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家丁乙与爱马仕丝巾跨界创作
徐震 《香格纳超市》UCCA 展览现场2014 年
中国当代艺术家的心理转变当下，中国当代艺术与商业活动的结合已经司空见惯。在城市中的现代化大楼前，经常会矗立着几件大型的雕塑或装置；星级酒店大堂里，也不时能够看见岳敏君的“笑脸”、王广义的“工农兵”或者悬挂于墙上的由张晓刚绘制的《大家庭》；众多时尚活动也参与进来，不仅赞助当代艺术，还邀请当代艺术家参与自己的品牌发布，并且热衷于与当代艺术家开发艺术衍生品，希望把自己的产品也能打造成艺术品：国际奢侈品大牌爱马仕就与艺术家丁乙合作，把艺术家那些抽象的十字图纹印在了价格不菲的围巾上。30年前中国当代艺术无人问津的窘境被颠覆，种种现象似乎让人开始觉得中国当代艺术已经成了商业社会的“香饽饽”。
历经几十年的改革，市场经济与自由贸易在中国社会得到了深入发展，不仅仅是自然生态被改变，人文环境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开始崛起，正如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指出的，在面对资产阶级工业与文化革新时“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冲击下，原本存在于中国社会中的强大意识形态已经若有若无，传统文化倡导的“温良恭俭让”也基本被人们搁置一边。欧美发达社会的生活方式加物质主义文化成为社会的主流，在这个背景下思考与审美观也在改变。人们在享受商业社会带来的便利时，也开始越来越适应由商业社会孕育的文化游戏。并且不仅仅是日常活动，就连被认为是高雅的精神活动，比如艺术、文学、诗歌，在今天也被纳入到了商业操作的结构中，与“俗气”的金钱为伍相伴。也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当代艺术发生了重大转变。
发源于西方的当代艺术，最初在中国是以“叛逆者”的面貌出现，成为文化先锋角色，代表了一部分艺术家对落后的文化机制乃至政治体制的不满与离经叛道，也代表了艺术家向当时先进的西方文化学习的态度。但今天一切已经改变——随着意识形态上的放松、艺术市场的兴起以及当代艺术家自身社会地位的提高，当代艺术的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部分当代艺术从“地下”状态走出，很多当代艺术家也从底层“盲流”变成了社会中上层的富裕人士。当代艺术的赞助者也不再只有外国人，中国本土崛起的商业机构、富裕人士成为当代艺术最主要的买单者。此时对于很多中国当代艺术家来说，反抗体制或者如何发现当下文化中的漏洞并加以突破，只是他们在创作时所需要面对的问题之一，如何销售掉这些作品以及获得更多的赞助，似乎更令他们费心。政治直接干预艺术的行为越来越稀少，如何在商业社会中生存并且传播自己的作品，成为更重要的问题。[NextPage]
艺术与商业的联姻
当然，当代艺术与商业的联盟并非中国人的发明。在欧美社会中，当代艺术家介入商业活动或者与品牌“联姻”早已有之。在这方面，美国的波普艺术代表人物安迪·沃霍尔走在了前列。他将绝对伏特加（AbsolutVodka）印在了自己的丝网版画上，众多文化以及商业名人的头像也是他作品中的常客；杰夫·昆斯与日本艺术家村上隆则将艺术进一步推向了商业，他们的作品本身就成了时尚的产品。越来越多的美术馆与艺术机构也正在成为职业的商业公司。
作为世界最为知名的展示当代艺术的空间，古根海姆美术馆正在日趋成为一个透明的商业机构。从举办“乔治·阿玛尼”奢侈品展，到策划“摩托车艺术”展，古根海姆的众多展览都直接服务于经济利益。而商业品牌也从中得到好处，因为美术馆策划的这些展览的参展艺术家都会挖空心思让自己的作品与赞助单位的品牌相结合。事实上，我们可以认为这些品牌将艺术馆租下来做了一次大广告。在西班牙的毕尔巴鄂（Bilbao）建立分馆，则是古根海姆美术馆做出的最为英明的商业决策。埃塔分裂势力活跃的历史，使得毕尔巴鄂地区的商业与旅游业一直没有起色。为了改观本地的形象，当地政府与企业花费巨额资金将古根海姆美术馆引入。十几年后，这一结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毕尔巴鄂已经成为西班牙乃至全球知名的旅游地，也是艺术粉丝前往西班牙时必去之处。
