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荔

　  当下较活跃的中国女性艺术家群落中，仍然很少有人自认是在做女性艺术或女权主义艺术。她们一般都没有理论上的明确态度和独立立场，有的是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女性意识。但这种女性意识的拥有却足以让她们走出当代艺术的性别屏蔽。在屏蔽的背后，女性艺术多年来一直淹没在占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男性文化统治权的阴影下。在革命现实主义风格大一统时期，刚在妇女解放运动中得以价值释放的“新女性”艺术家，无不以男性化的标准来认同自己，承担男性化的”半边天”角色，女人的本性被动地屏蔽在集体主义的社会责任和公共语言模式之中。“文革”后的十多年，女性传统价值回归，又使女性艺术家重新局促于一种类似旧“闺阁画”的狭窄单调的视角、形式与观念之中。女性艺术家急于从“无性别”状态回到自己的本来角色，远离体制中的集权主义和艺术规范中的功利主义，然而却退隐到被男性社会覆盖的传统地位。她们的艺术以集体趋同的方式，齐刷刷地退回到那种具有传统”女人味”的“秀外慧中”的常规艺术存在。缺乏原创的形式主义美感作为她们刻意追求的主要视觉因素，体现为一种男性社会乐于接受的、越来越流于装饰风格的艺术样式。这种集体样式其实加重了艺术生态中的性别屏蔽，大部分女性艺术家的作品特征雷同，光凭其柔性的风格就可轻易推断出作者的性别角色。这种浮于表面的女性自我意识，其实并非出自社会转型期历史条件下的女性自觉，而是被动地传承了传统社会”男女有别“的价值观念，属于传统观念长期沉积在意识和潜意识深处导致的一种惯性。

　　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女性艺术家表达内心体验的自由意志才真正萌动起来。新一代的女艺术家表现出了比前辈更为独立与自觉的女性意识。她们根据自己的直觉和丰富感性打开独特的女性视角，关注、感受个人真切的生存经验，塑造属于自己的个性化的语言方式。在思想观念上，她们对女性身份、女性意识自发而主动的强调显然有别于开口闭口女权的欧美女权主义者。由于社会经济条件和传统伦理规范的制约，中国女性艺术家一般都在内心持有两性和谐的观念和理想，缺乏两性冲突和对抗的意识。她们也探求并认可一种独立性，但多为建构在两性和谐基础上的女性独立价值和个性自由，而非落实于两性高度平等基础上的女权主义式的独立精神。事实上，的确鲜有中国女性艺术家宣称自己是女权主义者。但由于国际社会女权主义思潮的不断输入，对中国女性艺术推波助澜。也由于大部分女性艺术家对男性社会采取一种“不咬人”的怀柔态度，在日趋多元化的艺术体制中形成一种顺应环境、主动灵活的进取姿态。

　　2000年以来，女性艺术在中国的两性平台上逐渐做大，不再是男性标准下的一盘散沙，而是形成了一个具有性别认同感的有机整体，获得了公共视野的更多关注。随着一些素质卓越的女性艺术家在感知方式、表达方式和实现能力上走向成熟，她们的女性立场逐渐鲜明。特别是她们以独立的人格力量所主导的语言方式，也逐渐从官方与非官方的男性话语系统分流出来。她们开拓的一片独特视阈和深层心理空间，具有独立的女性价值。她们风格独具的艺术作品所汇聚的精神指向，对于中国当代文化的整体生成也在产生独特的影响力。无疑，女性艺术正在走出性别屏蔽的厚重阴影，成为中国当代艺术中不容忽视的客观存在。

　　女性艺术整体语境的形成，则与一批去国外学习、参展、定居因而拥有国外生活经验的女性艺术家分不开。长期旅居欧美的郑淑丽、“海归”派蔡锦和拥有短期欧美居留经验的崔岫闻，由于在国外亲身感受深入社会体制的女权思想，亲眼目睹蓬勃发展的女性主义艺术，耳濡目染，她们形成了比较自觉的女性意识，也比较强调自在、自主的女性身份。她们创作勤奋，在艺术中着意表现自我、表现自身精神性，探寻建构女性的自我世界和独立话语系统的可能性。

　　由于居家生活是女性经验的重要部分，长期生活在国内的艺术家孙国娟、陈小丹依据直觉和生存本能，习惯性地在日常生活的体验和阅历中寻找个人的切入点，驾轻就熟地选择自己熟悉的材料，在材料的使用上把女性生活经验的细腻、精致、复杂、敏感等特质发挥得淋漓尽致。她们作品的表达媒介，往往首选生活现实中较熟悉、较有亲和力的日常事物。

　　较年轻的一批中国女性艺术家梁弱、耿雪成长于经济条件相对优裕的环境，较少传统文化思想的负荷。她们与以往的女性艺术家有显著的代际差异，主要体现在不去刻意强调和回避她们自己的女性身份，具有与男性共享世界的心态，极其善于张扬自身的性别优势和特质。因此她们能够轻易越过性别屏蔽的鸿沟，获得自觉的女性意识和一种相对独立的人格。她们思维活跃、大胆，数码时代的任意～种新媒介、新材料，都可能用来锐化自己的表达方式。反映在艺术观念中，她们往往坚持个人立场先于固守女性立场，视阈几乎不受任何限制。

  （编辑：范文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