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赵俊毅
十九世纪末，摄影落脚我国时间不长，便在国内大城市出现了民间摄影团体，由于摄影团体自身带有西方沙龙的海腥味道，所以它与穿西服、扎领带、带礼帽一样，被国人贬之为假洋鬼子式的时髦。尽管刚开始收到了舆论的打压，民间的摄影团体还是很快站稳了脚跟，并为我国摄影普及和发展起到了促进的作用。我国早期摄影艺术的发展与我国固有艺术的发展有着很大不同，比如我国的绘画艺术的发展，画家大都各自为战，独自研习为特征，从未听说过郑板桥参加过某个艺术团体。封建帝制破灭以后，象西泠印社之类的艺术团体逐渐多了起来，但它们的组织形式是松散的，基本上是各干个的。摄影团体则不然，它借鉴西方艺术家的表现方法。比如举办展览、出版画册和影集，这些对我国的艺术家来说，是很新鲜的事物。清朝的画家没有办过展览，连齐白石也没在国内办过。留学画家徐悲鸿，将绘画艺术西学东鉴，只有他较早的在国内办过展览。摄影团体作为我国现代文化发展的新形式，它加快了各种文化的传播。摄影艺术很难舍弃团体，久而久之它在文化领域形成一种现象，这种现象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力，它的影响力大家都可以看到，今天我国多如牛毛的文化艺术团体和协会。
纵观我国摄影史上的民间摄影团体，其中有两个知名度较高，一个是1926年成立的北京光社，另一个是1979年成立的四月影会。从文化现象上讲，北京光社的形成，是在摄影术传入我国时间不长，摄影被神秘、深奥的面纱笼罩，作为一门高深的技术，一直被照相馆把持着。北京光社的前身一些自习摄影家，发起了中国现代摄影的启蒙运动。四月影会的形成，是在十年浩劫结束，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刚刚被打破，文革时期的宣教式摄影，开始回归摄影本体方向，以四五运动汇集的摄影人为由，发起了中国当代摄影的启蒙运动。尽管北京的两个民间摄影团体相隔五十余载，起因也不尽相同，但它们之间由摄影而贯穿，由摄影文化而连带。本文试图用比较的方法，来分析两个摄影团体之间共性和特殊性，从中挖掘摄影文化更深的东西，解释其文化现象，找出文化发展的规律。
一、有闲的连带
民国初期，舶来的摄影术，从我国的口岸城市广州、上海、天津影响到故都北京。有闲富足阶级的人士和北京各高等学校的教职员中，涌现出一批对摄影特别好奇者，他们钻研摄影技术，他们对摄影热情甚至超过了腕表和脚踏车。
文革时期，社会上的小众群体，高干、高知子弟和北影厂子弟，相对而言他们比工农兵子弟有闲。在部分有闲青年的家中有相机，还能看到内部资料、国外画册。在文化资源匮乏的年代，他们渴望通过手中的笔或是相机，表达一种对社会的正义。
二、创作的连带
民国以后，皇家禁苑被一一解禁，在稀少的游客之中，有零星拎着照相匣子的摄影爱好者，但他们跟幽灵一样很少见到。如果两个拎着照相匣子的人能在公园内巧遇，照相匣子与照相匣子就象磁场一样，把两位摄影人吸在一起。他们因摄影而投缘，一见如故相见恨晚，互相交流摄影技艺，传阅外国摄影书刊。他们之间时而独行，时而结伴而行，拎着照相匣子活跃在京城内外。
四五之后，以《人民的悼念》画册特约编辑为首的四五影人，掀起了四五摄影之后崭新的当代摄影的浪潮。他们通过各自摄影圈，广泛联络四五摄影青年及摄影爱好者，甩掉了十年来摄影文化的禁锢的魔咒，他们的激情再也按捺不住了，如同井喷。于是乎，在京城的公园街巷，时常能见到拿着照相机创作的青年。
三、办展的连带
1924年6月14日，在中央公园（后改中山公园），北大摄影团体（北京光社的前身）举办第一次摄影作品展览，这是我国摄影史上第一次由民间摄影团体举办的摄影艺术展览。两天内有五六千人参观了展览，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大大鼓舞了参展人员的信心和决心。从1924年到1928年，每年举办一次，一连举办了五次摄影艺术展。
1979年4月7日，在北京中山公园兰室，由四月影会举办了第一回《自然·社会·人》摄影展览。展期25天，参观人数多于7万，这也是我国民间摄影团体在同一地点举行的摄影展览。1980年，在北京北海公园画舫斋，举办了第二回《自然·社会·人》影展。1981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第三回《自然·社会·人》影展。[NextPage]
四、人物的连带
北大摄影团体（北京光社前身）自习摄影家有：黄振玉、陈万里、钱景华、吴郁周，汪益舒、王琴希、吴辑熙，这些人全部是学院派人物。到1926年，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孙仲宽、刘玄虎、伍周甫、张云阶、周志辅、程知耻等人加入，人员增至20多人。由于社会上的人士加入进来，原北大内部的摄影组织，演变成社会上的摄影组织，北京光社正式成立。
