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望世界上几个著名的艺术区，蒙马特高地与蒙巴纳斯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艺术流派的变迁；格林尼治村死于抽象表现主义与波普艺术；圆明园艺术家村死于意识形态；苏荷区死于商业化；艺术区和切尔西区正在死亡倒计时当中……而衡量一个艺术区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还活着或者活了多久，而是看它曾经发生过什么？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什么？
蒙马特高地
蒙马特高地
西方的文艺青年未必喜欢苏荷，但是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蒙马特。法国巴黎的蒙马特高地孕育了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从蒙马特走出去的艺术家又创立了超现实主义，作为现代艺术发源地的蒙马特高地，一直以来被认为是最神圣的艺术区。
后世的人们给曾经生活在蒙马特高地的艺术家写回忆录，题目当然是《大师传》，但是如果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前10年里，给生活早蒙马特的艺术家写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只能是《艺术屌丝传》。蒙马特高地曾经聚集了几千名诗人、作家和艺术家，许多现代艺术的大师，如保罗·高更、卢梭、塞尚、马奈、梵高、莫奈、雷阿诺、德加、毕加索、布拉克、莫迪利亚尼等在蒙马特高地都曾经有过一段艰难岁月。20世纪初，毕加索是蒙马特的精神领袖之一，毕加索的蒙马特生涯也极具代表性，我们可以通过毕加索在蒙马特的日子，看到当时的先锋艺术家的窘困、荒诞、反叛、精彩的生活。
1904年，毕加索第四次从西班牙来到蒙马特高地，与所有蒙马特艺术家一样，作品难以卖出，生活非常艰难。这时的毕加索正在经历坎坷的“蓝色时期”，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作画，常常问自己三个问题：如何生活？如何绘画？如何吃饱？这也是蒙马特的所有艺术家每天都问自己的问题。
雕塑家帕克·杜里奥给毕加索介绍了一间房子。这栋形状如毕加索作品一样“怪异”的房子原本是一个钢琴生产车间，艺术家们用木板隔成一些小房间。房间的隔音效果非常差，脚步声、歌声、叫喊声，床铺的吱嘎声夹杂着男欢女爱的声音……当时的毕加索对这里非常满意，他的好友诗人马克斯·雅各布给这座房子起名为：洗衣船。许多年以后，蒙马特的“洗衣船”这个名字随着艺术家的成功而名扬世界。
毕加索住在“洗衣船”的最上层，房间的入口处的门板上用粉笔写着“诗人会晤处”。推开这块门板，映入眼帘的是一个狭窄的小房间，此处肯定是全巴黎PM2.5最高的地方，屋内充斥着浓重的黑烟丝、煤油、颜料和发霉的地板散发出的怪味。等到访客的眼睛逐渐适应室内的昏暗光线，依稀可以看到脏到说不出颜色的地面上——陈丹青的老师会喜欢这块地面，他说过调到说不出什么颜色就是最好的色彩——摆着一个生锈的火炉。一个洗脸盆上搁着一块破毛巾，旁边一块黑色的肥皂。屋里一把椅子、几个三角架、不同规格的画布、地面上到处散落着颜料管、画笔……整个房间唯一不让人生厌的就是床上的那件尤物——毕加索23岁的新女友费尔南多。
尽管当时的人们把蒙马特高地的艺术家看作是一群怪人和流浪者，但也有一些浪漫的上流社会的先生小姐兴致勃勃地来到蒙马特高地的酒吧猎奇一番，甚至去到艺术家的家里参加聚会。先生们对艺术家的女模特有着浓厚的兴致，女士们则对艺术家的狂野生活充满好奇。当他们从小汽车或者漂亮的马车上下来，走进艺术家之家时，破败、肮脏的家具和潦倒的生活方式，让他们目瞪口呆，浪漫的幻想瞬间破灭——事实上，这种波希米亚风格的散漫和凌乱并不是毕加索独有，也有不是蒙马特高地的艺术家所独有，许多年后的格林尼治村、苏荷和圆明园艺术家村都可以看到似曾相识的场景。
从1880年开始到1910年的30年间，许多现代主义的艺术家在巴黎的这块高地上浪荡、挣扎、狂欢、迷失，当他们的艺术不被社会和人们所理解的时候，他们聚在一起抱团取暖，在窘困寒酸的日子里相濡以沫。当他们的作品受到市场的肯定，成为艺术史的经典之后，他们骄傲地戴上荆棘冠，各奔前程，相忘于江湖。
