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多元文化

与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学叙事

吉狄马加

如今，对外国文学，特别是外国小说、诗歌以及文论的翻译出版，实际上已进入一个更高、更丰富的阶段，充分体现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胸怀和文化气度，尤其是与拉美、非洲等南方国家、整个第三世界的交流交往也大大超过了以前。2026年为中非交流年，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和广西漓江出版社共同来做一套非洲文学的翻译丛书，具有特别的意义。

梁志社长为吉狄马加主席、朱振武教授颁发

“非洲文学译丛主编”聘书

众所周知，欧洲文化的形成并非源自单一传统，而是建立在多重文明与宗教经验的长期叠加之上。除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以及文艺复兴的影响之外，更为关键的是犹太教与基督教所构成的宗教-文化结构，它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深刻塑造了欧洲社会的价值体系、价值观念，以及他们对于“文化”本身的基本理解。正是在这一宗教与文化背景的基础上，随着工业化和后工业化进程的推进，欧洲完成了工业革命，其文化影响力也逐步向外扩展。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通常所说的“西方文化”，并不是一个静态的概念，而是伴随着一系列重大的航海活动与历史事件不断形成的。从葡萄牙和西班牙的海上扩张，到英国全球殖民体系的确立，再到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家的加入，最终延伸至美国，逐渐构建起一种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文化结构。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一个值得高度重视的现象逐渐显现出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西方对于“东方”的理解，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想象性的建构。

吉狄马加《火焰与词语》

曾经有一位俄罗斯的诗人和我聊到一个观点：历史上，西方与东方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彼此“想象”的产物。西方人对东方的界定，本质上是他们自身的文化想象，其中包括对中国、印度、日本乃至整个亚洲的想象。同样地，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他们对非洲和拉丁美洲的真实情况也缺乏深入了解。这种想象并非仅停留在观念层面，还通过具体的历史事件，对世界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历史角度看，所谓“美洲的发现”，更准确地说是西班牙和葡萄牙对美洲的殖民性占领，不仅标志着一个新大陆进入欧洲视野，更开启了一段漫长而复杂的殖民历史。非洲的情形亦是如此。今天，除本民族语言之外，非洲许多国家仍广泛使用英语、法语和葡萄牙语，东非多以英语为主，西非不少国家仍在使用法语。一位非洲总统曾经说过，在漫长的殖民过程中，欧洲人带来了《圣经》和枪炮。而在《圣经》的问题上，殖民扩张前，欧洲自身的宗教信仰并非完全统一，他们在殖民过程中，将基督教系统性地传播至非洲。西班牙将天主教带至整个拉丁美洲，至今该地区的大多数国家仍深受其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中，我们才有必要重新思考当下的跨文化交流问题。

吉狄马加《火焰上的辩词》

在跨越历史鸿沟的国际文学传播与交流过程中，我们为什么要重新认识这些文学传统？原因在于，我们以往对文学版图的界定，往往是建立在欧洲或西方文化中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并据此将其他地区的文学归入所谓的“亚文化地带”。这一概念本身，正是西方话语体系的产物，其中既包含对东方的想象，又构成了后殖民理论反思的对象。有两位学者尤其值得重视：一是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Said），其《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以及后续关于后殖民文化的论述，深刻影响了全球文学研究；二是霍米·巴巴（Homi Bhabha）。此外，还应提及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他们虽长期生活于欧美学术体系之中，但都拥有南亚背景，是后殖民文化研究领域的重要思想家。正是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我们重新审视非洲文学与拉丁美洲文学。20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从普通读者的阅读习惯来看，人们并未给予拉丁美洲文学和非洲文学足够的重视；然而，从文学创作实践的角度看，情况却恰恰相反。自20世纪40年代起，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与“文学爆炸”已经深刻改变了世界文学的版图。

