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青，著名当代艺术家。1958年生于于昆明，1982年毕业于四川美术学院绘画系油画专业，四川美术学院教授。

　　这几年，叶永青的名字，总是和一只价值25万的“傻鸟”联系在一起。它虽然远远不是叶永青画过的最贵的一只鸟、却绝对是知名度最高的一只鸟。它早已借助网络的力量，成为圈外人认为圈内充满“蒙事儿”的艺术家、而圈内人“嘲讽”圈外人不懂当代艺术的“经典案例”。

　　最近，叶永青和他的同乡艺术家罗旭在广州扉艺廊举办双人展“艺术家眼中的自然：蚁工与飞鸟”。圈内人赶来看门道，圈外人则赶来看“热闹”。

　　不过，和原作的面对面，也许会让很多曾经发出嘲讽之声的人闭上嘴巴。当代艺术世界中确实不乏故弄玄虚的投机分子，但有些作品、有些人我们看不太懂，可能真的只是因为我们缺乏了解——叶永青应该就属于这一类艺术家。

　　看似无意识的涂写却经得起长久细致的审视

　　从2000年起，“鸟”就变成了叶永青的重要符号之一。在这次展览中，各种各样的鸟也在以不同的方式呈现。

　　有憨态可掬的鸟、有唐宋风骨的鸟、有彩色魔幻的鸟……乍看上去，它们的笔触依然简单、凌乱、随意，如果被拍成照片放到网上，或许仍会和那只“傻鸟”一样遭到“出自三岁小儿之手”的嘲讽。但在展览现场，它们却产生了一种真实的、摄人心魄的气场——

　　首先，它们的尺幅巨大超出想象，而当你凑近了看，会惊讶地发现，那些看似简单的笔触，其实是由许多复杂的、仿若荆棘般细小而坚定的笔触描绘而成。叶永青曾经对媒体介绍过这些鸟的绘画过程：首先是随手画出一张巴掌大的草图，然后用投影仪投射在巨大的画布上，再经过细致的描摹而成。看到原作，便知他所言非虚。这些看似随手涂鸦的鸟们，叶永青有时候一描就是一年。他希望以一种“慢画快鸟”的方式传递出某种时代的荒诞感。

　　其次，那些看似无意识涂写的线条，经得起最长久和最细致入微的凝望与审视。由它们构建而成的鸟的形象，既有一种现代简约的风格，又有着中国水墨画独有的“虚空”气质。以至于面对它们，会让人产生一种奇异的联想：如果宋徽宗笔下的鸟飞越千年的时空来到当代，或许就应该长成这个样子。

　　“轻”装上阵是艺术家获得自由的必经之路

　　叶永青的作品始终带有某种缥缈和轻盈的质感。当同时代的艺术家们醉心于各种尖锐、沉重、扭曲、痛苦的表达时，他选择用最深沉的耐心去画出一只只“天真一点、再稚拙一点”的鸟。而这种和“宏大叙事”逆向的追求，还可以追溯到更久之前——在校友罗中立画出了《父亲》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叶永青却沉醉于描绘西南风情，创作了浪漫、忧郁的成名作——《离开和留驻在最后一块草地上的两个人》。

　　而这样的风格仍在持续。扉艺廊的展出中，有叶永青最新的作品《禁果集》、《芳香的旅程》和《逃之书》，以册页的形式记录叶永青这几年在云南、广西、台湾、大溪地等地的行游过程。阅读这些册页，仿佛是在阅读叶永青的微信朋友圈，他去了哪儿、见了谁、想了什么，都有迹可寻。它们是现实的记录，但又跟现实“咬合”得不那么紧，而是跳出一点、轻盈一点、诗意一点，还带点让人忍俊不禁的小幽默。

　　叶永青并不讳言他喜欢“轻”，并一直刻意回避“纪念碑”式的宏大表述方式。“这也许是性格问题，我一直都不是一个带有很强批判性的人；反而更喜欢以逃避的方式、离开的方式，让自己轻松上路。”

　　在叶永青看来，“轻”装上阵是一个人、一个艺术家想要获得自由的必经之路。“时代的力量很强大，它把每个人都裹挟其中，给每个人以标签、以定义。而我一直在想办法从这个‘规定’里面逃跑出来，重新成为一个没有文化标签的、独立的个人。这种‘空手下山’的状态有一个好处，它能让我在每次遇到很大选择的时候，知道自己真的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

　　但叶永青也说，时代的强大在于，哪怕是他这样一个一直企图“奔逃”的人，也难免被一次次地“吸附”回来。“所以回过头来看，我又一直和时代的洪流若即若离。我其实一直在潮流里，但不是在人最多的潮流里。”

　　而对于喜欢叶永青的人而言，这也许正是他打动人心之处。“他是现实的反面，是用另一种东西在针对现实。”摄影艺术家颜长江说。“我是一个面对现实的摄影师，图像是充满纠结、躁动的中国人与中国场景，属于‘恶狠狠’的那种。而叶的画，是简单的，表面上与现实无关的，洁白的、极简的、抽象的。我们不属同类，必须承认，我是个愤青，活得极焦躁———但是，一看叶的笔触画，我安静了。”