1911年之后，许多艺术家离开了蒙马特高地，有的是因为发达之后另觅新居，有的是因为各种闹剧被警察驱逐。蒙马特高地在1910年开始衰败，最后成为著名的旅游点。蒙马特高地作为现代主义艺术的发源地，在艺术史上留下一个“黄金时代”。[NextPage]
蒙巴纳斯
蒙巴纳斯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许多蒙马特的艺术家跟随着毕加索跨越塞纳河来到左岸的蒙巴纳斯，蒙巴纳斯的瓦万大街取代了蒙马特，成为艺术家的集聚点。丁香园酒馆不再有艺术家的舞会，因为那里已经成为欧洲各国小资的根据地，茴香酒从六个苏涨到八个苏。艺术家们把阵地转移到瓦万大街的两家酒馆，以及愿意让穷艺术家想待多久就待多久的园亭咖啡馆。
人们发现毕加索整天在园亭咖啡馆附近逗留，已然成为蒙巴纳斯的“陀地”，蒙巴纳斯取代蒙马特高地已成定局。1913年，作家阿波利奈尔在《法兰西信使》杂志上正式宣告蒙巴纳斯成为现代主义艺术的新地盘。
最早来到蒙巴纳斯的是一些东欧艺术家，他们在家乡受到反犹太主义的歧视，背井离乡来到巴黎，因为他们听说在巴黎可以自由地创作和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当然，巴黎没有让他们失望，事实证明，20世纪初的巴黎就像今天的纽约，那是全世界艺术家的首都。
除了毕加索之外，活跃在蒙巴纳斯的还有意大利人莫迪利亚尼、俄罗斯人苏丁、法国人马蒂斯、德奥尔……等等数以千计的诗人、作家和现代派艺术家。
从蒙马特高地来到蒙巴纳斯的毕加索如今阔了，西装革履，手腕上戴着金链，口袋里插着精致的绣花手帕，他的西班牙朋友都认不出他了。但是在当时的蒙巴纳斯，饥寒交迫依然是大多数艺术家的生活主旋律。
今天的国产小资所钟爱的波希米亚时装，以布料繁多、装饰繁复、设计繁琐而闻名，而当时蒙马特高地的这一群波希米亚的祖宗们，却穷到布也不多一块，他们的衣服常常是公用的，甚至餐巾都是公用的，阿波利奈尔曾经写过一首诗：《诗人的餐巾》，描述穷兄弟们一起聚餐时常公用一块餐巾，每人用一个角。实在没钱的时候，就去农民家赊账——当地的农民也藏有不少大师的作品。
蒙巴纳斯的卢梭非常贫寒，家门上贴着硬纸板的告示——家教：素描、油画、音乐，收费低廉。卢梭每周煮做次饭，吃了第一餐之后就把锅放在床底，那就是未来几天的口粮，有时候穷兄弟们闻风而至，一次就吃完他几天的食物。他也跟其它艺术家一样常常用画作来抵债，后来纽约现代艺术馆来蒙巴纳斯寻找他的画作时，在一个当地农民家找到一幅，又在一个水管工家里找到一幅……
马蒂斯作品在今天的拍卖纪录是3360万美元，但是蒙巴纳斯时期的马蒂斯房租都交不起。有一次他让夫人扮成吉卜赛女郎，抱着吉他做模特，她睡着了，吉他摔坏了。当时家里仅剩一些饭钱，她坚持饿肚子省下钱去修理吉他，最后马蒂斯才能完成那幅绘画。
艺术家穷到连衬衣和领带都买不起，在去高尚场所消费时，用一块硬纸板镶在胸前画一根黑领带，这肯定不是周星驰的首创，艺术家雅里去音乐会的时候就经常这么干。雅里还喜欢随身带枪，见到任何让他不爽的人和事都会冲着墙壁、镜子开枪泄愤。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艺术家们纷纷离开蒙巴纳斯，有的参战，有的躲避战乱，还有很多人都获得了市场的认可，穷苦日子一去不复返。野兽派、立体派等各种先锋派艺术家在战争结束各奔前程。毕加索离开了；诗人马克斯·雅各布去了卢瓦尔河畔；荷兰人凡·东根穿着精致的手工外套，挽着女伯爵出入上流社会的聚会，白天把她们当模特，晚上在夜总会一掷千金；安德烈·德朗收藏了一系列的布加迪汽车和许多栋私人住宅、画室；勃拉克搬到了卢梭街，他不再与毕加索或者其他人来往。大多数艺术家都成名了，战后，他们放弃了四轮马车，换成新款汽车，奔向新时代。
1930年，留下来的超现实主义艺术家们不甘心目睹蒙巴纳斯的没落，蒙巴纳斯火车站附近的一家酒馆成为他们的新据点，但是他们对酒馆的名字——“马尔多罗”感到不爽。某个晚上，一批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围攻了这家酒馆，砸掉了酒馆的玻璃，甚至开枪打烂了桌子和餐具。一场混战之后，警察驱散、拘留了群殴的艺术家，蒙巴纳斯的衰败已经是不可避免的事情。现代艺术的启蒙时代、先锋派时代、波希米亚和流浪艺术家的黄金时代结束了。