萨义德《东方学》

在小说领域，危地马拉作家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Miguel Ángel Asturias）的《玉米人》（The Corn King）、《总统先生》（Mr. President）等作品，在20世纪50年代便已进入欧洲主要语言体系。他本人曾长期在巴黎从事人类学研究，深入探讨拉丁美洲的古老神话体系。因此，所谓魔幻现实主义并非作家主观臆造的幻想，而是深深植根于印第安人的精神文化、神话信仰、宗教观念、死亡观与生命观，以及日常生活经验之中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在198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曾明确指出，欧洲读者所认为的“魔幻”，在拉丁美洲正是现实。阿斯图里亚斯早在1967年便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此之前，智利女诗人加夫列拉·米斯特拉尔（Gabriela Mistral）已于1945年获奖，之后，巴勃罗·聂鲁达（Pablo Neruda）在1971年获奖。聂鲁达长期因政治立场受到诺贝尔评奖机制的忽视，最终获奖后不久即因病去世，其后智利发生军事政变，这些历史背景都深刻影响了拉丁美洲文学的命运。与此同时，博尔赫斯（Borges）的幻想小说，以其形而上学与神秘主义色彩，极大地影响了西方世界对拉丁美洲文学的认知。胡里奥·科塔萨尔（Julio Cortázar）的《跳房子》（Rayuela）、卡洛斯·富恩特斯（Carlos Fuentes）的《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La muerte de Artemio Cruz）、马里奥·略萨（Mario Llosa）的《绿房子》（La casa verde），以及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Cien años de soledad），共同构成了这一文学传统的巅峰。《百年孤独》不仅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还被认为是20世纪拉丁美洲历史与精神的高度文学化呈现。

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在诗歌领域，拉丁美洲同样群星璀璨。除聂鲁达外，古巴诗人尼古拉斯·纪廉（Nicolás Guillén）的创作深植于黑人口头传统，反映了20世纪社会主义运动中人民的命运。秘鲁诗人塞萨尔·巴列霍（César Vallejo）则被认为在现代主义诗歌史上可与任何欧洲诗人比肩。正是这些一流作家的涌现，使拉丁美洲文学在实践层面真正动摇了西方文化中心主义。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非洲文学中。尼日利亚作家阿契贝（Chinua Achebe）的《瓦解》（Things Fall Apart）、《神箭》（Arrow of God）等小说，揭示了殖民冲击下非洲社会的结构性变化。尼日利亚作家沃莱·索因卡（Wole Soyinka）于1986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其戏剧、诗歌与小说在全球产生深远影响。埃及作家纳吉布·马哈福兹（Naguib Mahfouz）则以阿拉伯语书写开罗平民生活史诗，展现了非洲文学的另一种可能。此外，还应提及南非作家纳丁·戈迪默（Nadine Gordimer）与J.M.库切（J. M. Coetzee），以及肯尼亚作家恩古吉·瓦·提安哥（Ngũgĩ wa Thiong'o）。恩古吉晚年转而以基库尤语和斯瓦希里语写作，其语言选择本身即具有深刻的文化政治意义。尼日利亚作家本·奥克瑞（Ben Okri）的《饥饿的路》（The Famished Road）被誉为非洲魔幻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在非洲法语文学中，塞内加尔首任总统、诗人列奥波尔德·塞达·桑戈尔（Léopold Sédar Senghor）与马提尼克诗人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不仅是“黑人性”理论的重要倡导者，同时也是法兰西文学院院士。他们在殖民宗主国语言中完成了高度原创性的诗歌书写，为世界文学提供了新的范式。

马哈福兹博物馆内展出的作家获奖词

事实上，世界都关注多元文化。现在我们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之，从20世纪开始的对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质疑反思，更让我们对于亚文化地带，即全球南方国家的文学充满了期待。我们应该从不同的文明都是平等的这一认知角度和价值标准来看待非洲文学。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非洲涌现了很多大作家，他们在小说、戏剧、诗歌、文艺理论方面，可以说都令人不可小觑。今天的中国已经有能力，也有这个责任，对南方国家和第三世界的文学进行更为全面和有深度的介绍。

