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法国南部小城佩皮尼扬举办的国际报道摄影节(VISA POUR LIMAGE)，已经成为当下最有影响力的国际报道摄影活动之一。9月1日到16日，第24届VISA摄影节在那里举行。摄影节上的活动包括专业交流周、放映周、图片展，以及后续的教育培训周。这不仅是报道摄影师的专业聚会，也是普通观众了解世界、了解新闻摄影的影像盛宴。
在新闻摄影激烈变动且不断受到挤压的今天，佩皮尼扬国际报道摄影节仍坚持以新闻、纪实和图片故事为主，从专业角度关注报道摄影，研究新闻摄影的未来，为年轻的摄影记者提供展示的平台。在摄影节上，那些高水平的展览和幻灯会，那些有趣而严肃的话题，都成为西方报道摄影领域专业的风向标，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代新闻摄影的主流价值观。
摄影节的展览一般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对去年7月份以来发生的国际重要事件的摄影报道，做一个回顾和评价；另一部分是深度纪实专题。在今年国际热点事件的报道中，有关叙利亚、利比亚、希腊等冲突地区的图片都不出意料地成为重头戏。而在2011年摄影节的评选中，有关利比亚、日本大地震和南苏丹的图片专题成为获奖报道。这些战争与冲突的场景，看来依然受西方媒体的追捧。
在今年展览的照片中，我们仍能感受到不少扑面而来的凶猛和残酷：一位被缚的利比亚人被枪口顶着，万念俱灰；武装分子在办公室内，用枪托用力地砸碎了叙利亚总统巴沙尔的画像；满头满脸被烈火包裹的希腊警察奋力挣扎，周围抗议的年轻人一边嘲笑一边离去；一群妇女和孩子围绕在一位被杀害的叙利亚男子周围，悲痛地进行哀悼……这些充斥着死亡、暴力、恐惧的照片都极富现场感，一针见血、触目惊心。 然而，我们对这些残酷的影像并不陌生，甚至司空见惯，因为我们每天都会被大量来自叙利亚、阿富汗、利比亚等冲突地区的电视图像和静态影像包围。这样的观看并不是一种愉快的视觉体验。甚至有人认为，对于大多数受众而言，这些在生活中无孔不入、又格格不入的苦难影像显得多余而荒诞。更何况，复杂的战争被掺杂在其中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所左右，使这些照片往往充满偏见。
在《关于他人的痛苦》这部有关摄影的文集里，苏珊·桑塔格从道德视角剖析了报道摄影中的暴力影像。她认为，人们对于他人的痛苦开始总是抱有深深同情，这种同情来自想象这种痛苦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可能性。而当报纸每天都刊登大量有关战争与死亡的照片时，战争之外的人们便渐渐习惯于边吃早餐边观看“他人的痛苦”。这时，他人的痛苦已经不足以唤起人们对于战争的痛恨了，摄影师们的工作好像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在影像传播泛滥的今天，他人的痛苦的确常常被当作无关痛痒的信息被过滤掉，视觉刺激之后留下的只能是淡漠，或者无能为力的同情。
但对于我们这些视觉传播者，该怎样面对这些真切发生的痛苦呢？是带着放大镜一拥而上，使这些苦难放大、变形；还是做一个冷静的旁观者，不动声色；或者扭过头去，把目光默默移开？ 其实，如果我们把目光从报道摄影移向更久远的西方文化史，就会看到描绘人类苦难和死亡的影像一直存在。在西方的历史中，人们常常通过宗教论述来理解苦难。而由于艺术和宗教的关系密不可分，所以关于苦难的图像也大量存在着。全世界的艺术博物馆中都收藏着描绘人类苦难、表现人性悲剧的艺术品，这些绘画和雕塑是不是也是缺乏道德感的呢？
新闻摄影的历史，是与战争、冲突、苦难的报道纠缠在一起的，新闻摄影的发展繁荣往往都是由于战争和动荡。实际上，严肃而有尊严地表现人类的苦难，是新闻摄影的传统，也是新闻摄影特有的文化。