1979年4月，四五影人王志平、李晓斌的带动下，自发地组织、策划、展出了一个名为《自然·社会·人》的摄影展，并成立了以四月命名的影会。王立平、吴鹏、罗小韵、任世民、李英杰、池小宁、金伯宏、李恬、王苗、任曙林、陈帆、孙青青等，一大批四五干将成为四月影会主要成员。到第三回影展，参展人数达170人。如今的摄影批评家和策展人鲍昆、导演张艺谋都参加了第三回影展。人是一切艺术的基础，艺术的发展是靠人来实践。也就是说人在艺术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纵观老少两个影会的参与者我们也不难看出这些人都是精力强将。有着艺术眼光，同时也有着不凡的文化底子，都在不同的时代各自推动中国的摄影进程。他们都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用自己的学识为摄影艺术出了实践。
五、出版的连带
1924年，在中央公园举办第一次摄影艺术展览结束后，陈万里就在观众和朋友们的鼓动下，从自己参加展出的60多幅作品中选出12幅，编辑成《大风集》画册，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本摄影艺术作品集。著名学者俞平伯在《大风集》的首页题词：“摄影得以艺名于中土将由此始。”摄影这门年轻的艺术终于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萌发了。
1927年10月8日至11日，第四次影展后，参加影展的16人各自选出摄影作品2至5幅，共56幅，编成《北京光社年鉴》第1集，于1928年1月1日出版，16开本铜版精印，并刊有刘半农写的《序》，陈万里的《小言》和汪孟舒的《北京光社小记》等文稿，叙述了光社的宗旨和历史。
1928年，第五次影展后，由刘半农、老焱若、郑颖荪、周志辅4人担任审查员，从15位社员的展品中评选出68幅摄影作品，编辑成《北平光社年鉴》第2集，于1929年1月1日出版，文稿除刘半农的《序》外，还有长篇技术论文。这是我国最早的两本摄影年鉴。
1927年，刘半农撰写的《半农谈影》出版，它是我国最早有学术价值的摄影理论著作，影响社会几十年。此书1927年10月初版，1928年4月再版，1930年4月三版，2000年10月四版。
1979年，四月影会举办的第一回摄影展览，同年在香港出版了《自然·社会·人》的摄影画册，该画册副标题是，四人帮后首次民间摄影展作品集。
1999年4月，为纪念四月影会成立二十周年，由香港中国书局出版了《永远的四月》。
2009年10月，在北京798艺术区映画廊，举办了纪念四月影会成立三十周年邀请展，由中国图书出版社出版了介绍邀请展作者的《同年》一书，与邀请展同步发行。
2009年12月，摄影评论家鲍昆，在北京798艺术区映画廊，举办了《观看再观看》一书的读者见面会及签名售书活动。该书收录了鲍昆经典摄影艺术评论文章20篇，其中，有部分章节对四月影会的文化现象，进行了全面系统地阐述。[NextPage]
六、始末的连带
1918年，黄振玉、陈万里等自习摄影家，在京城进行着摄影实践。1924年，在中央公园举办第一次摄影展。1926年，北京光社正式成立，1927年至1928年是光社的全盛时期。由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光社的一些主要活动分子如陈万里、黄振玉等南下宁沪，留在北京的部分社员忙于生计，社务活动逐渐减少，到1929年初，北京光社名存实亡。
1979年，四五影人王志平、李晓斌的策划下，《自然·社会·人》影展，顺利地在中山公园举办，四月影会借势形成。从1979年到1981年，同一题材的影展一连举办三回。在第三回影展之后，四月影会宣告解散，部分影会的成员加入中国摄影家协会。
七、意义的连带
北京光社是我国早期的民间摄影艺术团体，它首举自习摄影的大旗，开拓我国艺术摄影的道路。连续五年在中央公园举办影展，让我国民众真正意识到摄影是艺术大家族的成员。从此，将舶来的摄影搬上了艺术的大舞台。它是我国现代摄影的发轫。
十年浩劫结束，百废待兴，文化冰河开始融化，四月影会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自发形成的相对松散的民间摄影团体。连续三回《自然·社会·人》影展，是文革时期政治宣教式摄影与各种流派的本体摄影之间的分水岭。加快了摄影文化的变革，构成了中国当代摄影的发端。
八、历史的连带
在我国摄影史上，北京光社的地位显赫，一是参与人数多，摄影作品丰厚。二是得益于五四猛将、获得博士学位的刘半农。他的策划的两本光社年鉴得以出版，进一步夯实了北京光社在中国摄影史上地位。三是光社成员老焱若、许智方，新中国之初，仍以北京光社成员的身份，活跃我国摄影界，加深了人们对北京光社的认识。
在我国摄影史上，四月影会同样地位显赫，一是参与四月影会的人仍活跃在摄影界，其中一部分人已经蜕变为中国摄影的中坚。二是为纪念四月影会30周年，搞得一系列弘扬活动，再一次为人们的记忆保鲜。三是摄影批评家鲍昆，近几年来，在多篇重磅文章中，凡涉及四月影会的均重笔浓墨，进一步强化了四月影会的社会影响力。
文化就象一根无形的线是连带的，摄影文化亦是如此。从表象上看它俩之间并没有任何直接连带，但文化积淀是我们的祖辈一代又一代传承给我们的。这种传承从你开始接触摄影时，就已经开始了。有些东西甚至是潜意识的，之所以会形成潜意识，是因为摄影文化的传承与连带。而这种连带不是旁系连带，而是直系连带，可以说它俩之间的血脉没出五服。而不象有的摄影家所讲：“完全不相干的两个民间摄影团体”虽然所有纪念四月影会的文章从未涉及到北京光社，但作为中国摄影史上的文化现象，应该是先有金瓶梅才有红楼梦。
（编辑：崔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