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梵志《最后的晚餐》
艺术批评家朱其在微博上就直言不讳地写道：“‘面具’系列是曾梵志最差的作品，这不过是国外杂志插图画的东西，插图画卖一个多亿，简直是在侮辱中国人的智商。”
那么，作为曾梵志“面具”系列中最大尺幅（长4米，高2.2米）的作品——《最后的晚餐》何以会被定性为 “杂志插图画”？其他人又是怎么看的？经常以“天价”姿态出现在拍卖场上的当代油画，究竟其学术水准如何？这样的价格又折射出什么样的市场内幕？朱其和其他业界专家就此展开鞭辟入里的探讨。
正方
策展人 崔灿灿：
曾梵志与卡通一代一样是一种不同的趣味
曾梵志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画画的，一个十几年没有创新、实验的画家，一个十几年一直在自我复制，画了“面具”系列又画“风景”系列的画家。既然如此，我们能谈论他什么呢？他不属于艺术史行列，甚至我从来没有将他纳入到中国当代艺术的范畴中来考察。无论他的作品拍出多高的价格，都不过是资本行为而已。
杜尚曾说过：“艺术家首先应该拒绝重复。”可能最初曾梵志对绘画、学术、实验也曾带有某种抱负，但在进入艺术系统的过程中，他丧失了这些基本的追求，在他的作品里我没有看到生动、鲜活，没有看到跟中国当代最核心的问题有任何关系，他只是呈现一个漂亮的图像而已。别看他画得很压抑，其实恰恰是为了满足某种漂亮的需求，或者说是满足资本新贵自我救赎的需求。
可以说，今天，绘画已基本完成了其历史使命，成为一种很保守的艺术形态，既不能提供新的观察方法，又不能提供新的认识经验，也不能更好地参与现实，要取得突破非常难。所以，我们无法简单地说谁画得好，谁画得不好，归根到底，绘画变成了一种趣味的取向。曾梵志与卡通一代，跟插画或者传统绘画一样，都只是一种不同的趣味。而具有某种趣味的人操纵了资本，那就会产生某样拍卖结果。
当下，全世界90％的艺术家都在渴望与资本发生关系，而曾梵志恰好具备被运作的高度可能性，一方面也许是他个人比较好合作，一方面更在于他的作品具有商业性。另外，拍卖是一个很个人化的行为，只要藏家喜欢又买得起，他愿意出多少钱都可以。而一百年以后，无论曾经在拍卖场上多么喧嚣还是多么沉寂，或许只有一位艺术家会被历史记住。所以，无论当代艺术未来的市场表现是暴涨还是暴跌，我们都应该清晰地看到其资本属性，淡然处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收藏家 冯毅：
卖的不过是审丑概念
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不过是拿一幅西方名作稍作改造，弄出一个概念来，哪有什么艺术价值呢？艺术品应该是不管历经几百年上千年，任何国家任何时代的人，看到它都会怦然心动，就像商周的青铜器，今天人们也无法漠视。艺术创作也应该是有难度的，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和代价，而当代艺术随便涂一涂、抹一抹，就以为高不可及了，其实只会像时装一样速朽。
中国当代艺术很多都是反人类、反艺术的。本来，人类的进步在于追求美好事物，而中国当代艺术基本都不美，展示的是概念化的伤疤。这样的作品，是美国上世纪60至70年代嬉皮士风格的舶来。当时，由于美国人意识到在艺术创造上永远超越不了欧洲，为了争夺话语权，他们走到了艺术的另一面去，人家讲好的，他就说坏的。于是，美国的艺术家终于可以放声大胆地开口，同时又有很多大财团对他们进行包装、炒作，使得美国似乎一下子变成世界艺术潮流的领导者。而今天的美国人，大多数都意识到那一阶段，美国的文化是停滞的、落后的、退步的，中国人却还在孜孜以求人家的“垃圾”，并引以为光荣。想想，这有多愚蠢！
其实，当年尤伦斯买入曾梵志、F4等人的画作，他们正过着艰苦的日子，对社会心存不满，所以画出来的东西很怪，或许他们画的时候，根本没想过能卖出去，只是一种发泄。结果就被外国人看上了，认为可以利用。像尤伦斯等通过这么多年的包装、炒作，制造出价格节节攀升的假象，使得中国的土豪们也来劲了，沾沾自喜地跟风买进。等到哪一年他们的东西全都高价卖回给中国人，他们的“项目”也就做完了。想想，这有多可悲！
艺术批评家、国家画院理论部研究员 朱其：
模仿和搬用不能算当代
为什么说《最后的晚餐》在国外不过是插图水平？因为当代艺术发展到今天，基本已不包括绘画了，除非你的作品贡献了一种新的语言模式。曾梵志的《最后的晚餐》讨论的虽然是当代人性问题，所用的语言却还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表现主义的模式。这种作品只能说属于当代文化现象，不能算是当代艺术现象，只有《纽约客》之类的高级时尚杂志，为了阐述某个话题才会刊登这类作品。
其实，从学术的角度看，中国的所谓当代油画，都属于后现代主义绘画风格，像王广义的波普艺术，属于上世纪60年代的后现代主义;像方力钧的表现主义，则来自于上世纪30年代德国的表现主义。真正的当代艺术应该是上世纪70年代以后，由约翰·凯奇等人开启的艺术形式：要么运用多媒体形式，要么就是他们提出的“一切皆形式”，采用日常的形式作为一件作品的语言。
也有人说虽然西方当代艺术不以绘画为主，但在中国却无妨，因为这些作品的题材、内容是当代的，这纯属无稽之谈。既然用西方的历史名称来探讨问题，那就要遵循惯用的标准。而且中国的这些所谓当代油画作品，以模仿和搬用西方为主，并没有进行大的改造，怎么够得上当代艺术呢？
