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天乙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艺术界出现了一种关注社会“底层”的倾向，这一类作品几乎成为社会题材作品的主流，虽然得到一批艺术批评家的赞许和褒奖，但是，这样一批作品本身以及创作行为，很多都没有多少先进的观念支撑和现实的社会有效性。
1.“底层”误判与形式主义倾向
社会底层的判断存在某些误区。依据社会分层理论，社会依据人群的经济、政治、知识等资源的占有程度而区分为各种不同层次，依据经济地位不同，往往划分为富裕阶层和贫穷阶层，依据政治地位不同划分为权力阶层和平民阶层，依据知识程度不同划分为知识阶层和普通阶层，等等。而不要说艺术家，就连我们的一些社会学家或者相关学科专家，也囿于某些原因把社会结构划分成若干种甚至多达几十种层次，比如，有人甚至依据人们从事的不同职业把社会做职业性质的层次划分，把农业、采矿业、色情业等等上游产业或者某些下游产业的初级部分当作最低级的所谓“底层”，这种带有典型中国传统价值观色彩的思维方式，显然继承了从职业角度区分尊卑贵贱的陋习。非常遗憾的是，今天我们不少艺术家在把握社会层次的时候，习惯性地沿袭了这样的思路，自然而然地依据职业的不同划分社会阶层。这种把个人身份紧紧依附在所从事职业的观念，带有浓重的封建意识和宗法色彩。毫无疑问，一些农民工或者矿工甚至妓女从经济意义上讲，或许并非社会底层，也许已经达到了富裕阶层的水准，而一些体面的政府职员（权力阶层）经济地位或许尚处于贫穷阶层，某些富裕阶层或许政治地位处于社会最底层。这样的情形表明，我们在拿社会分层状态分析人文问题的时候，必须把这种分层原则表达清楚，否则，就会使所有的人文分析变得空泛和虚假。
职业或者谋生途径是否存在尊卑贵贱？职业和谋生途径是社会运行中自然形成的一种“社会分工”形式，受传统观念的支配，我们往往把社会生产领域或者从事最初级职业的人当做社会最底层，也是弱势群体，包括种地的农民、进城务工的农民、产业工人以及服务业从业人员、妓女等等。在关注这些人群的时候，更多是从他们的从业环境和政治地位、知识地位等方面理解他们的生存状态，在这种思维取向的背后，隐藏着这个人群愚昧无知、环境恶劣甚至面临死亡威胁、丧失自我甚至道德沦丧等主观判断。虽然这种理解具有一定的真实性，但是，据此把他们划到社会底层或者弱势群体，至少从文化意义上或者普遍意义上讲是不够准确的。因为在这些人群以外，同样存在某些方面相当弱势的群体，比如，在社会权力阶层中，某些投机钻营者会不顾廉耻甚至出卖人格和灵魂，照样愚昧无知，或者贪赃枉法，照样面临死亡威胁，是不是也算社会底层或者弱势群体？再比如，由于近年来煤矿**广泛传播引起社会关注，增加了人们对于煤矿从业环境的恐惧，艺术家开始关注矿工、死亡，殊不知，全世界的煤矿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即使美国，每年也会发生若干煤矿事故，也会死亡三四十人，在俄罗斯、南非、澳大利亚、波兰、德国等产煤大国也会发生重特大事故，造成矿工群死群伤，而美国的矿工怎么说也不会构成社会底层或者弱势群体，他们的收入足以养活一家人，开私家车上班，享受优厚的福利和假期，拥有法定的公民权利等等。所以，艺术家关注的这些人群的生存状态，并非真正的、全然的社会“底层”，也许是社会的贫穷阶层、普通阶层、平民阶层，从这些意义上讲也是弱势群体。
既然一些艺术家仅仅用中国最传统的价值观界定社会阶层，无疑在艺术创作观念上也就离不开艺术家的思维和情感本能，体现某种所谓“人文关怀”，也就是艺术家对于“底层”民众、民生关注、同情、怜悯，以及自身困惑，甚至在作品中连这一点都因为艺术家自身艺术能力的局限性无法实现。这一类作品也不同程度反映出形式主义的倾向，也就是表现社会“底层”的现实生存样式和表情。比如张建华反映矿工和妓女的作品，最直接也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艺术家对于矿工生存状态的惊秫，对矿工流露出同情、怜悯的感情，甚至显得偏执，用煤炭制作出来的墓地一样的安全帽造型，是中国社会传统观念----“矿工是埋了没死”----死亡的三维演绎，迎合了社会意识形态关于矿工死亡与惨烈的观念，很显然，这是对矿工这种社会群体的一种误判、夸张和虚假关注。而表现妓女生活的《夜来香》则仅仅制造了一种现实的或者现场的妓女生存场景，其作品的影响恐怕远不及创作过程的影响，因为从猎奇的角度，人们对于艺术家“嫖妓秀”以及真人翻模的奇异性无疑会报以好奇的目光。
