生机，但这些静物在外人眼中，往往都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大树而已。

　　尽管和父亲一样是个反战主义者，霍克尼仍然在二战初期报名了兵役，在部队医院里帮助病人。他常去太平间转悠，有时候还在那里吃午餐。

　　22岁考入英国皇家艺术学院后，霍克尼终于可以专心绘画，爱玩的他起初和同学们水平相当，但很快老师就发现他是全班最勤勉的学生，“如果午餐时候我们没看到霍克尼，他一定还在教室里画画。”

　　刚入学时，同学曾经嘲笑霍克尼厚重的北方口音，霍克尼没怎么生气，他看着嘲笑他的人的画说：“我要是画得像你一样差，我就把嘴闭上。”

　　在皇家艺术学院期间，美国艺术给了所有人不少冲击，霍克尼发现在毕加索、培根之外，罗斯科、波洛克的艺术有一种更自由的表达，但他的老师从来没教过这些，“估计他们也看不懂美国艺术。”他开始转变画风，先画了教室里的骨架，用了6周的时间，这些绘画中的技巧让他在学院出名，甚至有同学花钱买他的素描。

　　霍克尼爱玩、搞怪的性格一直没变，在和大学同学去国家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他的朋友Norman Stevens累的在长椅上睡着了，霍克尼撕下一页笔记本，用粗黑体写着“请勿打扰（DO NOT DISTURB）”放在他身上，然后带着其他朋友安静的撤退了。

　　朋友们曾经想撮合霍克尼和一个漂亮的女同学Terri MacBride在一起，但霍克尼花在画画的时间上比和她约会更多，“我很早就知道自己不喜欢女生，我哥哥Paul订婚的时候我就在想，‘我以后肯定不会结婚的’。我没觉得自己这样想算正常，但是我也意识到自己在绘画上有多大的天赋，所以我从来就不是普通人。”

　　在校时，霍克尼曾经为绘画内容而苦恼，朋友R.B.Kitaj的话点醒了他，“你的画应该是对你感兴趣内容的深入探索，政治、文学、关系、素食主义等等题材都可以。”霍克尼开始将绘画视为谋生手段之外的媒介，他日后最感兴趣的话题便是“人类如何再现这个世界”，表现方式也不局限于风景画、拼贴等手段。

　　工作时，霍克尼拒绝任何打扰。所以他通常比同学早2个小时到皇家艺术学院的画室，“大家通常10点到，然后开始漫天聊天，边聊边画。”霍克尼这会儿就开始画不进去了，“我还发现，吃过午饭之后，最多只能画一个小时，到了3点大家觉得一天混完了，开始聊天，抽烟。”这让霍克尼更痛苦，因为他兜里老有烟，人们总是过来借一根，然后聊天不走。霍克尼会在这会儿去空无一人的影院看电影，到了6点画室没人的时候再回来继续画。

　　霍克尼是古典音乐的爱好者，但受哥哥John影响，听了猫王、Tommy Steele和Cliff Richard的音乐，他喜欢Cliff Richard身上的性感气质，早期的绘画《玩具男孩》便以他为原型创作而成。而《我们两个男孩紧紧胶着在一起》则是以同班同学Peter Crutch为原型，霍克尼很喜欢Peter，可惜后者是直男，而且有个时髦的女友Mo Ashley。不过他还是和这一对情侣成为了很亲密的朋友。

　　霍克尼出柜时，他的母亲是从收音机里得知这个消息的，尽管如此她还是给儿子写信说，“在所有的孩子中我对你的关注最多，也许是知道当你需要理解和爱的时候，很多时候我无法帮你排解。”

　　1956年，霍克尼去看了一场梵·高的展览，发现梵·高在画里能用一整管的蓝颜料来画天空，他觉得梵·高简直土豪，自己也想这么做，但颜料很贵。他想出了各种招数来筹钱买颜料，有一次他和朋友去画运河，画完后他说，“给我六便士，我就从运河跳下去。”拿到钱后他真的跳了。

　　梵·高的笔触（上）与霍克尼的笔触（下）对比

　　霍克尼26岁刚从伦敦到纽约的时候，在电视上看到一个染发剂的广告，“金发的人乐趣更多！”他马上也把自己的头发染成了金色，这个发型和他的圆眼镜、鸭舌帽一起，保持到现在。

　　在纽约，霍克尼的版画被现代美术馆馆长买走了两幅，他还打入了安迪·沃霍尔的朋友圈，沃霍尔比霍克尼大9岁，但非常喜欢这个机灵的男孩，为他画了《名人系列》的波普画像（同系列中有玛丽莲·梦露、伊丽莎白·泰勒等人），还在自己的电影里记录了霍克尼的面孔，霍克尼对着镜头说：“我什么也不想做，我只想当一名艺术家。”