回望世界上几个著名的艺术区，蒙马特高地与蒙巴纳斯死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与艺术流派的变迁；格林尼治村死于抽象表现主义与波普艺术；圆明园艺术家村死于意识形态；苏荷区死于商业化；798艺术区和切尔西区正在死亡倒计时当中……而衡量一个艺术区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还活着或者活了多久，而是看它曾经发生过什么？在艺术史上留下了什么？
格林尼治村
格林尼治村
“非主流”并不是一开始就是个贬义词，至少对于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上中叶生活在纽约格林尼治村的那些“非主流”艺术家来说不是一个贬义词。他们信奉波希米亚主义，自称为垮掉的一代，无论是衣着品味、价值观、艺术观都与当时的社会主流格格不入。
这一群人以反主流为乐事，他们信奉波西米亚的精神：流浪、创新、颓废、性爱、反叛。这一群人不仅是视觉艺术家，还有诗人、作家、舞蹈家、表演艺术家等等。纽约的格林尼治村就是他们的聚居地。
在政治和文化激进的60年代，格林尼治村以其文化激进主义与先锋主义引领着社会的思潮，成为二战之后美国现代思想的发源地。垮掉的一代、反战、反主流文化、性解放和同性恋解放运动……二战之后的现代文化思潮的大戏一一在“村子”里上演。这些非主流的人群与非主流的波希米亚风，影响力越来越大，慢慢变成主流。
随着格林尼治村的名气越来越大，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富裕阶层和大公司的入驻。艺术家渐渐无法负担这一地区的高消费。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视觉艺术作品尺寸较小，视觉艺术家对房间的要求与作家、诗人没什么两样。20世纪50年代之后，抽象表现主义与波普艺术需要大尺寸和多媒介，格林尼治村的小房间不再适合艺术创作的条件。艺术家开始搬到房间更大、租金更低廉的苏荷。
格林尼治村盛况不再，但是作为文化激进主义的发源地、波西米亚风格的代言、垮掉的一代的栖息地，格林尼治村这个名字永远留在文化史和艺术史上。[NextPage]
苏荷区
苏荷区
清朝的宫廷画师王致诚在写给欧洲友人的信中提到：康熙皇帝看欧洲建筑图的时候说“欧洲一定又小又穷，因为它没有足够的地皮来发展城市，因此人们不得不住在半空之中。”——倘若康熙有机会看到纽约苏荷区那些高大而宽敞的艺术家工作室和住所，他肯定会感到惊讶。
二战之后的纽约，堪比20世纪初的巴黎，事实上纽约也取代了巴黎成为西方现代艺术的中心。格林尼治村和苏荷区取代了蒙马特高地和蒙巴纳斯。二战期间和战后大量的流亡艺术家来到纽约，纽约的艺术因此走在世界之巅，彻底摆脱了巴黎的影响，开始了现代艺术文化的“美国世纪”。格林尼治村和小意大利等艺术区已经容纳不下越来越多的艺术家，他们开始寻找新的聚居点。
苏荷区原是纽约19世纪最集中的工厂与工业仓库区，20世纪50年代，美国进入后工业时代，随着工业的衰退，工厂一家接一家地搬出苏荷区，房东们守着空旷的厂房欲哭无泪，只有一再降低房租。工厂区宽敞的空间、充足的采光和低廉的租金，吸引了大批艺术家的入驻。
20世纪60年代末，聚居在苏荷区的画家、雕塑家、舞蹈家、表演艺术家已经达到3000多人。1976年，苏荷区的画廊已经超过70家，80年代末，画廊超过了1000家。1978年，苏荷区常住人口8000多人，其中5000多是艺术家，其余的大多是艺术家的情人和孩子。安迪·沃霍尔、李奇斯坦、劳森柏格、约翰斯等著名艺术家都是那里的第一代居民。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量的艺术家搬进苏荷区之后，他们对厂房的改造，以及与房东签订的合约与当时的法律有冲突，纽约市政府从善如流修改了法律，认可了艺术家对房屋的改造和租房的合约。在苏荷繁荣起来之后，恰逢纽约市旧城大改造，市政府并没有对破旧的厂房大肆强拆，而是在保留旧貌的基础上小范围的装修与改造。
苏荷区除了容纳大批艺术家之外，还建立了替换空间(alternative space)给年轻艺术家提供更多的机会。20世纪70年代起，在纽约市的博物馆举办一次个人展览变得越来越困难。大量的年轻艺术家没有地方展示自己的作品，由各种基金会赞助的“替换空间”，不以营利为目的，凭借着苏荷区大量的厂房大空间，给新晋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展示个人作品的机会。但是到了90年代，随着租金越来愈高，替换空间也越来越难以维持下去。