苏珊·桑塔格从道德层面质疑了战地摄影师的工作，然而我们恐怕也很难否认“道德感”同样也是一个优秀的战地摄影师出发的动机。战地摄影，不仅是一份工作，更得有冒险的精神和某种责任感。在他们看来，摄影记者的职责就在于，他们作为目击者，带着人们去看那些不曾被我们注意和注视的东西。罗伯特·卡帕、李·米勒、雷蒙德·德巴东、唐·麦卡林、詹姆斯·纳切威……这些战地摄影师游走在战争和冲突之中，用他们的勇气和使命感目击并且记录下残酷却真实的历史。他们恐怕并非仅仅为了得到影像而去刺探他人的痛苦，他们是为了记录人们在战争阴影下的生活，从讲故事的角度出发让读者了解我们的世界。这些战地摄影师用他们出色的工作，为当时的战地新闻摄影工作确立了专业标准。而正是这种标准，深深地影响着之后几代人用摄影观察、记录，乃至评价历史的方式。
这种记录有时是以生命作为代价的。据说，仅在报道印度支那战争的过程中，就有135位摄影师遇难或失踪。更有为数众多的摄影师在战争中心理饱受重创，留下挥之不去的阴影。去年，两位著名的摄影师——40岁的英国摄影师蒂姆·赫瑟林顿和41岁的美国摄影师克里斯·洪德罗斯，在利比亚米苏拉塔市中心报道反对派武装与政府军交战战况时，被迫击炮弹片击中身亡。另外两名与他们共事的摄影记者也被弹片击伤。今年2月，28岁的法国自由摄影记者雷米·奥克利克在叙利亚霍姆斯遭炮击身亡……
这些已经赢得过不少勋章和名誉的记者，难道只是为了名和利走向死亡的吗？2010年，《纽约时报》的摄影记者约奥·席尔瓦在阿富汗采访拍摄美军的时候不幸踩中地雷。在那一刻，他知道自己的腿已经没了，身边的人死的死伤的伤，但他仍然在拍着照片，他说：“我必须记录下这一切。”
其实，这些战地摄影师，也从未间断地用“道德”拷问并约束着自己。战地摄影师格莱格·马林诺维奇说：“你不单是一个记者，也不单是一个人，你是两者的结合，想将两种身份分开很难做到。我时常在照片中看到自己的罪恶。”
记录了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人类暴力之路的唐·麦卡林曾经说过： “有些时候，我感到自己带走的不是胶片，而就是一块块的人肉。那感觉就像你背负着你所拍摄的那些人的苦难。”
有部名为《战地摄影师》的纪录片，其主角詹姆斯·纳切威说：“作为摄影师，最难受的莫过于觉得自己一切名声和利益，都是建立在别人的苦难上。这让我每天挣扎煎熬。我知道，如果有一天让个人野心盖过真正的同情，我就失去了灵魂。”
2009年，美联社的摄影师朱莉·雅克布森拍摄了一名美国军人被塔利班的火箭炮炸飞腿，最后不幸去世的过程。她因此获得了荷赛奖，但也同时遭受了不少指责。人们认为，摄影师没能给临死去的这位美国军人以足够的尊严。而朱莉说：“但我帮不了他。我觉得转过身去不看他，才是真正的无礼。”
被炸断腿的约奥·席尔瓦说：“伴着母亲趴在孩子尸体上嚎啕大哭的声音，拍摄轰炸后的场景，这不是一件有趣的工作。我在打扰他们最后拥抱的平静，但我不得不强迫自己狠下心这么做，因为世界需要面对这些影像。”他说：“如果我还能站起来，如果我还能借着假肢站起来，我还会回到战火硝烟之中。”
只是，还会有多少摄影师愿意来到这浓浓硝烟之中呢？
时代造就影像。社会的变迁、时代的更迭都让今天的影像传播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网络数码影像时代，曾经创造出无数经典的传统新闻摄影、社会纪实摄影一直在遭受挑战和质疑。泛滥的商业化和媚俗的伪艺术潮流，正在曲解、吞噬纪实摄影的良心，正在摧毁传统纪实摄影师的自信心。
在这个时候，这些严肃的、用勇气和鲜血换来的影像就显得更加可贵。也许，我们的时代，更需要这些游走在苦难和死亡边缘的影像舞者——不是需要他们血肉横飞的视觉刺激，而是需要他们有血有肉、充满敬畏的真诚记录。而新闻摄影的尊严，正是要在这种敬畏和真诚中寻找的。
（编辑：李锦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