　　上世纪60年代就出柜的霍克尼作为同性恋中的代表，时常需要在公众面前替这个群体发声，一次，他与好友R.B.Kitaj并肩站立，全裸登上了The New Review杂志的封面。

　　霍克尼在加州大学（UCLA）教课时，全班都是“海滩男孩”，霍克尼觉得他们不是诚心来学习艺术的，书也教的不是很开心，直到碰到生命中第一个恋人，他的学生Peter Schlesinger，“我第一眼看到Peter的时候就觉得，他就是个年轻的加利福尼亚的化身啊。”而Peter对霍克尼的第一印象则是：“染成白色头发、穿着番茄红衬衫，打着白绿点领结，头戴配套帽子，带着圆圆的黑框眼镜，有着英国约克郡口音、上课风趣幽默的老师。”

　　Peter十分不喜欢烟味，但霍克尼自年轻时就是个老烟枪了，每天烟不离手，在和Peter同居的日子里，他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戒烟。（这倒是让霍克尼的妈妈十分开心，为了吸烟这回事，她已经担心了儿子很多年）。但霍克尼还是没能完全戒掉，“我是个快乐的老烟枪”。在2015年4月来北京中央美院做讲座时，霍克尼也照常点了一根烟（当然，没人敢拦着）。

　　上世纪70年代起，霍克尼虽然常住洛杉矶，但在伦敦仍然知名度十分高，在《泰晤士时报》上，披头士乐团曾经买下了1页的版位，邀请艺术界64位知名人士联名签字，要求大麻合法化，霍克尼就是受邀签字的艺术家之一。这个要求也的确符合他的心意。

　　1969年，霍克尼带着一摞成人同志杂志回英国，在伦敦希思罗机场的海关被没收，霍克尼愤愤不平地请了律师打官司，直到杂志上贴着“竭诚为您服务（On Her Majestys Service）“的卡片一并寄到家中才作罢。

　　霍克尼的工作室出奇的干净，笔一定洗干净了放进笔筒、颜料一定放得规规矩矩，涮笔的罐子什么时候都装着清水，摆成一排。

　　他承认自己平时有些邋遢，每当人们说“天哪，你太乱了”的时候，他就说“那是因为我条理比你们要清晰很多，你们觉得乱七八糟的地方，我能看出它们的秩序！这就是为什么你们觉得乱的地方，我却不觉得如此。”

　　多年前霍克尼有两条腊肠狗，它们常常听话地陪着霍克尼画画，为此艺术家还在工作室中给它们准备了一个垫子以免它们趴在地上着凉，霍克尼很喜欢它们，还画下了不少它们的画像，出版在《大卫·霍克尼的小狗时光》一书中。

　　在巴黎做舞台设计的时候，霍克尼和导演争执起来不消停，后来导演也发现了让他主动闭嘴的方法：“对的大卫，你说的是对的，嗯……这个问题我们两个星期前不是就同意过了吗？”

　　霍克尼的“水花”系列收获了一系列好评，但泰特美术馆的前馆长Norman Reid爵士却并不欣赏，他为泰特购买了一系列抽象画，唯独没有买下霍克尼推荐的自己的作品，霍克尼感到这是对自己过去20年来创作的不尊重，他直接找到Reid，冲着他说“你这个悲哀的小屎球！”事后Reid馆长虽然承认自己的审美影响了泰特美术馆的收藏，但并没有道歉。

　　霍克尼的一个朋友在监狱的时候，他送去了一本《弗莱彻建筑史》。霍克尼觉得建筑史就是人类的历史，他也喜欢这本书中图片的用光。这位朋友在狱中看完了，出狱后告诉过霍克尼，这是他第一本认认真真看下去的世界史书籍。

　　1981年来中国之前，霍克尼就对《中国日记》这本书有个想法：它写出来应该像三个小学生第一次出远门一样新鲜。

　　1981年来中国时，他听说中国人都喜欢照相，就带来了好几个宝丽来相机。当他坐下写生的时候，总有人围着他看，他就拍照送给当地的大人和孩子。

　　霍克尼曾经的情人Ian Falconer说，“当时我在艺术院校学习的时候，还没有在霍克尼身边学的多，他会教会告诉我绘画的技巧，比如不要把白色混在颜色中，这样会显得死气沉沉。还教会我不同的铅笔能够画出不同的效果。”

　　上世纪80年代时，霍克尼曾对朋友说，“我身边时刻都需要性感的人，Ian在我旁边就是最好的灵感，光是看着他都会让我激动。”迎来新恋人的时候，霍克尼高兴地把洛杉矶的家中重新涂了漆，里外都变成了鲜明的亮色，就像一个孩子的游乐园，连家具都被重新上色，“就像住在马蒂斯的画中。”

