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敏君作品

    他是以幽默和漫画手法，把有意义的东西变成有意思的东西。——黄专

    他们的笑如此歇斯底里，似乎已经要哭了出来。

    虽然容貌酷肖他的画中人，但他本人的表情相去甚远，他很少笑，眼皮向下，脸上最经常的神态是司空见惯、无所用心。

    以至于他对你说话时，你渐渐起了狐疑，觉得他嘴皮蠕动的同时其实脑子正在走神。

   “人在笑的时候是不思想的，从某种意义讲，我画的是幸福的、被人驱使的人们。”

    面对相机镜头，岳敏君拒绝摆出跟画中人一样的大笑，“我笑不出来。”他以前没有这样坚决，所以他按摄影师意图摆拍出的大笑照片，在各种媒体上并不少见。每次他有了一个“傻笑人”系列画作的新构思，就会把他的弟弟叫到工作室，大笑着摆好姿势请弟弟帮忙拍照，再照着照片进行创作。

    栗宪庭说，岳敏君是“肤浅偶像的制作者”，他的标志性偶像傻笑人，永远咧着大嘴，仿佛患上了欣快症，他们把身体扭成各种“拧巴”的姿势，或穿上大人物的服饰，仿佛在和全世界开玩笑。中国当代艺术逐渐被国际社会认可，美国媒体报道岳敏君等中国艺术家赴美的画展，封面就是几个傻笑人爬上了自由女神像，标题：他们来了!

    肤浅的偶像

    岳敏君在宋庄的工作室占地足足七亩，院子里池塘就挖了两方，荷花鲤鱼，岸边站着傻笑人的塑像。为了满足画家的业余爱好，后院还像模像样地设了个篮球场，结果很奢侈，一个月也不一定打上那么一次。画室倒朴实，原砖原色，不事装饰，砖红色的阔朗空间，内墙灰色的调子，白细布窗帘戴天履地。会客间的墙上，是王广义的政治波普。

    正在画的画：一幅巨大的黄瓦红墙，紫禁城盘错蜿蜒，退远了一看，这些迷宫样的城墙组成一些难以辨认的汉字：“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正是天安门城楼上张挂的标语。“汉字”和“迷宫”是继“傻笑人”以后岳敏君新近着力的概念。

    他有点意外，继而沮丧，“啊?你都看出来了?!我以为这些字隐藏得很难认的。”这可不行，他得在画上继续增加一些小的细节，增加干扰，让寓意变得不那么开门见山。

    栗宪庭这样评价岳敏君和方力均的不同，“方的作品有一种内在的对抗心理，和内在紧张的力量。一个大光头，或者一排大光头的形象，视觉的冲击力有一种示威的感觉。而岳敏君的傻笑符号是一种没心没肺的松散、慵懒、百无聊赖。”这大概也是岳敏君和方力均之间精神气质的差异。

    策展人和艺术评论家黄专说：“岳敏君的作品表现了调侃、玩世和自嘲，以其图像的幽默感非常直接地表现了中国的一个特殊时期的精神类型。他是以幽默和漫画手法把有意义的东西变成有意思的东西，(他的作品常常)中止或消除作品意义，这点有点接近政治波普，但应该与政治波普无关。”
    这些同样具有卡通观感的人物，统统在大笑狂喜，集体疯狂和精神游离，传达着岳氏的荒诞和嘲讽。“大笑当然是一种陷阱。”他说，“我想把负面的情绪都隐藏在笑的背后。”

   “最开始我想到的是，偶像，跟雷锋、梦露一样，主要是社会的需要，可能和他自己没关系。现在有一个特别大的问题，现在中国社会好像造不出什么偶像来了，商业的偶像，那边刚刚出现，这边就倒了，歌星刚红了又不行了，政治上的人物也是这样。”岳敏君说。也正因为如此，老栗定义岳敏君的“傻笑人”就是在制造“肤浅的偶像”。

    他有一幅画，整个画面都是灰色而多孔的假山石，每个石孔里露出的都是一张美女偶像脸，画风从简的岳敏君当然不会自己去描画这些为人们熟知的脸庞，他直接把它们从时尚杂志上剪下来，贴在画里，完成他的偶像嘲讽。

