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5日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著名哲学家、艺术批评家阿瑟·丹托 (Arthur Danto)在纽约逝世。对丹托熟悉的中国批评家、理论家纷纷表示了自己的哀悼，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主任、副教授陈岸瑛曾翻译和出版了丹托最重要的著作《寻常物的嬗变》，关于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以及对丹托理论的见解，本网采访了陈岸瑛先生。
丁晓洁：您认识丹托（其人其著作）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陈岸瑛：丹托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出名，这主要是因为从那时起他开始做艺术批评，批评家的身份促进了他的哲学的推广，使他成为继格林伯格和斯坦伯格之后在美国影响最大的艺术理论家。1980年代我还是中学生，1995年读硕士后才逐渐了解丹托。2001年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任教后，在美学课上开始讲丹托。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大约是在2005年接到杨全强先生的委托，开始翻译丹托的美学代表作《寻常物的嬗变——一种关于艺术的哲学》（The Transfiguration of the Commonplace: A Philosophy of Art）。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翻译主要完成于苏黎世大学访学期间，2007年10月回国时基本上就翻译完了，但是一直拖到2012年1月才出版，第二年，丹托先生就去世了。出版前的样稿读得太匆忙，出版后才发现有个别地方有误排，后来一并告诉江苏人民出版社的蒋卫国老师了，期望在重印时能更正。翻译这本书，可以算是对丹托思想深入接触的过程。
2008年，大卫·卡里尔（David Carrier）教授作为富布莱特学者来我系讲学半年，他是丹托的弟子，与丹托是亦师亦友的关系，在饭桌上给我讲了不少丹托的趣闻。从他那里，我得知丹托早年学过艺术史，参加过二战，曾经是位成功的木刻艺术家，这些经历都对丹托思想的形成产生了影响。记得当时还和卡里尔教授专门讨论过丹托的艺术哲学，以印证我对丹托的翻译是否正确。我还从另一位朋友乔?费尔德曼那里听说，丹托是一位没有名人架子的人，为人非常nice。我只和丹托通过几封信，后来有机会去纽约，但最终出于疏懒，没有去拜访他。听到他去世的消息时，感到有几分遗憾。丹托病了好几年，听说卡里尔常在床边照料他。这一晃也有好几年没有见到卡里尔教授了，不知他的世界艺术史研究得怎么样了。
丁晓洁：在翻译《寻常物的嬗变》过程中与丹托做过哪些沟通？完成这本书有什么样的经历？
陈岸瑛：2006年到2007年，我在瑞士的苏黎世大学艺术史系访学，住在苏黎世山上的一座学生公寓里，晚上抽空翻译丹托的书，就是在那时与丹托有了联系。丹托的思想有些晦涩，时常吞吞吐吐地不给出最终结论，需要非常耐心才能跟到最后。此外，他喜欢在学术化的行文中夹杂一些口语化的表达，如“spongy”、“sec”、“hardnecked”等，这些词的字面意思不难查，但在行文中的引申义却常常令人费解。就是因为对这些词产生了绝望情绪，我才下决心给丹托先生写信。写完信，我意外地在网上发现，一位意大利女孩也在吐槽，她大概是在翻译此书的意大利版本，也正为“spongy”这类词而苦恼，这使我大感快慰。不多久，丹托的回信来了，他抱歉地说，这本书有时会以完全口语化的方式使用英文，在翻译成多国文字时，这种不时出现的自由的、随意的风格总是带来麻烦。我在第一封信里，把所有的问题列了一个清单，其中还包含英文版的一处引用错误，他非常耐心地逐个回答了我的问题，还开玩笑地问我，喜不喜欢喝干（sec）红。后来，我又列了一堆问题，也同样得到了满意的答复。学生公寓里住着各国留学生，有时我也会咨询他们对某个单词的语感和意见。就这样，我的翻译工作能够进行下去了。那段时间我天天和老外聊天，应该是英语语感最好的时候，德语也在凑合着学和用。
最后想说明的是，这本书的中文书名《寻常物的嬗变》，是出版社建议的。Transfiguration在丹托那里有双关义，他在书的一开头就谈到基督变容的典故，但在整本书中，这个词并不能都翻译为“变容”。我根据不同的上下文，将transfiguration翻译为变容、变身、变形和转变等，后来觉得出版社的建议也不错，于是在书名中用了“嬗变”，以强调突然的、整体的改变，同时也显得像个文绉绉的书名。
