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任蕙兰
“艺术市场”那点事儿
盛极而衰，经过一轮资本洗礼，当代艺术市场元气大伤，只留下了一群荷包丰厚的投机客，一堆流水线上生产的“艺术品”，以及一连串对行业道德规范的拷问。
2008年，张晓刚的《血缘：大家庭3号》以4740万港元落槌。未满一岁，2009年香港苏富比春拍的“当代亚洲艺术”专场上，他的“失忆与记忆系列”之《无题》，拍出了480万港元的“零头价”。从股市这艘“海盗船”上逃生的投资者，又坐了一把“艺市”的“云霄飞车”。
八五新潮后，中国当代艺术从无到有，由起到落，经历了一个“市场化”的轮回，或如某些人所言将“触底反弹”。25年，未必见证当代艺术的成熟，却必然见证资本搅乱艺术市场。
从无到有
80年代末，一个西方人想要通过艺术了解中国，那么他大概有两种选择：几百年前的古董书画，“文革”时期的大字报和油画。“人们不知道当下的中国是什么样子，而这个国家经济发展非常快，他们渴望了解它。”一手创办上海第一家海外画廊香格纳，劳伦斯可以算最早混迹这个圈子的人，而他初来中国时，所谓“画廊”就是美院门口挂着几幅写实派作品的小店，这几乎是艺术家与外界唯一的沟通方式。
艺术总是先于“艺术市场”。“这里已经开始有了艺术家，他们有10年甚至20年的经历。”90年代初，一批政治波普的作品开始流入香港的画廊。王广义的“大批判”、方力钧的“光头”、岳敏君的“傻笑”，让西方人嗅到了一丝时代的变化。而和工农兵搅在一起的“可口可乐”，让老外意识到：原来中国也有活生生的资本主义景观。他们开始疯狂地追逐“三陪女”、“洗浴中心”和“麦当劳”。于是画家们开始琢磨，当代艺术是很能卖钱的。
当然，内地理解的“能卖钱”毕竟只是管中窥豹。余友涵1993年便去了威尼斯双年展，他的作品当时在香港售价两万美元，在上海售两千人民币却没人光顾。当时，内地人不会花两千人民币的高价来收藏一幅“看不懂”、跟实物相去甚远的作品，而在香港花两千美元收藏的国外买家也担心在大陆花两千人民币买的是赝品。
当时，劳伦斯已在复旦修完中文，在香港“万玉堂”画廊谋了份差事。他是一个“老外”，又是一个“中国通”，瞄准了这里头有“市场”。1994年，他重回上海，创办了香格纳。
那时，人们经常看到，一个瑞士小伙子骑着“老坦克”穿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用娴熟的中文向路人打听某个艺术家的住址。而要让被国外画商忽悠惨了的艺术家相信自己不是骗子，放心把作品拿出来，劳伦斯必须有个落脚之处。于是，第一家香格纳诞生在波特曼酒店的走廊里。瑞士籍的酒店总经理发觉劳伦斯的艺术品很有意思，又欣赏这个年轻人孜孜不倦的努力，就把酒店闲置的走廊借给他，当然，他也知道劳伦斯是付不起昂贵的租金的。据说香格纳的“走廊画展”最大规模也就是在仅有的两面墙上挂上的10幅画而已。
当年在波特曼买过艺术品的人一定暗爽，价钱就跟捡的一样。周铁海、薛松作品一百美元，而现在是几万美元；曾梵志作品两千美元，现在亦几成天价。“香格纳卖出的第一幅作品是丁乙的，卖了几个月，只卖了几百美元。”现在丁乙的画可以卖到1．2万美元，但是在很长时间还是只卖到五六千美元。
“开始时买中国艺术的人，圈子很小。买家都是领事馆的人，或是从国外回来的中国人。慢慢圈子变大了，一些原本觉得自己和中国没有关系的人也开始买了，中国人自己也开始注重自己国家的艺术，愿意玩这个。”劳伦斯感觉到，2004年以后，这个圈子迅速膨胀起来，但充斥进来的不全是“艺粉”。“有些客人站在丁乙的画前，却问我有没有丁乙的作品。” [NextPage]
泡沫之始
2006年，纽约苏富比的“亚洲当代艺术”专场上，中国当代艺术粉墨登场。那场拍卖的成交额达到了1322．89万美元，成交率更是高达90％。于是，各大拍卖行、画廊、收藏家开始争先恐后地涌入中国当代艺术市场。
一场神话就此展开。
2007年，中国在世界艺术品拍卖市场所占的份额首次超过了法国，位列世界第三。在2007年全球100位当代艺术家成交量排行榜上，中国当代艺术家竟然占据了36席。2008年，曾梵志的油画作品《面具系列1996No.6》最终以7536万港元的价格成交，刷新了中国当代艺术拍卖成交纪录。
“炒当代艺术品跟炒股、炒兰花没什么区别，都是投机者在逐利。”当代艺术策展人朱其谈到，2004年以后当代艺术蹿红，原先收藏古董的投资者纷纷转战当代艺术市场，“古代书画假货太多，没什么道行的投机客想要捡漏，却往往会吃亏。”2007、2008年股市波动，从股市、楼市溢出的资金，也流向了当代艺术市场。
肥皂水备齐，泡沫应运而生。
闻着商机跟风涌入的投资者，出没于各种拍卖会，鲸吞着良莠不齐的当代艺术品。“炒房团”跟“炒艺团”之间的区别，只不过是砸钱的场所从房展会转到拍卖行。天价迭起，一时间各种“唱空”与“唱多”的声音打起了擂台。