而在中国，虽然商业大规模介入当代艺术的历史并不悠长，但发展的势头却异常迅速。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当代艺术人物，如王广义、方力钧、曾梵志等等，都是企业与品牌偏爱的人物，尤其是跨国企业，比如奔驰、奥迪、万宝龙、爱马仕等，赞助了中国当代艺术的一系列活动。在一些热闹的展览大门外，我们时常能够看到豪车或者用豪华玻璃罩住的奢侈品。一些重要的艺术机构，比如尤伦斯、佩斯等，在日常艺术展览之外，还经常举办时尚品牌发布会、影视盛典等大型商业活动。那么，这些企业并非真正热爱当代艺术吗？不见得，或者说至少不是百分之一百。美国著名的菲利普·莫里斯烟草公司就有一句名言：“要创建伟大的公司需要使用艺术”。因为过分追求利润的最大化，使得大多数企业的形象在社会中并不那么正面。而与高雅、崇尚自由的艺术联姻，企业或者个人的形象总是容易得到改观。特别是一些形象比较负面的企业，就比如烟草公司，虽然利润可观，但是因为烟草对人体有害，而一直受到公众舆论的谴责。除了慈善事业之外，它们需要通过一些其他事业来改善自己的形象，艺术显然是最重要，也是最有效的途径之一。而与传统艺术相比，赞助代表最新文化动向的当代艺术显然能带来更多的名声与好处。在当下的中国，很多人虽然已经积累了一定的财富，但文化提升的脚步显然没有跟上，“暴发户”的帽子并没有被完全摘除，通过与先锋前卫的当代艺术结合，能够有效地改变这一现状。不仅能增加自身产业的特色，增加在与其他公司竞争中的文化砝码，也能通过收藏当代艺术品，展示自己是关注新事物的“修养人士”。
政府对艺术的态度，也是现在很多中国企业重视当代艺术的一个重要原因。依靠自然资源与人力的经济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污染、自然资源匮乏、劳动力成本上升，正在逼迫政府寻找新的产业链条，文化产业显然是一条既环保又可行的道路。798艺术区的崛起对北京市国际知名度的提高，以及艺术在宋庄发展中扮演的角色，使得越来越多的中国地方政府意识到艺术原来不仅仅可以被欣赏，在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也可以扮演重要角色。在此情况下，环保的文化产业是政府推崇的模式之一。于是在政府的鼓励下，很多企业开始涉足艺术领域，特别是房地产企业。原有的发展思路不是因为政府限制不能进行，就是因为竞争而变得艰难。而对于他们来说，相较于内敛的传统艺术，当代艺术更符合现代企业的气质。艺术品本身的保值作用，也是艺术品收藏能被众多企业接受的原因之一，尤其在通货膨胀较为严重的地区，收藏艺术品比将资金存于银行更为保险。当代艺术作品，特别是装置与雕塑作品，与现代化建筑环境氛围契合，也是很多企业选择购买的一个重要原因。
商业介入后的当代艺术思考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门户形象，798艺术区是展现中国当代艺术最为集中的区域。不过，名气的增大给798的当代艺术家与机构也带来了困扰。被名气吸引而来的大量商业机构正在不断抬高这里的房租与生存成本。越来越多的礼品小店与餐馆，使得原本浓厚的艺术气息在降低。大量原本在此创作的艺术家已经不得不或者被迫搬离，一些资金量不是特别充足的机构也开始转移。这样的情况在原本比较偏僻的宋庄艺术区也开始发生。
除了外部影响外，商业元素的过分介入对于艺术创作与传播本身也产生了困扰。首先，商业不喜欢带有过多批判性内容的艺术品，而来自赞助者们的意见对于艺术家创作时的独立思考也会形成重大影响；其次，商业文明不可避免地受大众文化所左右，而当代艺术却处在大众文化竞争者的位置上。大众文化的特征是通俗、浅显，是一种不太需要经过思考的感情喷发；但当代艺术追寻的是在表面背后发现问题，是一种形式可以简单，但不能过于轻浮的文化理想。并且，在商业活动的侵袭下，大量当代艺术作品越来越像普通商品。一旦艺术品完全成为普通商品，谁还愿意为其高昂的价格买单？政府也不会再青睐此类艺术，因为其已经丧失了艺术品可以具备的教育意义。而目前众多的展览流于形式，在展会上人们普遍精心装扮、忙于交流，却很少有人真正驻足于作品前，在这种浮躁风气下，越来越多的展览已经变成了以艺术为名义的社交与商业联谊。
2014年，艺术家徐震在北京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展示了他的作品《香格纳超市》，即直接将超市搬进了画廊，只是把原本装有实物的包装袋掏空后再复归原位，并以原本的价格出售。艺术家试图通过此件作品向人们表示这样一个现实，那就是很多现实中的普通物品经过简单转换就能成为艺术品。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件作品的诞生也对当代艺术家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商业社会里，如何保证自己作品的艺术主体性，而不完全被商品所取代，也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
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无法回避商业已经成为一个普遍的事实。无论作品出发点源于何种因素，不通过商业渠道，艺术作品往往不能够得到有效的传播，另外一些需要大量花费的观念艺术，就更需要通过商业筹集资金。虽然商业带给艺术的不仅仅是便利，还有限制，但正如德国哲学家阿多诺在《美学理论》中所说：“艺术中的绝对自由总有特定的限制”。当代艺术家需要注意的只是在运用商业渠道的同时，尽力保证自己创作的独立性，并且，与商人打交道，总比与政治家打交道容易得多。
（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