丁晓洁：丹托的关键词有哪些？如何去理解他对艺术的见解？
陈岸瑛：大家总喜欢把“艺术的终结”当作丹托的关键词，但我觉得这是丹托思想中一个不那么重要的部分。在我看来，丹托对“艺术终结”这个概念的使用，基本上不超出黑格尔的范围，他只是借用了黑格尔的概念，更多是一种修辞手法，而不是核心思想的论证。我个人觉得，丹托对艺术理论最核心的贡献，体现在1964年底向美国哲学年会提交的那篇论文《艺术世界》（The Artworld）中，我翻译的《寻常物的嬗变》一书，基本上可以看作是这篇论文的扩展。正如丹托所说，乔治·迪基（George Dickie）的艺术体制论，是对这篇论文彻头彻尾的误读；包括国内对“Artworld”这个概念的解释，多数都是误解。丹托并不想从社会学意义上去理解艺术生产的环境，也不打算将艺术界理解为一个圈子或江湖。丹托所谓的“艺术世界”，最好被理解为哲学或逻辑学中的“可能世界”——他发明了一种从“可能世界”出发来定义艺术的方式，具体而言，就是用排列组合和矩阵来定义艺术，这种定义既是开放又是封闭的。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定义，因为，在当时的环境下，维特根斯坦主义者普遍认为，艺术是不可定义，也不需要定义的。您如果对这个问题感兴趣，可以读读我为《寻常物的嬗变》写的译者序，里面有较为简明的介绍。我认为，只有从“风格矩阵”的最后一列（全是负号的那一列）来理解“艺术的终结”或“艺术史的终结”，才是最深刻、最有意义的，否则读读黑格尔也就够了。
丁晓洁：您觉得丹托对艺术理论最大的贡献是什么？
陈岸瑛：他最大的贡献，刚才说过了，就是他在《艺术世界》一文中为艺术下的那个定义，以及在《寻常物的嬗变》中提出的那个问题：“两件看似一模一样的东西，为何一件是艺术品，而另一件则不是？”这些是丹托对美学和当代艺术理论最大的贡献。丹托对艺术的定义，从美学史来看是具有突破意义的，同时，对于我们理解艺术史、理解当代艺术也有很大的帮助。最近我让我指导的研究生以20世纪初的达达主义为案例，研究“现成物”（Found Object， Readymade）这一艺术手法或艺术门类的起源，这篇论文以历史考据为切入点，但最终要解决一个理论问题，这个理论问题关系到当代艺术的根基。我觉得丹托的艺术理论，是这篇论文的一个重要参考。
丁晓洁：丹托对中国艺术理论界的影响有哪些？
陈岸瑛：大概也就是艺术终结论、艺术界之类的吧，可能人云亦云的成分居多。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太忙，没时间坐下来仔细读原著。
丁晓洁：目前中国的艺术批评、艺术理论研究还缺乏什么？
陈岸瑛：不缺知识，不缺“理论”，不缺实践，更不缺钱，但可能还缺一些系统性的、哲学层面的思考。哲学思考是西方文明最顶级的思考，也是最基础、最彻底的思考，从法律、政治、经济制度，一直到文化和艺术，都是如此。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搬来一堆西方的哲学术语和各式各样的理论，那还不叫在进行哲学思考。记得陈嘉映先生说过，他的理想是教哲学说中国话。说中国话的哲学，未必整天谈什么道、气，但一定要思考最体己、最日常、最真实的问题。这才是真正处在思考和工作状态中的哲学。
丁晓洁：您觉得中国是否有“丹托式”的艺术理论家？（有或没有）原因是什么？
陈岸瑛：有那么一些朋友正在致力于做这样的艺术理论家。在这方面，我们得向丹托先生学习，一方面得有扎实的哲学和理论基础，另一方面，还得熟悉当代艺术，从事批评实践。
陈岸瑛简介：
陈岸瑛，2001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现任清华大学美术学院艺术史论系副主任、副教授，《装饰》副主编，主要研究方向：艺术理论、美学和西方现当代艺术。著有《新乌托邦主义》（台湾扬智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1年），翻译《寻常物的嬗变》（阿瑟·丹托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12年），主持“西方现代美术的观念基础和美学基础”、“影响我们时代的100位新锐艺术家”等多项科研课题，新世纪以来发表论文和相关评论文章40余篇。2010年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2012年入选清华大学“基础研究青年人才支持计划”，2013年获第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第二作者）。
（本文原载于99艺术网。）
（编辑：苏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