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家叶永青
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云南昆明创办的上河艺术会馆和社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艺术家自营空间和艺术圈。在南都艺术沙龙上，叶永青讲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个在市场繁荣前的荒芜年代。作为中国当代艺术的同行者，他认为，那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成熟的时候，而今天，不过是一个“炒冷饭的时代”。
一“我的艺术重点不在于图像传达”
“十一”期间，当代艺术家曾梵志的作品《最后的晚餐》以1.8亿港元落槌，引发激烈议论。在2011年，叶永青也曾因为自己的一幅作品被拍卖到25万元高价，成为热议焦点。对此，叶永青认为“艺术的价钱的肯定其实是一个系统工程，尤其是在创作其中的人，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样的东西。”
作为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同行者，叶永青经历了自己的作品一文不值、无人问津，也经历了价格飞升的过程。“在某一种意义上，我觉得我有一个底气，我不把艺术作为唯一依赖的东西。我不依靠这些东西吃饭，即便艺术不值钱了，我也可以做。”
“当时这个作品的拍卖跟我没有多大的关系，因为是在多年前卖给别人的作品，我现在也不知道在谁的手里。”回过头看，叶永青认为这是一段非常有趣的经历，甚至让他感到：“在某种意义上，这印证了和我原来画这个作品时的一些想法。”
该作《大鸟》绘于2001年，是该系列最早的作品之一。此前，叶永青在伦敦接触了来自世界各地的艺术家，包括黑人、南美、印度人，等等。他发现过去自己创作办法“进行不下去”了。这让他开始尝试一点像涂鸦作品，让绘画随意轻松，不再像中国传统那么“拘谨”。
“中国艺术家，尤其是画家，把图像和符号看得比较重。我的艺术重点不在于图像传达，而是在艺术和想象的关系。在我看来，一个图像是一个想法的出发点，而中国传统艺术中，图像是终点和归宿。”叶永青说。
于是，他在那年冬天开始绘作看似潦草、简单的“很丑陋的大笨鸟形象”。叶永青在创作时作了一个预设：“我希望看我的画的过程，一开始看起来容易，但到后来发现，发现自己一开始的想法是错误的。”
十年后，这个预设得到印证。“到了今天，依然不断证明着艺术家的创作和观众的观感之间，存在一种反差，而这个反差其实是一种相互的嘲弄，一方面是艺术家嘲弄观众，另外一方面观众也是嘲弄艺术家。”叶永青回顾道。
二“每当站在高更的作品，我感到非常羞愧”
早在读书时期，叶永青和他的同学、后来一度破拍场纪录的知名当代艺术家张晓刚也常为被“嘲弄”的对象。
由于叶永青和张晓刚两人都来自昆明，所以二人在学校有一个绰号“云南两怪”。他们的画作与“伤痕美术”、“乡土艺术”不同，偏向西方现代主义技法。他们的现代艺术价值观，被认为是没有出路；甚至有保守的领导告诫学生，不要成为那两个人。
当时，有一个台湾收藏家来到他们班里面选画，一下就说把叶永青和张晓刚的给拿回来。他们一听很开心，以为自己的画要被特意收藏了。万万没想到，收藏家的意思是，除了他们两个人的画，其他的都要。
“确实，当时我身边的不少同学，到后来成了中国艺术史里闪闪发光的人物。我也见证了他们创作美术史里面最重要的一些作品的阶段。”叶永青回忆道。
1977年高考恢复后，艺术生从西南各地奔向四川美术学院。十年浩劫后的“川美”，聚集了各年龄层的人才，其中77届有“四大金刚”何多苓、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张晓刚当年在班里属倒数后几名。翌年，叶永青从昆明考入川美。他和张晓刚、周春芽同一寝室，隔壁是程丛林，对面住着罗中立。
“我们同学的年龄差距是16岁，各人经历的不同，使创作出发点和理念不一样。”据叶永青回忆，当时的“川美”，甚至中国存在两支重要的美术潮流。一支是后文革的现实主义的潮流，基本继承苏联美学的写实主义，有大家所熟悉的《父亲》、《大山的农民》，以美术控诉文革；另一支则更多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比较有影响的作品是《首都机场的壁画》等。
虽然叶永青曾在两个流派之间摇摆不定，但当时对于他来说，最稀有的还是来自西方的现代主义。在西双版纳写生期间，他就曾希望把在少数民族的题材里面融合现代主义的风格。
“我最早的梦想，就是成为像高更的一样艺术家。”时至今日，叶永青仍把西方现代主义的代表人物高更视作自己的“参照系”。“每当站在高更的作品，我感到非常羞愧。这个时代没有一种可能性让我成为他。但当我站他的画前，我觉得自己在照一面镜子，它在提醒我，自己不但没有成为他，甚至离原来的梦想越来越远了。”
三“匮乏年代成就艺术家的收获”
在与中国当代艺术一并走来的三十年间，叶永青的身份不仅仅是一位艺术创作者，更多的时候，他还是画廊老板以及艺术组织者。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在云南昆明创办的上河艺术会馆和社区，是中国最早出现的艺术家自营空间和艺术圈。
今天，为公众视野所知道的中国当代艺术，多因艺术市场井喷密切相关。作为亲历者，叶永青认为，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后期才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的高潮。当时，中国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完善的艺术系统。“当时的中国是一个当代艺术系统匮乏的国度，没有相应的美术馆、基金会、画廊，也没有收藏家，也没有赞助人的关注。”
1998年，叶永青在昆明盘下一栋古老荒废的老屋，将其变成一个画廊，也是一家餐厅，取名“上河会馆”。如今，所谓的“艺术空间”在城市遍地开花，但是当年，那绝对是新鲜事。
在上河会馆，叶永青帮助艺术家出售作品。“那个年代，许多从我手里买画的人，现在都发财了，因为价格翻了几十番”。曾梵志的作品也曾经挂在上河会馆，当时的售价只不过几千元人民币。
“这个时候，中国在绘画、装置、多媒体的，还有各个领域行为艺术，都是这个时候产生了最重要的作品。”在叶永青看来，正是这样的匮乏年代，造就了一个艺术家收获的年代。“中国艺术最早是去学习西方，在九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开始重新审视看西方艺术，并开始反问自己的身份，回过头我们这一代人自己的传统。”
“时代成就个性、说服力、识别性，这三点是我们觉得最好的艺术的东西，所以我们能够可以看到九十年代的后期，有很多这种把这三种品质结合在一起的作品产生。在之后，我们只能看到其中一种，有的人有一点点时代的东西，有的人在语言上用不错，有的人也有一点个性，但是这三点能够联系在一起的作品，越来越少了。”
2005年，中国当代艺术在市场上拍出天价，从而进入公众视野。井喷以叶永青的同学张晓刚首次拍到百万为标志。在纽约苏富比拍卖中，张晓刚的作品《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1998年）以809.8万元的高价居整场拍卖的第一位。
但叶永青认为，近十年的热闹喧嚣和艺术并没有关系，“在创作上，相对没有产生特别有意思的作品，这是一个炒冷饭的时代。”
（实习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