　　对话

　　叶永青——写实是观念形成的重要基础

　　记者：这次展览中的册页作品《芳香的旅程》是您行游大溪地的一个笔记。我知道您年轻的时候特别崇拜高更，这次去大溪地您有一些感受记在了册页里，比如对写实重要性的再认识？

　　叶永青：高更是我最初进入艺术的一个梦。我年轻的时候每年要去七八次西双版纳，而原因就是觉得那是一个从自然条件上来说，似乎可以把我和高更联系起来的地方，很幼稚的想法，但不失真诚。到了今天，艺术早已不是我当初想象的那样简单，但无论我在世界的哪个地方，还是很愿意去博物馆看看高更，每次看到他都像在照一面最初的镜子。

　　这次去大溪地不仅我一个人，还有十几个艺术家，我们不免会讨论一些跟艺术有关的话题。我们过去一直把高更看做是一个想象力非凡的艺术家，而在大溪地我们发现，那里的地貌、植被、色彩，包括那里的人，虽然穿的是现代的服装，但他们的样貌和气质，都和高更画的如此相似，高更其实是个非常写实的艺术家。这给我们一个启发——写实是艺术家很重要的品质。艺术是关于观念的，观是观察，念是想象，所有的写实、观察其实是为了带来想象力，为了汇成自己的思想。反过来说，任何一个想象的蓝图，都必须建立在一些材料的基础上，这些材料指的是一些可以触摸的、可以打动你的、鲜活的、真实的东西。而这正是写实的价值所在。

　　记者：您最近的很多作品都采用了册页的形式。原因是什么？

　　叶永青：自明代董其昌以降，几乎所有的大家笔下的山水册页均是伴随行旅之作，是忘却章法后的试验、随笔、偶然的留心和生动活跃的草图，甘苦自知的有感而发，在我看来往往生机趣诣，高过那些著名的洋洋大作。我去年在台湾观摩了“吴门四家”的作品，发现他们四个人的大幅作品都有他们老师周臣的影子，而且不如老师画得好。但他们的册页却明显好得多，我想这是因为当他们在山水当中游走的时候，状态是最放松的，所以才有了最鲜活、生动的表达。

　　而具体到我个人，我这两年的生活，一直就是走来走去的。我在北京、大理、清迈都有工作室，还进行了一个沿着北回归线行走的“大观”计划，在这种状态当中，最方便的就是做一些可以携带的艺术。所以册页变成了我很好的创作方式，我总是一边走，一边写，做一些记录，等真正到了稳定的工作室，我再把它完成。

　　来源的混沌与爆发的意外是艺术创作最可爱的地方

　　记者：您虽然是学油画出身，但这几年的作品却特别有国画的味道，在材料的使用上囊括了宣纸、水墨、碳条、铅笔、丝绸、拼贴，似乎越来越百无禁忌了？

　　叶永青：我不太考虑这些画种的类分以及传统与风格的边界，只是一路画下去，材料和方法够用就好，传统与当代好使就行。我的目的不只是画出一张“好画”，而是说出“故事”并示出“我的手笔”。事实上艺术的本质是对一切命名和定义的反驳。

　　我到过孟加拉达卡河边的一个小村，那里什么都没有，整个村子没有一支能写字的笔。我和来自各国的艺术家们用泥土、树枝、鸡窝辅盖甚至针头线脑搞创作。那天的开幕安排在一个日落时分，我在村外河边抬头看到艺术家制造的三盏巨大的孔明灯在金色的夜空徐徐上升，我顿时热泪盈眶。这些经历一直被我视为一辈子最宝贵的财富。

　　记者：除了那只“傻鸟”引发过很多人的好奇，您还有一幅卖了100万的《伤痕》也激起了吐槽无数。您怎么看待大众的误读？您认为对于当代艺术家而言，得到大众的理解是否是一个“刚性需求”？

　　叶永青：《鸟》和《伤痕》异曲同工，都是以同一种露拙藏巧的手法，与他人进行的讨论与对话。是测验艺术知识与权利的善意游戏？亦或是挖了个坑？你看千千万万自以为是的人们都跳进坑里去了，大家一起嘲笑着傻傻的丑鸟和弱智无脑的一笔一画，不是也在嘲笑傻傻的自己吗？

　　艺术就是人人能够参与的“误读”游戏，不分等级、不论贫富，但的确需要在游戏中学习。学习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获得“正解”，而是为了共享不同。谁又代表“正确答案”呢？向大众解释往往“鸡同鸭讲”，是用建庙的手在拆庙。好的艺术只有去处，不见来路，我们看着许多批评都试图将这些“来路”讲清楚，这是多么徒劳的事。艺术创作为世界增添神秘性，来源的混沌与爆发时的意外，是它最可爱之处。作者兀自表白，世人见仁见智。我从不相信存在人人“懂”的艺术，经常被媒体提及的“大众理解的艺术”我不知具体所指的是什么？

　　记者：如果重新做一次选择，如果不当艺术家，您觉得自己最有可能选择什么职业？

　　叶永青：不知道啊，应该可以做许多选择。那句话怎么说：我不知未来会成为什么人，但可以拒绝成为你不愿成为的那种人。我想其中最应该拒绝的，就是成为没有学习能力的人吧。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