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这个城市有一千万人口，有的住在大厦，有的住在鄙陋的小楼；可是我们没有一席之地，亲爱的，我们没有一席之地。

  灾难与瘟疫与人类演进的历史密切相关，新冠疫情的蔓延与变异再次印证了这组相伴关系。NHK于2020年、2021年推出的几部关涉疫情的纪录片，展现了人类共同体，尤其是女性群体在灾难面前脆弱无助的一面。

  同样居家工作，女人比男人更累

  《女性的控诉：收入减少与影子工作》一片提到，在日本，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员工流失最为严重的领域是住宿餐饮业、零售批发业和建筑业。前两个行业中女性从业者占比较高，高达85.2%和68.7%，且大部分都是临时工。不同于2008年雷曼危机时派遣合同终止的问题主要由男性承担，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下，女性临时雇用首次成为社会问题。自日本泡沫经济危机之后，劳动市场放宽管制，经济结构调整（制造业转向服务业），女性临时工成为日本劳动群体的中坚力量。

  虽然在服务经济占重头的日本经济中女性是绝对主力军，但是在传统观念的影响下，男性才会被视为劳动者，而女性只会被视为辅助的劳动者，因此女性平均薪资普遍低于男性。不仅如此，维持工作和日常生活之间的平衡也是横亘在她们面前的一座大山。影片采访了爱女士，一位在疫情来临后感觉被社会排斥在外的职场母亲。2015年日本颁布《日本女性活跃推进法》，同年爱女士进入公司工作，本以为能够得到保障从而实现抚养孩子与职场工作的平衡，但是这个美好期待被疫情瓦解了。

  失去工作的女性苦不堪言，未失去工作的女性也压力重重。田山仁美女士就职于风投公司，虽然可以居家办公，但是疫情增加了更多生活障碍——每天要完成工作、接送孩子、准备全家的餐食，这些重担已经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还要辅导孩子的功课。田山不仅是员工，还得是母亲、妻子、女佣、教师，于她而言是体力与智力上的双重压榨。

  虽然丈夫每周有一半的时间也居家办公，但是并未为她减轻负担。加拿大作家爱丽丝·门罗在《太多的欢乐》中写道：“要牢牢记住，男人走出房门的时候，他就把一切都丢到了脑后……而女人走出去的时候，却把房间中发生的一切都带在了身边。”那么，如果男人和女人都被关在房间里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透过田山女士的生活可以看到，男人即便在家中也把一切家庭事务抛之脑后，只需要照顾自己的工作，而女人则必须进化为超级赛亚人，内外兼顾，无一遗漏。每天孩子睡着后，田山女士还必须熬夜加班、推进工作进度，长期的过度劳累与睡眠不足让止痛药成为她的生活必需品。

  节目组提供的“向停课孩子的父母进行的调查”数据显示，认为在家办公增加了工作难度的男性和女性人数差不多，但认为家务育儿增加工作难度的人数，女性是男性的三倍。既然绝大部分男性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参与家务育儿，那么何来困难之说呢？这高于男性三倍的压力由女性全数承担，这当然显示出社会结构的不平等，也透露出性别观念的滞后与单一。新生活方式必须由夫妻双方共同探索，由社会和企业共同承担，而不是将所有的压力转嫁于女性身上。

  这样的情况并非仅存在于日本，英国社会学家安·奥克利在《看不见的女人：家庭事务社会学》一书中指出：“女性在家庭内外被予以分配的家庭活动，以及女性自身对家庭生活的偏爱，是目前工业化社会中女性总体状况的一种结构性特征。”奥克利进一步指出，要解决这一困境，得从理论分析、制度平等实践、消除偏见三方面入手。当然，限制人们做出改变的其实是想象力，如果人们能够对女性境遇的悲惨与苦痛多一点点想象，或许她们的生活就会有改观的可能。

  风俗店，失业女性的最后稻草

  有工作的女性尚且过得如此艰难，遑论没有能力找到工作的女性。《疫情下的日本女性困境——扩大的性被害与生活苦》便展现了这一群体的残酷生活境遇。纪录片从风俗店开始，受疫情冲击不少女性找不到或失去工作，陷入绝境的她们只得进入色情行业，以出卖肉体换取生存可能，更为可悲的是其中不乏单亲母亲。她们依靠一款名为“爸爸活”的软件获取工作机会，软件名称背后的父权压迫意味不言自明，可是只能低头。作家石井光太指出，从“援助交际”一词转化为轻飘飘的“爸爸活”使得行为个人失去了店家庇护，暴露于危险中。

  2017年NHK推出《女性贫困》一书，其中提到色情行业是女性可以抓住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很多风俗店甚至为单亲妈妈配备了托儿所，残酷又讥讽。此书将女性贫困视为“看不见的贫困”，并揭示了这一社会现实下女性的贫困会具有代际传递效应，疫情无疑加剧了这一状况，而且最后一根稻草也日益微薄，疫情导致客流减少，营业额也随之下滑。没有前路之路，路途更为黯淡，难以设想生活的底究竟要低到何处。