朱其正是因揭露艺术市场“天价做局”而成名的。他最先在博客上爆出，炒家先低调购入一批某一画家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安排“自己人”和一群真买家坐在一起，假装举牌竞拍，制造一种“很多人抢着买”的现场气氛，把价格推高。当然，即使无人“入局”，炒家也只需支付事先与拍卖公司约定的佣金即可。
有人质疑，“天价”作品多是由国外著名拍卖行拍出，“假拍”之说未免牵强。朱其解释道，纽约的苏富比和嘉士得开设一个中国专场，一些华人担任中国专场的艺术主管，现场坐的炒家也都是华人，不过是换了场地继续炒。“人家就是给你一个场子让你们自己玩儿，外国的资金并没有进来。这有什么意义呢？唯一的意义就是欺骗了国内的媒体和藏家，打一个时间差。”
拍出“天价”的必然是传世佳作吗？“在中国，拍卖会上的价格衡量一切。”劳伦斯分析道，“因为在中国看一件作品，不像在西方有人会帮助你决定，你在美术馆找不到这个艺术家的相关作品，评论家也不一定会写真实的东西，有人说这个作品是垃圾，又有人说这个东西值几万美元。你只能参考它的拍卖价格。”
发展也好，炒作也罢，总之当代艺术真真实实地火了一把。改行的艺术家重拾画笔，画得好的投入“批量生产”，助手捉刀，本人签名。市场上充斥着粗制滥造的作品。而当拍卖价格远远背离真实价值时，懂行的人开始悄悄撤退了。
盛极而衰
2008年金融危机来袭，在一片对市场唱衰声中秋拍开槌，油画及当代艺术板块成交总额仅为2007年成交总额的36．09％，跌回3年前的水平。
泡沫挤破，当代艺术市场在“跌跌不休”的道路上愈行愈远。
2009年香港苏富比秋拍的作品成交价排行榜上，张晓刚典型风格的《同志系列》，成交价为854万港元，相比之前的作品拍卖纪录，价格已经回到2006年秋拍的价格。在2007、2008年作品价格涨到上千万的刘野，他的《L的肖像》也回到了2006年的价位。
“金融危机以后，企业资金链紧张，一些拆借公司资金做艺术投资的高管或者企业家，开始抛售艺术品。另外，一些投机者被股市套牢，没有闲钱再去‘爱好’艺术。”艺术顾问史诗说。而介入中国当代艺术较早的欧美藏家，如法伯、尤伦斯夫妇、罗根夫妇、萨奇等早已低调抛售藏品。朱其认为，相比欧洲同期的画家，中国当代艺术水平参差，这几年呈明显下降，没有新的艺术流派出现，只是一味重复生产。“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评价的高峰已经过去。”[NextPage]
“泡沫虽然挤了不少，但目前的当代艺术价格起码要再跌20％才合理。”在一片“回暖”声中，朱其依旧是“语出惊人”。他表示，这几年当代艺术“批量生产”，供远大于求，而市场消化能力却有限：欧美藏家收手，中国投机者买涨不买跌，只剩下新兴的东南亚藏家还在孜孜不倦地追捧中国当代艺术，“他们在重复中国的轮回，只懂追捧《喀布尔的女人》之类充满装饰意味的作品。”
盛极而衰，经过一轮资本洗礼，当代艺术市场元气大伤，只留下了一群荷包丰厚的投机客，一堆流水线上生产的“艺术品”，以及一连串对行业道德规范的拷问。
游戏规则
于是，有人指“资本”为搅乱当代艺术的“元凶”，股市也好，楼市也罢，凡是资本出没之处，必然泡沫扎堆，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连锁混乱。然而，资本并非无往而不胜，在“游戏规则”健全的地方，它的发挥有限。
一个制度体系不完善的市场，就像一个心智尚未成熟的儿童，几乎没有自卫能力，致使资本长驱直入。利益铺路，道德让道，对艺术的热情暂且搁置。
在欧美成熟的艺术市场，艺术家作品交给画廊代理，收藏家再去画廊买作品，形成一级市场；艺术家具有一定影响后，拍卖行向藏家征集作品拍卖，形成二级市场。画廊，拍卖行和艺术家应该各司其职，专业而有距离地交往。而朱其感到，中国的情形是，这三者总是同穿一条裤子。“在国外，如果别人看到你和拍卖行的人一起吃饭，会质疑你的专业信誉。”而劳伦斯发现拍卖行和画廊的“友谊”在中国很普遍。“有许多的拍卖公司到画廊来征集作品，但是我刻意和他们保持距离。”拥有欧洲式的严谨，劳伦斯坚持认为，拍卖行拍出的应是七八年前，已有历史定论的作品。他甚至和客户签署几年不可出售协议，“如果你今天买回来，明天送去拍卖会卖掉，很容易产生泡沫。”
在市场最疯狂的几年，有些艺术家作品动辄拍出上百万，而同类画作在香格纳仍挂10万，于是所有人闻风前来抢购，劳伦斯不得不停止出售，仅供参观。
“他做得很专业。”曾和劳伦斯在一个院子里开画廊的史诗评价，这在业内是个中肯的意见，也许解释了为什么许多画廊“来了又走了”，而香格纳从酒店走廊发展到上海三个空间和北京一个空间。
然而，个别画廊的自律并非保障艺术市场正常发展的根本之道，杜绝整个行业的“猫腻”仍要靠“游戏规则”。朱其表示，“在欧美，画家或是画廊直接找拍卖行，职业声誉就毁了，但中国的一、二级市场合二为一。一切以拍卖行为中心，拍卖行又没有法制监管，可以随意操纵价格。”
也许这个市场有很多需要做的，比如增补《拍卖法》，完善艺术理论研究，统一作品的艺术史地位和市场地位，但史诗感叹：“真正心疼当代艺术是最容易，也是最难的。”
（编辑：崔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