    枪声过后，一切都没了

    岳敏君出生于黑龙江省的石油之都大庆，当下活跃在中国画坛的画家大多与岳敏君同辈，这一代人共同的特点是在“文革”期间爱上了艺术。当时大庆各个学校都停了课，岳敏君就总在空闲时间描摹当时的工农兵海报和英雄人物画像。

    1980年高中毕业后，父母怕他到农村去接受“再教育”，就把他送到天津的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去当了一名电工，面对大海一干就是三年。这是一段比较特殊的、与世隔绝的经历，他渐渐厌倦了工作，想成为一名专业的画家。1985年，他进入了河北师范大学油画系。

    当时的美术新潮运动正是暗流涌动，1989年2月，岳敏君听说中国美术馆将做一次前卫艺术展，所有北京最好的艺术家都会齐集一堂，于是他来到首都。“我从河北坐火车到北京，但我到的时候，什么都没了。已经停展了。”在艺术家肖鲁用手枪向她的个人装置作品开火后，整个展览被强行关闭，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前卫艺术遭到了来自社会方方面面的、最激烈的阻力和批判。这是另一件让岳敏君记住的事情，而中国的前卫艺术发展史也抹不掉这一枪。

    艺术的发家史

    1990年代初期，岳敏君搬到北京圆明园画家村。此前他曾在河北省的华北石油学院教艺术，有时还得回家借钱。

   “我没法把我的记忆和体验抹除，感到非常空虚和迷茫。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圆明园村的艺术家群落，就立刻辞职搬到了那里。我父母劝我回学校教书，可我爱画画，完全没兴趣再去教书。我也没什么可教的，就让我终生都画画吧，不管我以后会有多穷困潦倒。”

    他没有穷困潦倒多久，艺术与资本握手言欢的格局已经春风初透。1992年，香港汉雅轩老板张颂仁以1500美元买下了岳敏君的一幅画，这是他卖出的第一件作品，在当时，这是一笔巨款。

    一星期后，又有美国投资银行家来到画家村。银行家到的时候正是夜里，荒僻的画家村还停了电，这位银行家只能借着烛光来看他的作品，最终敲定了一幅。

    岳敏君当时正准备拿这幅画参展而不想卖，就故意把价格提高到5000美元，他以为这个天价可以既不拒绝别人，又把买家吓退，没想到，美国银行家立刻就说“行”。这个“超值”的买卖让岳敏君微微感到忐忑，那时候根本没有艺术市场的概念，画廊也寥寥无几。他没想到的是，十多年后，他的画作价格已经涨到了以千万为单位。在今天的拍卖场中，岳敏君的油画已经能与任何中国顶级当代艺术作品比肩。

    一组令人瞠目的飞速递升数字可以让我们见识中国当代艺术品市场的繁荣与疯狂：

    2007年，纽约苏富比春拍，岳敏君的一幅《金鱼》以折合人民币约1100万元的价格成交，一举打破了其作品拍卖的最高记录。也正是这个价格，让岳敏君跻身“千万元画家”之列。然而，这个记录并没有保持多久，仅半年之后，他的一幅大型油画作品《希阿岛的屠杀》就在香港苏富比以3137万元成交，这个价格比拍卖前的估价高出近4倍，不仅刷新了其个人作品拍卖最高记录，同时也一举成为当时最贵的中国当代艺术品。5天后，他的一幅《处决》在伦敦苏富比拍出了293.25万英镑，约合3812.25万元人民币，再次改写了其个人作品拍卖记录，并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的世界纪录。

    最受市场热捧的，是岳敏君的“名作系列”(又称“场景系列”)。这是一组减法题，他把《自由领导人民》、《草地上的午餐》、《开国大典》等等一系列经典的油画名作，减掉其中的人物，只剩下那些可以辨识的、空荡荡的场景供君“睹物思人”??他笔下的《毛主席去安源》，湘水尤在，但夹着油伞的毛主席不见了。

    (实习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