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很多杂志的插图或公司的广告海报，用的是“文革”式的图式或安迪·沃霍尔式的图式，可见，这种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就出现的艺术语言，到了今天，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文化的图像运用了。而一幅插图卖了近两亿港元，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诞？
实际上，大部分天价拍卖都是假的，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七八十都是假，把《最后的晚餐》的拍卖价格当成一个真实的价格来讨论，完全是不了解情况。
中立方
艺术家 满宇：
资本运作 无须愤怒
圈内有不少呼声，认为这件作品卖出如此高价，很不应该。在我看来，如果我们感到愤怒，其实是间接认同了一种价值观——钱可以衡量一切。事实上，很多东西是无法用钱来衡量的。所以，我根本不去关心《最后的晚餐》卖到1.8亿港元，那只是资本运作的结果，跟艺术本身无关。
人们普遍都有这样一种心理或认识，如果一件东西有价值，那肯定会卖出一个好的价钱。事实上，资本运作纯粹是为了追求利润，当一件东西可以被作为金融符号来炒作时，其价格便具有偶然性。就像一盆兰花曾被炒到一千多万元，就像普洱茶开始价位很低，一旦资本进入便迅速飙升。曾梵志的这件作品拍出天价，也是同理。
就作品本身而言，我觉得艺术水准很一般。其实，早期曾梵志还是创作了不少好作品，譬如他的“医院”系列，但进入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后，他都忙于商业运作去了，作品并不好。只要了解一点艺术史，就会知道他的这件作品，创作手法在当年就遍地都是，艺术语言上并没有提供任何新的东西。当然，也有人说，他有自己的图式，譬如画面上的红领巾，但这样的东西即便当时有点意义，也是很局限的。而资本和追逐资本的人，怎么可能懂得一件作品有没有价值呢？身家几十、上百亿元的土豪，多数对艺术一窍不通，却想当然地认为自己生意做得很成功，无所不能，周围又充斥着大量哄他开心的人，因此他以为自己对艺术也很懂。所有这些折射出的都是，钱是老大，这才是最恐怖的。
艺术有艺术的轨道，资本有资本的轨道，资本才不会关心艺术价值，它只在意其背后的利润。所以，《最后的晚餐》拍出多少钱，跟艺术一点关系都没有。只要有运作的可能，一坨屎也可以卖出1.8亿元。因此，艺术和金钱，一定要撇清关系。否则，无论作品有多好，自称有多独立，批判性展现得多深刻，最后也只是变成一个用来卖钱的符号，成为资本运作中的一个环节、一枚棋子。
反方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油画家 王华祥：
曾梵志作品的艺术价值毫无疑问
尽管《最后的晚餐》拍出如此天价，我认同其中大有水分，但这并不妨碍曾梵志本身是一个好画家，作品本身的艺术价值也无需否认。抛开商业目的，我们始终要承认，是西方人扶持了中国当代艺术。西方人早在中国人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就选择了曾梵志，可见他们眼光的精准。你做生意赢不了人家，不要指责人家;你对艺术的判断力不及人家，也不要指责人家。
常常有人宣称，当代绘画已死。其实，这不过是摄影术出来以后，西方人恐惧地以为，相机、电脑等高科技产品可以取代人身，肉眼、手工等都过时了。事实上，怀斯、弗洛伊德、巴塞利兹等顶级艺术大师的绘画作品，有如一记记响亮的耳光，不断地打在那些断言人的脸上。世界上只要有人存在，就会有绘画存在。艺术归根到底看的是人的精神、情感，跟材料、手段没有太大关系。对世界名画的挪用和改造，也是古已有之，像杜尚在蒙娜丽莎上画了两撇胡子，毕加索对戈雅作品的借用，都不影响艺术家个人语言的独创性和创新意义。
而从市场层面来看，对中国油画家的作品拍出天价，我的心情也很矛盾。早在1997年，我就做过上海第一次当代油画拍卖的艺术总监，在玩过这一次 “游戏”后，我明白了这样的操作，往往不是说在牛奶里面兑一点水，而是杯子里连一点牛奶都没有，只用奶精来兑水。因此，我对商业产生了强烈的排斥。后来，随着对市场经济的认识逐步加深，我开始慢慢认可一些商业上的炒作、推广。但由于艺术品拍卖缺少法律上的制约、道德上的自律，水分太多，导致这一行业太难被人信任。而西方人在跟中国人做生意的过程中，利用中国人的崇洋心理，将一些当代艺术家重点包装推出，从而赚取大量金钱，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其中，尤伦斯可谓典型。
2007年，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进入中国，提出的口号是“把中国的艺术带向世界，把世界的艺术带到中国”，绝不赢利。成立时，他们连续几天大宴宾客，场面很壮观，我也去了，但对这一口号很不以为然。果然三个月后，他们就将目标定为每年从中国赚取五千万元。实际上，他们的获利远不止这么多。他们手里攥着的中国当代油画作品，当年可能只花了几百、几千美元，现在却卖到几十万、几百万美元。曾梵志的作品拍出天价，恐怕也是这一模式的延续。而我们只要稍稍思考一下，就不免要高声问一句，他们怎么这么快就愿意将当代艺术还给中国呢？
（实习编辑：杨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