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在美国圣路易斯世界博览会上，美国女画家凯瑟琳·卡尔所绘的慈禧太后画像引发了人们争睹中国神秘太后真实风采的热潮。在这个时候，慈禧正在利用自己的影像发动一场外交运动。这是闫良宽在《慈禧的照片外交》中所写道的情节。
按照相关描述，在八国联军侵华发生后，对相貌颇为自信的慈禧，为了改变外界将自己演绎为落后、凶恶的老太太形象，向各国公使及各国领袖送去了自己的照片，其中包括美国总统罗斯福。这种照片馈赠，是当时的流行风尚，也是慈禧的政治手段。在慈禧看来，肖像画远不如照片真实。
慈禧的照片不仅用于国际外交，在国内也用来赏赐大臣，体现其对大清帝国的控制力。按照有关记载，慈禧曾下御旨将自己满意的照片制成巨照，着上色彩。这样的照片每幅长75厘米、宽60厘米，拓裱后镶在长107厘米、宽85厘米的特制雕花金漆大镜框内，并配制了紫檀木匣盒，长128厘米、宽100厘米、厚20厘米，外加御用明黄色丝绣锦袱。
今天，我们能够看到慈禧的很多照片，以及围绕颐和园与各国公使夫人的一场外交。因此，不管《甄嬛传》如何热播，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照片直观感受清代后宫的真实氛围。历史在这个时候，不再只是猜想，这就是纪实影像的价值。
回顾历史，自摄影术被的迅速传播，领袖的照片在全世界成为一种通行语言，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乃至于全人类的共同记忆。只要打开历史的档案，一幕幕历史的重要瞬间会扑面而来——影像一定是记录历史的最好的方式之一。
自2008年11月开始，一则“川岛芳子诈死，隐居长春30年”的新闻被爆出，随即电视跟进，网络传播，观众在一个个真伪难辨的惊人情节前瞠目结舌。然而，质疑者马上找到了所有故事的最大软肋——直接证据在哪里？这个时候，要证明你的说法，你需要的是一张照片。
理解了这个故事，下面这张照片的拍卖价值如何判断也就不难明白了。
2011年秋季，在北京华辰的影像拍卖上，出现了一张肃亲王善耆与日本浪人头目川岛浪速的清晰照片。史载，肃亲王善耆与川岛浪速在旅顺成为“莫逆之交”，并将十四格格爱新觉罗·显玗过继给川岛浪速。此照片正是川岛芳子从大清格格到日本间谍过程中的一张作证。
1839年8月19日，法国政府宣布摄影术诞生。而在170年后的今天，相机正像快餐一样在全世界泛滥。21世纪之后，人类步入信息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影像时代。
想想你记忆中的影像吧？
芙蓉姐姐——她的蹿红开启了这个世界的另一种可能性，她借助的就是影像，至于后来的凤姐、干露露等，理论上讲，只是山寨而已。
陈冠希——这是一个网络泄底的最通俗的例子。“艳照门”的一批影像所牵扯的并不只是一个人，而且代表了网络泄底中，照片比文字的优越性。有了这个例子，我们终于发现，贪官会因为一张照片会跌倒，一个很小的个体事件会上升为全社会的群体事件，进而引发全社会的反思。
犀利哥——提到纪实摄影，我们头脑中往往会第一时间浮现出谢海龙的“大眼睛”，希望工程的功德无量让我们对纪实摄影心生敬畏，实际上，如果你想到犀利哥，你会发现，纪实摄影并不是一个关在象牙塔里的传说，他离你近得几乎没有距离。
2012年6月1日，一则关于照片的新闻感动了无数的人。
一位叫作范治勇的父亲在每年的同一个时间、同一个地点为自己的女儿拍摄照片，这一过程从女儿4岁一直拍到27岁。2012年5月20日，在女儿婚礼的这一天，这组照片被通过微博上传。网友对此的评价是：时光流逝，父爱无疆。
而范治勇则说，“当年的一个偶然行为……这一持续了22年的拍摄定点照，竟然感动了中国，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这组照片。”
什么是纪实，什么是摄影，什么是爱，什么是力量……在这样故事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对于纪实摄影，也许资深影像评论家鲍昆所言就是最好的定义：“它不属于艺术沙龙，而属于人民群众”。
