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把当年风靡一时的巴塞罗那椅，被珠三角某工厂山寨成了双人椅

　　“粗笨的外观、低廉的价格、糟糕的质量”，你在说谁呢？也许有人会不甘心地默认这是给当今的“中国制造”扣的三大罪状，但他们难以想象的是，这其实也是在上世纪很长一段时间里戴在今天以制作精良、设计独特著称的“德国制造”头上的三顶帽子。

　　今年12月7日到明年3月初，由中国美术学院与何香凝美术馆合作的“制造到设计——20世纪德国设计展”，展出近百件包豪斯文献与作品原型，从书籍到建筑设计，应有尽有。提到包豪斯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也许有人会说在工业高度发达的3D打印时代，关注包豪斯已不合时宜。但事实上，且不说包豪斯是否已经过时，“包豪斯”这三个字于今天的中国，在实体店是卖包袋的店铺；在淘宝上是近期崛起的某家具品牌的名字；在房产界则是武汉某楼盘的名字；更别提各类设计公司也一窝蜂地冠以“包豪斯”的头衔。

　　真正的包豪斯，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所完全为发展现代设计教育而建的学院，它创立于1919年，1933年因纳粹上台而被迫关闭。Bauhaus一词由首任校长沃尔特·格罗庇乌斯（Walter Gropius）倒置德语词HAUSBAU（房屋建筑）而来。包豪斯对于当时处于困境的德国设计起到了革命性的作用。而此次展览的意义，如中国美院院长许江所说，“我们这次引进的不单是藏品，更是中国制造的思想库”。再如安哈特大学的鲁道夫·鲁德曼（Rudolf Lückmann）教授补充所的：“我们不应简单地把包豪斯的例子作为一种模型和榜样去学习，因为这段历史自1933年就停止了，在不同的国家发展到现在有不同的文化，不应该简单地去复制”。

　　何香凝美术馆上下两层的展厅被划分为4个板块。“手工艺与制造”部分，我们能看到弗朗茨·博厄斯（Franz Boas）设计的新艺术运动代表作品“带吊坠的项链”等一系列对工艺制造发展进程有革新意义的作品 ；“理想与实验”部分探讨了包豪斯在教育上的改革；从“设计与政治”部分，我们能了解到当时包豪斯是怎样一次又一次地处理其所面临的政治危机而得以存活；而“系统化与国际化”部分所揭示的，是最早期的设计推广与企业合作是怎样产生与进行的。展品囊括了瓦西里·康定斯基的《论艺术的精神》封面、彼得·贝伦斯 (Peter Behrens)为德国通用设计的世界上第一代电水壶，当然还有威廉·瓦根菲尔德（Wilhelm Wagenfeld )设计的最著名的早期工业设计品之一——WA24号台灯，也就是我们通常所称的“包豪斯之灯”。之前只能在画册上看到的，这次原作就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甚至没有玻璃罩隔开。

　　在众多展品里，最熟悉的莫过于出现在无数教科书中、被奉为经典的“红蓝椅”了。这把由格里特·里特维尔德（Gerrit Rietveld）设计的构成主义作品，实物比我想象中小了很多，你很难想象一个身高1.8米的欧洲男人坐在上面的感觉，或许就像坐在一个儿童玩具上。从它的结构来说，椅背和坐板的厚度目测仅约1.5厘米，让人感觉极其单薄与不适，而这种感觉正是与宣称以“形式服从功能”为基础的包豪斯理念所相反的（或许下次展览应该配备一比一的复制品，让观众真正体验一下？）。

　　除了“红蓝椅”，以手工焊接的钢条和皮带构成的密斯·范·德·罗(Mies van der Rohe)的巴塞罗那椅也是焦点。主策展人、中国美院包豪斯研究院院长杭间说，这把当年风靡一时的单人椅，被珠三角某工厂山寨成了双人椅，结果便是在一人坐下时会把另一端坐着的人弹起很明显，厂家山寨时没动过脑子，而不动脑子的原因不是因为他们没脑子，而是因为他们缺少实践，这恰恰引出了研讨会上赵阳教授所提到的关于中国的教育的现状问题：“产品设计必须动手，必须实践。而我们现时的大学教育制度，都是本科毕业读硕士，硕士毕业读博士，博士毕业留校当教师。工业设计很悲哀，它并不需要这样的学位，它更需要的是有第一线设计经验的老师。”

　　这段话引出了两个重要的问题：一是老师没实践，二是学生也没实践。而这两大问题所直接引向的一个结果就是：抄袭。不知现在的情况有否改变。回想十年前我还在某公司任产品设计师时，公司每年都会派设计师到国外“考察”，而这种考察其实就是为抄袭做准备（于是国外的品牌看到亚洲面孔都会下意识地收起目录册拒绝派发），看到外形好的（不只是好看，还要好“抄“）、销量高的，就拿过来改一下，改够6个不同的点，就不算抄袭了。

　　这就是现在国内设计师的悲哀：企业并不需要你的设计能力，只需要你的“动手”能力，更准确地说是电脑改图的能力。正如赵阳教授提到的另外一点：“在国外，企业本身的力量很强，可以把一个概念很完整地变成一个商品，中国的设计师就没有那么好运气了，他们要比国外设计师更能干才行，我们的企业家没有这种概念，你要给他的是已从概念深化成的一件商品，你教给他，他还不一定生产得出来。”

　　（实习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