90年代，律师、医生、银行家等中上层阶层钟情于苏荷区的艺术氛围和高雅格调，开始纷纷把家搬到苏荷区，苏荷区租金因此飙升，艺术家不得不搬出苏荷区，又回到租金低廉的格林尼治村和小意大利区。苏荷区的画廊也被大财团挤了出去。90年代，区内有包括路易·威登、伊芙·圣洛朗、维多利亚的秘密、普拉达和香奈儿在内的600家高级百货店和珠宝店，以及超过100家餐厅。
2000年之后，大多数的画廊已经搬到切尔西区。留下来的画廊也因为营运费用过高而不得不经营更有“市场价值”的作品，而放弃了对实验艺术和青年艺术家的扶持。今天的苏荷区的艺术氛围已经被商业气息所掩盖，苏荷彻底变为时尚消费区和旅游点，但是在艺术史上，苏荷见证了美国现代艺术的崛起，苏荷也成为纽约这个世界艺术之都的一个重要的标识。
切尔西区
切尔西区
纽约切尔西区本来是一个轻工业区和中产阶级聚居点。后来区内的两处废弃建筑的改造成为全美的新闻事件，一是切尔西食品超市的改造，二是把废弃铁路改造成为铁路公园。这两个改造工程吸引了全美的眼球，也吸引了艺术家与画廊的进驻。
90年代的前几年里，在领头羊库柏画廊的带领下，苏荷区几乎所有的重量级画廊全部搬到了切尔西区，大批中小画廊纷纷跟风搬迁，艺术家和画廊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建设第二个“苏荷”。但是时尚集团与连锁企业没有给他们太多的时间，甚至在画廊区尚未完全形成之时，各种时尚公司、奢侈品集团、高科技公司和传媒集团就闻风而至，就像它们当初占领苏荷区一样，迅速在切尔西区跟画廊抢占地盘。近两年，很多画廊因为无法负担高涨的租金而搬走。
切尔西区原来有一条废弃的高架桥铁路，铁路桥两旁是杂草重生满目疮痍的废墟。丹托说：废墟意味着时间的无情、权力的腐朽、死亡的不可避免。在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切尔西艺术区再一次领略到“时间的无情和死亡的不可避免”。这一次，商业世界留给艺术世界的时间更短了。
结语：纵观西方的几个著名艺术区的诞生、繁荣，再到衰败、死亡，我们可以发现距离我们的时代越远的艺术区，愈多经典与传奇，距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的艺术圈，愈多遗憾与唏嘘。一切皆因商业化对艺术区的侵蚀越来越快，一个艺术区还没来得及开始它的黄金时代，就已经被时尚集团和高级百货公司带来的高房租击垮。但是西方的艺术区的历史至少有三点值得我们思考：一没有死于外部的拆迁；二没有死于内部的腐朽；三没有死于意识形态的压力。
一个成熟的社会有很大的文化包容性，无论是蒙马特高地、蒙巴纳斯还是格林尼治村和苏荷区，聚居在那里的先锋艺术家在中产阶级市民看来都是怪人——如果不是脑残的话。艺术家前卫的思想、无政府主义的主张、稀奇古怪的穿戴、穷困潦倒的状态、肆无忌惮的行为，开枪、决斗、酗酒、争风喝醋，这一切都与当时的中产阶级格格不入。资产阶级从来都不喜欢这些艺术家，一直歧视和侮辱他们。印象派、野兽派、立体主义、未来主义，每一次都引起社会的强烈反响，引来公众的剧烈抵抗和攻击。但是市民和掌权者都没有因为前卫艺术与主流格格不入而驱逐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强拆艺术家的聚居点。尽管主流社会对前卫艺术家并不认可，但是也不会让艺术区死于意识形态和强拆。
艺术家们的生活尽管潦倒、叛逆、不羁，但是他们都谨守一条底线，把自己的艺术家身份与工匠区分开来——艺术家从事研究与探索，在前进中他们没有现成的道路，为了达到目标，他们必须探索。而工匠和手艺人，他们的目标明确，达到目标的道路是现成的，就摆在面前。如果艺术家们为了满足市场与资本的需求，一再重复自己的成功作品，一再重复同样的符号，一再重蹈旧路。那么一个艺术圈就会从内部腐朽，无需强拆和驱逐，艺术区已然内部崩溃。
尽管近几十年来西方的艺术区在商业化的逼迫下节节败退，但是相比之下，中国的艺术区面临的道路更加艰难，回望西方艺术区的历史，留给我们的思考很多，但是留给中国的艺术区的时间却不多了。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