  影片中采访的几位女性，有上大学时母亲便自杀，为了偿还奖学金只能进入风俗店的学生；有遭受丈夫暴力，得不到生活费的家庭主妇，她们只能依靠危险与暴力相伴的“爸爸活”活下去，虽然站在苦难的血泊中，但她们只得继续站下去。疫情迫使这些存在已久的结构性问题彻底浮出水面，日本女性的弱势地位进一步加剧。危险不仅降临在已经进入风俗行业的女性身上，还有即将进入的人群，疫情致使那些承受家庭暴力的青春期少女无家可归、无处可去，有极大的可能投入风俗业。娜拉走后如何？少女离家后如何？不忍深想。

  或许会有人义正词严地斥责这些进入风俗业的女性，以冷漠的态度居高临下地认为她们是自作自受。但并非如此，极度缺乏选择的她们无路可走，深处贫困链条中的她们无力挣脱。美国政治学家、专栏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曾亲身参与、记录自己在体验低薪底层生活时的见闻，从佛罗里达到缅因再到明尼苏达，种种经验表明只要你身处底层与贫困，那么无论你如何挣扎都不可能改变现状。束缚她们的并非是努力的上限，而是生活的下限。

  如果你我无法为这些不得不投身风俗业才能存活的女性提供帮助，至少收起斥责与傲慢。鲁迅先生写《颓败线的颤动》，讲述梦境中一个出卖肉体来养活自己和孩子的母亲，在道德凌辱中、在冷笑毒骂中迈步在深夜中走出，“她在深夜中尽走，一直走到无边的荒野”。众人引以为傲的现代文明如何救扶荒野中的女人？道阻且长，道阻且艰。

  “社会恢复运转，好像只有我回不到其中”

  生活的重压使人透不过气，疫情使之雪上加霜，死亡甚至成了解脱之道。2020年日本自杀人数增多，与2019年同月相比，男性自杀人数增加了21.7%，女性增加了82.8%。《别让年轻人选择死亡》一片针对这一现象展开。纪录片伊始，NPO（非营利组织）工作人员不断回复有自杀倾向的消息，试图挽救；大学医院的急救中心接连不断地接收疫情中选择自杀的年轻人。虽然专家组并未给出自杀原因的准确解释，但是疫情所带来的压抑与孤独成为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对未来的茫然与失望也是导火索，自从女儿自杀后，惠利子一直将女儿的遗书带在身边，其中一句是：“我不想就这样长成大人。”

  精神空虚无力，生活难以为继，21岁的奈砂小姐也处在这样的状态中，她因“紧急事态宣言”失业，但宣言解除之后她也并未找到工作，陷入绝望，“我曾以为社会运转了，我也就可以跟着一起运转吧，但却发现好像只有自己回不到社会中了。”

  德国哲学家哈特穆特·罗萨提出“新异化”，他指出由于社会加速，使得人类在空间、物、行动、时间、自我这5个根本的生活方面产生了大规模的异化，现代人对于不断加速的生活节奏困扰不堪。罗萨对加速社会的分析与社会加速批判理论不仅让他接替老师霍耐特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第四代传人，更给予我们一份讨论当下的理论指引。疫情使得全面加速的现代社会内卷化和撕裂感日益严重，奈砂小姐跟不上社会转速的状况并非孤例，杏菜小姐死前留下的遗书中有这样一句：“希望来世的人生中，可以不用说我想死这句话。”年仅21岁的她即将毕业，做任何事都拼尽全力，却一直找不到工作，她也被社会的转速甩开了。

  专家组用AI对自杀统计数据中的30万人进行解析，自我认同感低、孤独煎熬、生活窒息是不同世代人群自杀的主要原因。针对自杀所做出的干预措施总是为时已晚，如何改变青年人处于痛苦中的严峻现状？罗萨的“共鸣”理论是一条路径，即建立共鸣轴，在多种维度上建立个体与周遭人际世界、自然世界甚至超自然世界之间的联系。日本已经开始多方尝试，致力于研究儿童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开展面向监护人的培训，帮助家长们尽早关注到孩子们的求救信号；搜索引擎巨头雅虎也根据自杀人群生前的搜索记录分析置顶了咨询网页，并试图从技术上减少新闻播报中具有煽动性的自杀新闻。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在“抢菜”“拼团”成为热词的当下，何种努力可以防患于未然，何样心态可以应对疫情倾轧，日本的记录与经验是一组重要参考，也是一则触目警示。《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日常生活》一书第五章聚焦工人新村基层家庭的妇女，研究发现疫情对基层家庭的影响呈现出性别化和阶层化的特征，女性不仅成为社区工作的绝对主力，还承担了疫情前的家庭任务，日常采购带来的物质压力与照料工作带来的情感劳动负担过重。如果说疫情为中产的生活增添了不稳定性，那么于底层而言就是超级不稳定性，然而就是在这种不稳定中，工人新村的妇女不仅照顾家务，而且积极参与社区的志愿活动，在居委会的支持下形成了互助互惠的妇女关系网。这无疑为严峻的形势带来了一份欣慰，但后续如何仍需持续关注和讨论，不要再驯养房间中的大象，要为妇女劳动赋值，也要兜住那些被生活遗漏的人。

  引书中一笔：“我们需要极大地肯定这种劳动的价值和贡献，同时也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去回应贫困妇女因照顾和情感劳动产生的特别需要，以更公平的方式分配社会再生产成本等，关注疫情的阶层化和性别化的影响，并支持和保障妇女在后疫情时期的生计和发展。”

  希望所有肩负生活重压的人都能寻到自己的一席之地。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