我前几年和一个非洲诗人对话，他是吉布提总统的文化顾问，在交流中他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现在中国与非洲的交流，更多的是在经济建设、资金、技术和贸易方面，而在文化上的交流太少，就更不用说深度交流了。相反，他们与西方国家，由于殖民历史、使用前殖民者带来的语言和宗教等，在文化上有更为频繁的来往。虽然内心情感复杂，但这是一个事实。他认为中国与非洲在文化上应该有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且要有实际的成果。他说我们应该有计划地翻译出版双方作家的作品。他告诉我，希望有更多的非洲人学习汉语，成为桥梁和文化使者。与他的对话给我一个启示，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就是与他们进行富有成效的文化交流，而对双方作家作品的翻译出版就是最好的交流方式。

吉狄马加《词语的盐》

因此，系统出版非洲文学丛书具有重要的学术与文化意义。这不仅有助于全面呈现现当代非洲文学的整体面貌，也将为中国学界、作家提供新的参照体系。文学从来不是孤立生成的，每一位作家都处在多重传统的交汇之中。正如拉丁美洲文学曾深刻影响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一样，非洲文学同样具备这种潜在而持久的影响力。现在我们对非洲文学的关注，就像我们在之前一段时间里对拉丁美洲文学的关注。如果我们现在对非洲文学进行有计划的、全方位的翻译出版，那么必将带来一次非洲文学热，就像当年的拉丁美洲文学热一样，从而让当代中国作家与非洲作家产生有深度的相互影响，同时也给中国读者了解非洲打开一扇窗户。

朱振武主编“非洲文学研究”丛书

熟悉中国现当代文学出版情况的人都知道，在20世纪80年代，广西漓江出版社走在时代的前沿，领风气之先，组织出版了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作品系列丛书，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当代作家的写作。无一例外，那个时候我们都是漓江出版社的读者。我还记得，第一次读到的飞白先生主编的《诗海》、“域外诗丛”，都是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还有好多作品都是他们在新时期第一次引入汉语界的。过去对非洲文学的翻译少之又少，有计划的翻译应该说也是近几年的事，但是规模都不大。

飞白《诗海》

如今，漓江出版社携手上海师范大学外国文学研究中心，进行“非洲文学翻译出版战略合作”，共同完成非洲文学翻译丛书，其意义尤为重要。我相信双方都会迅速将工作开展起来，会在不久后陆续推出我们期待的成果，就像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文学被整体推出来一样。经由此计划，我们能读到一些非洲重量级作家的作品，就像当年读到聂鲁达、马尔克斯、博尔赫斯、卡彭铁尔（Alejo Carpentier）、阿斯图里亚斯等作家的作品一样。这种深度交流，我认为也会给当下双方的写作带来影响。

这个世界是一个巨大的圆，我们都是其中一个可出发的圆点，同理，这个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出现一位伟大的作家，其作品都会改变这个世界的文学版图。马尔克斯的出现就让哥伦比亚这个地理意义上的小国，成了一个跨越国界的、不容忽视的事实上的文学中心。在智利，诞生了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他们彻底改变了20世纪世界诗歌的版图，因此今天我们谈到世界诗歌，智利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国度。

我想非洲同样是这样，塞内加尔的桑戈尔，埃及的马哈福兹，尼日利亚的阿契贝、索因卡，南非的戈迪默、库切等，这些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作家的出现，实际上已经让非洲大陆的文学成就凸显了出来，我认为他们毫不逊色于任何一个当代西方作家。在一个真正多元的世界文化格局中，文学的繁荣取决于我们是否能够以平等的眼光，重新认识并接纳不同文明的创造。今天我们都深刻懂得不同文明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意义，我们有包容异质文化的胸怀和能力。基于这一信念，我衷心期待这套非洲文学丛书能够取得长远而深刻的影响，成为中国文学记忆与研究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会议现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