当然，在纪实摄影的行列中，专业的摄影人可能会思考得更多，他们深入社会的深度也非常人可比。
近日，广东由26家媒体联合发起“外国人在中国”暨“外国人镜头里的中国”纪实摄影征稿活动。活动策划人卢忠光对本次活动也给予厚望，他希望“通过纪实摄影手法，真实纪录外国人在中国的生活、工作、学习”。
这是个比较通俗的题目，而在向前走一步，在艺术追求上走得更远一点，恐怕就不一定能被普通社会公众所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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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实摄影家姜健的作品《场景》在国际上逐渐得到认可，但在国内却受到很多质疑。有一次在开封交流会上，他给大家展示《场景》。结果，一位影友拍案而起，非常愤怒地说，“姜老师，如果这也是艺术的话，我宁可把相机砸了！你拍的这些东西我们老家有的是，天天见！”
对此，姜健认为，很多人惧怕这种纪实摄影的真实性：“作为一名在农村生活的人，他可能对周围的东西已经司空见惯，觉得怎么会有人去拍这种东西？但是，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所有的相机拍下的影像都是由人来控制的，人可以决定把什么样的东西留下。摄影是通过影像记录历史给后人看的，作为摄影家需要站在一个历史的、人类的高度，明白纪实影像到底是给谁看的。它不仅是在给我们自己看，它要传播的，它可能要给全人类看，还有可能给外星人看。”
纪实摄影担负着承载历史的责任，它不仅包括人的物质生活，也包括人的精神生活。著名纪实摄影家雅各布·A·里斯将这种功能发挥到了极致。
里斯是纽约《论坛报》的警政新闻记者，报导腐败、丑闻以及纽约下东区贫民生活。他在文字报道毫无效果的情况下，决定使用照相机和当时刚发明的闪光灯粉拍照，以揭露贫民窟和拥挤的合租公寓内的实况。
1890年他那本划时代的《另一半人的生活》出版，书中印着他在下东区拍到的穷苦与污秽，引起了极大的震撼。1902年，《另一半人的生活》姊妹篇《战胜贫民窟》出版。两本动人心魄的摄影集，将表面繁荣奢靡的纽约大墙后面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穷苦人们，暴露到墙的这边，引起了整个纽约人的震动，以至于当时的纽约州长不得不亲自出面解决这一问题，改造贫民区，为赤贫的孩子们开办学校，并相应修改了童工法。
里斯本人是从丹麦到美国的移民。那些生活在贫民窟里的移民同胞的情感使他的镜头充满了悲愤，他有一句直到今天仍为人们记忆的名言：“穷人，他们是命运的牺牲品，而不是这种命运的制造者”。
在内地，纪实摄影也始终伴随着中国的成长。中国当代纪实摄影风潮可以追溯到1976年北京天安门广场“四·五运动摄影纪实”。“四·五摄影”的主要特征就是强烈的现实参与感与历史意识，这种特征经由1979年的北京“四月影会”分化成现实主义追求与形式主义探索两种。其中现实主义取向的作品以北京李晓斌的《上访者》(1977年)为代表。
在20世纪80年代末与90年代初，中国纪实摄影渐成规模，之后出现了拍摄希望工程的谢海龙，拍摄精神病院的吕楠，拍摄四川茶馆的陈锦，拍摄妓女生活的赵铁林等一批优秀的纪实摄影师。
《浙江日报》摄影记者徐永辉也是纪实摄影领域中最成功的一个。在刚刚解放的1950年春，他为贫农叶根土一家拍了第一张全家福照片。之后45年来，徐永辉为叶根土一家拍过30多次，纪录下他家45年的变化。叶根土家的变化代表着中国农民的变化，这个变化是活生生的一部历史，是我国亿万翻身农民走向富裕之路的缩影。
而今，随着视野与思想的日渐开阔，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的纪实摄影家们，正在深入人类的生存实际，以不虚构、不粉饰、不夸张、再现真实的精神，追逐着一个个可以载入史册的难忘瞬间。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