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降的中国当代艺术如何界定？如果用一种颜色来比喻，被誉为中国当代艺术教父的栗宪庭和当今策展界的中坚代表朱朱，都不约而同地选用灰色。

　　借朱朱新书《灰色的狂欢节——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出版之际，21日，这两位新老批评家、策展人在朝阳单向街书店展开了“从地下走向聚光灯的中国当代艺术”的对谈。

　　栗宪庭认为很多真正的当代艺术还在地下，艺术市场只不过让部分艺术家走到聚光灯前，他呼吁关注萌芽状态的艺术。而朱朱思考的是新世纪，当越来越多艺术家不可避免地走进体制和市场，他们该如何再创作以及克服表面对抗意识形态的当代艺术思维。不过，两代批评家均认为“灰色”作为一种中间状态，“意味着一种通向民主或者公平社会的可能性”（朱朱语），甚至，“如果保持灰色实际上是中国的万幸，保持不了灰色就很危险。”（栗宪庭语）

　　从两代批评家观点的同与不同上，或许可以窥探出2000年以来的中国当代艺术，较此前艺术状态的一致与转向。

　　中国当代艺术起源自七十年代而非85后

　　“中国的当代艺术很多人划分在1985年，我觉得是应该划分在七十年代末。”

　　栗宪庭认为，从西方艺术史发展来看，艺术之所以“当代”，在于面对现实更强调一种文化态度和立场。而以此概念看中国，在彻底沦为政治附庸的文革艺术结束后，文学、美术、电影各界的创作开始一致“拨乱反正”，提出口号“人性和真实”。美术界呈现两股创作分流，一派以北京的星星画展、上海十二人美展为代表，在和西方完全隔绝的状况下进行一种现代主义实验，另一派以知青画家为代表，创作出针对文革时“红光亮”的“小苦旧”，诞生了“伤痕美术”这一流派。

　　“很多批评家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85年，他的理由就是以前都是小摊贩式的，85年是运动式的，但实质上这些批评家可能当时没有在场，七十年代末全中国艺术组织叫画会，后来叫群体，只是名称不一样而已，也同样是非常运动式的，而且是带有启蒙性质的，非常大量的席卷了整个中国。”栗宪庭说。

　　曾策展过“原点：星星画会”的朱朱注意到了“拨乱反正”中很有深意的一个现象，“星星画会”本想进入中国美术馆做展览，但是没能进去只能在外面展。“我觉得在这样一个团体的行动当中，这个行动包含着这些艺术家心理的双重性，一方面是他希望能够对传统或者说一个这样的政治的中心秩序构成一种冲击，同时他又希望成为这个秩序的一部分。”而朱朱认为，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人文思潮再次兴起时，艺术在追求自由的同时，也把“艺术作为一个政治追求的载体或者说作为一个附庸，同样也继承过来了”。89后，承担救亡启蒙的艺术追求被证明是无效的，加上市场化的影响，新世纪的艺术开始发生转向。

　　2000年以后的灰色是美丽的

　　朱朱谈到，市场化与体制化后的艺术在新世纪后呈现了两种特征。一是，艺术家身份完成了逆转，从地下的先锋派、漂泊者、随时可能会受到拘捕的人，变成明星或者资本家；一是艺术家的创作也呈现出了一种狂欢化的主题，同时他们运用的多媒介方式也偏于狂欢化的表达，这也是朱朱为什么会把新世纪概括为“灰色的狂欢”的原因。

　　不过，朱朱认为灰色不完全是贬义的。“灰色，在第一层意义上，某种程度上对应了当市场化、制度化到来以后艺术家的一个精神贫学的状态”，但“灰色地带，意味着要容忍各种相对性的存在，让所有的势力、力量都能够在此建立起一个对话的空间，如果能出现这样的空间，就意味着有一种通向民主或者公平社会的可能性，所以灰色也有它积极的意义。”

　　巧的是，栗宪庭也曾做过一个展览“红与灰”，探讨中国是怎么从“红”时代过渡到“灰”时代的。

　　“中国的状态是一种很灰色的状态，宋庄非常像中国，很乱，浮在表面上的都是一些特别乱七八糟的东西，但是底下各种可能性都有，仔细去看其实有很多很好的诗人，很好的电影人，很好的音乐人，也有很好的艺术家。民主不可能一天过渡到那个时期，在现在的中间状态，艺术一定是要反映灰色的，这个灰色可能还是非常长的时期，保持灰色实际上是中国的万幸，保持不了灰色就很危险。”栗宪庭回应。

　　从地下走向聚光灯？

　　针对此次对谈的主题“从地下走向聚光灯”，两代批评家有不同的看法。

　　栗宪庭认为聚光灯下是指的现在有些当代艺术家因为市场的关系或者根本意义上因为名利场的问题走到了聚光灯下，事实上很多当代艺术还在地下，这是一个事实。“那天我们在议论北京跟纽约有相似之处，很多元，有各种各样的实验，但纽约是很公开的，但是北京水很深，把很多东西隐藏在地下，所以说聚光灯只是某一种事实，就像中国很混乱的、很多元、很混杂的一个现状一样。”

　　而朱朱回应，从整体的形态上来说，当代艺术确实是在新世纪产生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影响，很多人都在议论当代艺术，这多少证明了市场化之后的当代艺术走到了一个聚光灯下的位置。

　　朱朱引用艺术家杨福东的一句话，“当钱像雨一样砸向你的时候，你是否能抵抗得住这种诱惑”，认为“尤其是在06、07年那样一个疯狂的阶段，很多艺术家在那个时刻，他们所选择的道路是和这种狂欢保持距离，对于自己的艺术更加自觉还是从那儿开始走向大量的复制，走向一个明星化的生活方式，这都是构成一个我的书中要谈论的现象和问题。”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