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拓作品《公务员》，他描摹的公务员神态各异，但形象多是双手并肩垂直，低头含胸，表情拘谨。该作品在北京“首届CAFAM未来展”上引发广泛关注，而宋拓则成为近年来从广东走出去的青年艺术家之一
近期，在广州53美术馆举行的“潜动力—1条广州当代艺术生成线”，力图一窥广州当代艺术的全景生态。
这已经是策展人胡斌今年第二次以艺术群落为对象推出的展览概念，今年5月，他还在东莞21空间美术馆策划了“视觉交叉体—首届广东当代艺术群落青年艺术家联展”。
广东的当代艺术介入中国当代艺术潮流，主要是以艺术家团体的身份发出声音的。以李正天为核心的“105画室”；梁钜辉、林一林、陈劭雄等组成了“大尾象”；还有“卡通一代”。只是现在这种团体关系，慢慢演变成一种围绕广美的群落系统，以及以华师美术学院为中心的另一系统，并且主要是以师生关系为纽带。
胡斌认为，其实这样的关系主要是存在于绘画方面，而像在新媒体的方面，如胡向前等年轻艺术家则是继承了“大尾象”一线的发展轨迹继续推进。但是他不认为，以学院为中心的关系会是影响广东当代艺术发展的一个阻力，比如“川美现象”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罗中立曾说，川军比较特殊，它不是一个人两个人进入到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进程中，而是每个时期都是一拨拨的人，都是一个个群体出来。评论家王林也观察到，“川美”形成了不成文的“上带下”、“长帮幼”、“体制外教学帮体制内”的传统。北漂“川帮”抱团结帮的现象与此多少有些关系。
胡斌在了解过“川美现象”后也承认，相对于四川，广东缺乏一种凝聚力，同时因为广东的艺术家生存条件较为优越，而且面对的选择也较多，因此缺乏动力去继续对外拓展自己的疆界与视野，形成目前广东当代艺术发展“波澜不兴”“自娱自乐”的现状。
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都只能移居海外发展
早在2008年，“广州站—广东当代艺术特展”在广东美术馆开展，这是第一次系统地梳理和回顾广东本土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时任馆长王璜生曾是这样分析为什么当代艺术在广东本土波澜不兴：总体上讲，广东的文化意识还显得非常保守，比如商业资本对文化的认识，在北京、江浙、四川都活跃着许多商业机构，投入巨大资金收藏当代艺术，他们对当代艺术的眼光和投资都与国际接轨，而广东本地的企业却鲜有做这样的事。因此有一种感觉，广东走出来那么多有影响力的当代艺术家都只能移居海外发展，变成“墙内开花墙外香”。
王璜生写道：“掌握文化权力、经济权力的人，还有整个广东人群体的普遍文化意识，对当代艺术的关注都显得相对薄弱，所以广东产生了好的当代艺术家，却往往在社会上得不到呼应，形不成火热气氛。”
5年过去后，这个情况至今却没有明显改善的迹象。而且当年在这个展览上出现的艺术家，像蒋志、曹斐、郑国谷、杨勇等，至今依旧是广东当代艺术的代表，广东当代艺术界竟然没能再向外推送更多的新鲜血液。
珠三角被寄予厚望，又让人失望
从当代艺术创作到市场，广东都处于一个“自娱自乐”的状态。12月18日开幕的第二届大学生艺博会上，广州华艺文化有限公司董事总裁李峰也深有体会：“从1993年中国有了艺术品市场，珠三角一年一年被人寄予厚望，又一年一年让人失望。”
他认为，广东艺术品市场的这种情况不光是在广东，在全国范围内，其它地方如上海、浙江、江苏等经济、艺术市场比较发达的地区一样面临。
这是一个市场归类的问题。北京是全国乃至全亚洲，甚至是全球的市场，最好的艺术家、创作资源、市场资源、买家资源和其它的配套资源全部都被北京吸引过去了。而广东只能逐渐沦为一个区域市场，这样促使广东的艺术同行们不停地强调本土、地方特色，使得整体市场可能会越走越窄。因此要如何打破广东艺术市场的区域性，做一个更大的市场。大艺博被李峰视为其中一个新的尝试。
“广东方式”产生的后遗症
广州作为著名的会展城市，有着“广交会”这个悠久的对外交流名牌，而且也是内地首个艺博会的举行之地，应该是有着办好艺博会的基础。广东的经济战略和文化对策保证了广东可以在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中获得最大的成功。与此同时，“广东方式”也在社会经济转型中和文化转型中产生一系列的后遗症—即保守的文化对当代艺术的围堵、放逐和过渡边缘化。
广州市文广新局局长陆志强曾强调，与当下名目繁多的艺术博览会相比，广州的艺博会要注重的是“成交率”，要做成艺术品的广交会。有业内人士指出，2000年以后，随着艺术市场的逐步勃兴，建立高端艺博会的需求日益显现。“艺博会不能再以‘博’为基本形式，过分强调规模之大，展位之多，顾客之众，成交率之高的做法已经没有多少意义了。”
而大艺博在业内人士看来，参展作品数量繁多(799名青年艺术家，1963件作品)，但是质量参差不齐，不少作品尚未成熟，远不能发展成为高端的艺博会，尚未能摆脱广东艺博会给人以“摆地摊”的低端形象，更谈不上要对外输出这一模式去影响全国。因此也只能说，又是一次广东艺术市场的“自娱自乐”行为。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