　　以前的情人Gregory Evans曾说，“霍克尼的世界中没有妥协，只有他自己。”

　　霍克尼在1967年才拥有自己的第一台相机，是35mm的Pentax，他马上就玩上了瘾，不停地拍身边的人，每年都拍满4、5个相册，到了1981年，他已经拍了2万张。

　　得知霍克尼的摄影，1981年巴黎蓬皮杜美术馆邀请他与摄影大师曼·雷、绘画大师罗伯特·劳申伯格一同举办摄影展，霍克尼推脱不过同意了，但说“你们自己来挑照片吧，我从我的照片中找不到主题。”

　　如果可以邀请5个人一起吃晚餐，霍克尼会邀请毕加索、弗朗西斯科·戈雅、伦勃朗、米开朗基罗、歌德。邀请歌德是因为对他了解不多，但觉得歌德会是个有趣的健谈者。

　　在用宝丽来相机拼出多点透视的图片后，霍克尼十分兴奋，在家中走来走去，半夜也会来到工作室看这幅作品，还会半夜叫醒朋友一起来看。“他只睡两个小时，叫醒我们看完后，自己又回去睡了两个小时，但我们再也睡不着了！”

　　1982年，听说了英国和阿根廷之间的马岛战争后，霍克尼情绪非常差，“一堆愚蠢的人犯的愚蠢的错误！我们应该给这个地方扔几千本马蒂斯的画册，告诉当地人生活有多美。

　　霍克尼的拼贴照片在市场上受到了一定欢迎，朋友建议他用更好的相纸，可以保存50年，他说“相纸会慢慢旧的，艺术家的名声也是，没有什么可以保障这一点。”他刻了一个橡皮印章：“不推荐投资，只凭爱好购买”

　　霍克尼觉得自己的拼贴作品也可以十分性感，“以前一张裸照你看一眼就过了，但我的照片取了不同视点拼在一起，可以从头看到尾，都是不一样的。”当恋人Ian Falconer的父亲生病住院的时候，霍克尼给老人家带去了玛丽莲·梦露的拼贴作品，贴在他的病床前，“这样他每天都有性感的裸体可以看。”

　　只要霍克尼的工作进行的顺利，什么都影响不了他高兴的心情。记者Marina Vaizey在Sunday Times报纸写道：“他是个能让人喜欢的艺术家，不仅接受访问也办讲座，他的艺术和他的态度一样容易被人接受。”

　　1985年，法国Vogue杂志邀请霍克尼为12月的圣诞专辑设计40页的内容，“一开始我是拒绝的，我不了解时尚，也不感兴趣。但后来我想了想，在一整本都是单点透视的照片中，我可以做40页不同的内容，这让我有了些兴趣。”法国Vogue原本以为霍克尼只会拿一些老作品来凑数，谁知霍克尼从编辑到排版全部一手操作，连页码都要过目。“最后它变成了我的一件作品，可以让大家看到透视的效果。

　　2010年，苹果刚推出iPhone不久，朋友就送了他一台，如今霍克尼用iPhone用的很溜，发起短信来速度完全不输给年轻人。

　　尽管霍克尼曾接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颁发的荣誉勋章，他也拒绝了为女王画一幅肖像画的邀请，“我对拍马屁不在行，”霍克尼说。

　　卢西安·弗洛伊德曾经给比自己小15岁的霍克尼画过一张肖像，“我给他当了127个小时的模特，等我要画他的时候，他只给了我3个小时。”不过那一百多个小时过的很快，“弗洛伊德很幽默，我们聊了很多彼此的熟人，他总是知道每个人的八卦，把我逗的一直在笑。”

　　霍克尼生命总最黑暗的时间是上世纪80年代，那时在圈子中，很多人都死于艾滋病，霍克尼很长时间都趴在床上不肯下来，好友们每天都去安慰他。

　　2012年，霍克尼在家乡约克郡最喜欢画的一棵大树“图腾”被人锯断，霍克尼伤心不已，同年他又中风不起，无法绘画。而第二年的春天，他的一个助手在屋子里自杀身亡，那段时间是霍克尼生命最黑暗的时间，但他没有停止绘画，而是画出了至今最著名的《春至》系列。

　　2015年4月在北京，78岁的霍克尼对我们说，他在1981年来中国时，在桂林碰到了一个8岁的小男孩，有点怕生，霍克尼把自己随身带的蜡笔掏出来，演示怎么用，小男孩很快拿过来画的有模有样，霍克尼到现在都觉得他是一个小毕加索。“现在他应该已经40多岁了”，霍克尼对我们说，“我希望他已经成为一个出名的艺术家了，我希望能再见见他。”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