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以计数的建筑在租界中纷纷耸立，现在又有多少留在新社会的阳光下。

　　在已经有了数不胜数的关于上海建筑的叙说之后，这次叙述又有些什么新意？我尝试用“海派文化”加以解读，但愿这是一条有趣也有意义的路径。

　　先说一个人物：拉斯洛·邬达克。

　　1918年11月的某日，奥匈帝国的前中尉邬达克先生脚步踉跄地走出了黄浦江的汇山码头，相信不久他便看到沿外滩已经铺展开来的建筑，它们是马海洋行设计的“上海总会”，是马礼逊洋行设计的汇中饭店，以及麦克倍恩大楼、华俄道胜银行大楼、东方汇理银行大楼。

　　邬达克会心一笑了吗？那不正是他最熟悉的建筑，它们焕发着美轮美奂的老欧洲美学光彩？设计师们没有将此地看作远东，而是看作伦敦或巴黎的某个街区了。

　　那时没有海派文化一说。

　　19世纪60年代，西方男女们陆续地抵达这里，他们中有军人、政客、神职人员、大小冒险家，以及这篇文字的主角，“让石头焕发出诗意”的西方建筑设计师。

　　其时，上海还被不怀好意地称作“绑架之城”，而如果我们确信历史的下述叙述，那么，在英帝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签订了《上海土地章程》之后，先是李家庄一带的830亩土地被确定为英国人在上海的第一块租借地；三年后，租界面积由830亩扩展到2820亩，而在1863年，英美租界合而为一称之为公共租界，租界大空间基本成形。当然，以后还会继续扩张，那是要交给“越界筑路”这个历史事实了。

　　与基本成形的租界空间同步，西方建筑设计事务所亦不断增多，最早在租界中开办起西方建筑事务所的是有恒洋行，在怀特菲尔德、金斯密的组织领导下，它为上海留下了总巡捕房、张园、外白渡桥等等不同类型的建筑；比肯施泰特的顺祥洋行与威廉·凯德纳的同和洋行，也在同时代的租界中施展拳脚，它们留下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市政工程，或让人神魂颠倒的圣三一堂。

　　上海被改变了吗？这是毫无疑问的。

　　形态各异的建筑在租界中一一伫立，它们都是西方文化投射下的产物：最初殖民地式，也叫作券廊式；随后是文艺复兴式、新古典主义式，这些建筑改变了李家庄这一带的天际轮廓线，让上海初具了世界大都会的雏形，但阳光照耀下的陶立克、爱奥尼、科林斯巨柱，或被飞鸟一掠而过的罗马穹顶、巴洛克塔楼，它们闪耀的是异民族文化的光彩。威廉·凯德纳们的设计当然有足够的文化自信，只是这种文化自信又常常不由自主地转化成文化傲慢，这让他们既无视眼中的上海，也不接任何的地气，旁若无人到了唯我独尊的程度。对这样的美学风格，无论上海道台大人还是上海普通市民，想来在目瞪口呆之下只能哑口无言。

　　只有当历史进入到20世纪第二个十年，在邬达克偶然地流亡至上海，更年轻的西方建筑设计师一一地进入鸿达洋行、哈沙德洋行、新马海洋行，童大酉、范文照、陆谦受他们也从美国留学归来，上海建筑方显示了新的面貌。

　　又有无以计数的建筑在租界中纷纷耸立，有不少即使在今日也是上海的经典之作：它们是公和洋行设计的沙逊大厦、邬达克设计的国际饭店、米纽弟设计的毕卡弟公寓、陆谦受设计的中国银行大楼、范文照设计的南京大戏院、童大酉设计的上海特别市政府大楼……此外，在跑马总会大楼、百乐门舞厅以及数以百计电影院等等空间中，全都展现了海派文化的独特韵味。最有意思的是，发端于1925年法国的ART DECO风格在其时上海大行其道，使得城市形象得到了真实的固定。虽说ART DECO并非上海原创，但基于这种风格“没有祖国”，既不献媚于欧洲某煊赫的王朝，也不依附于西方的某列强文化，它追求的普世价值和传扬的国际式文化，完全暗合了上海没有边界、完全开放的内在精神，可以将它看作海派文化的一个图腾。

　　汤因比说得真好：“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百年租界中，无论邬达克还是童大酉，抑或同时代的中西方建筑设计师，有意无意地，他们用各自设计的建筑将汤因比理论在上海作了一次实践，这让曾经的渔村最终催生为一个大都会。当今天的我们回望1843年至1943年这百年租界里的种种建筑，我们会发现，在庞大的体量、壮丽的风格背后，其实产生的是吴越文化子文化的上海文化与来自西方的文化的剧烈碰撞，而在时断时续的交汇、踌躇不定的融合之后，漫长的时光最终陶冶成了一种新文化——海派文化。在这个意义上，一部百年上海建筑史，也可以看作是一部百年海派文化的演进史。上海建筑真实地佐证了这座城市如何从它的“暗锡岁月”一路过渡到了“白银时代”。

　　（作者系作家、资深媒体人）

　　（编辑：符素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