这种更多停留在恻隐之心和同情弱者等浅表层面的关注，并没有多少当代艺术价值，也没有多少当代社会学观念与人文观念的支撑与传播，仅仅呈现出人的本性的一种表达甚至是本能的表达。虽然这种关注之下的艺术作品也可以做某些社会批判性阐释，但是，掩盖不了社会观念的传统与肤浅，同样掩盖不了艺术价值的平庸。[NextPage]
2.艺术家的社会关注需要当代社会观念的支撑
不少艺术家把触角伸向社会平民阶层，关注这个人群的生存状态。这种艺术现象一方面显示了艺术家的社会责任感以及在这种情感支配下的道德诉求，另一方面也折射出艺术家社会观念的残缺及其艺术表现能力的匮乏，艺术家对于自己所关注的底层民生本质非常苍白，艺术观念十分落后。
我们看到的一系列关注社会底层的艺术作品，大多数都是某种生存状态的重现，或者这些人群的“反应”的截取，追求现场感和真实性，美其名曰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表现，剩下的工作比如对艺术作品的价值阐释应该由批评家去完成，而批评家在阐释这些作品的时候，基本上离开了作品本身，就作品所反映的社会领域或者特定状态进行自我解析，仅仅把这种解析假定在作品的基础上，对于作品是不是具有这样的效力却被忽略。从一些关注所谓底层民生的作品看，艺术家的切入点是模糊的，价值追求的浅表的。比如，苏坚拾取建筑工地现场材料、邀请建筑民工做模特儿创作油画，然后卖掉作品邀请民工观看奥运比赛，这其实是一种艺术家的善举，是一种慈善行为，虽然可以比较刻意地从这种行为中发现某些人文价值和艺术价值，但是从本质上与拾荒者卖掉从建筑工地捡来的废旧物品为民工办一件事情没有两样，如果苏坚的这个行为是艺术，那么，东北一名失业工人将几百块钱送往地震灾区、一名靠拾荒谋生的残疾人向灾区捐款数十元等等，也同样具有艺术价值。再比如张建华极具肉感的《夜来香》雕塑作品，唯一缺少的就是艺术家的创作动因和观念指向，除了再现所谓“真实”----现场漫不经心的玩儿麻将以及肆无忌惮的性行为，别的无从发现艺术家在作品中留下的思想痕迹与艺术创见。苏坚的作品表明艺术家替民工做了这么一件善事，张建华的作品表明社会上的确存在这样一种人群并且再现了这样的人群是怎样生存的。艺术家是如何切入这个事件或者现象的，并且明明白白把这种切入点从作品中表现出来，让观众一看便清楚艺术家到底想表达什么，这些都是没有实现的。
艺术家关注各种底层，关注平民，需要具备大社会观。社会政治底层最需要的是个人权利的获得，是建立社会平等的关系。为什么美国、波兰等国家的矿工即使在本国也不是社会的底层，除了经济地位的保障，恐怕与社会的平等关系有关，波兰等国家的矿工还享受了某些特殊的社会福利，在很多煤炭工业发达国家，矿工因公死亡会获得很高的经济补偿和政治待遇，在那样的国家，矿工死亡并非咱们理解的底层惨烈，仅仅是一种意外伤害，和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意外伤害没有两样。而中国矿工被社会各种渠道包括艺术描述成那样的窘迫、惨烈、暗无天日等等，根本在于社会关系的不平等，特殊权力的丧失，也在于矿山在社会上的传统形象就是充满死亡威胁的地方。其实，就煤矿而言，在中国现有生产力水平之下，每年死亡的人数不到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十分之一。因此，关注**和矿工死亡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关注那些黑窑主，关注那些无视生命的失职渎职的煤矿经营者和管理者，关注煤矿与官僚合谋等等丑恶是很有社会价值的，问题在于艺术对于矿工死亡的夸张与渲染，实际上是制造某种恐惧，并以此营造艺术效果，误导某些社会认知，从社会底层关注的意义上讲，这样的关注是没有社会价值的。如果艺术家仅仅抓住矿工的麻木、呆滞、愚昧，仅仅抓住农民工茫然、无奈、拘谨，仅仅抓住妓女的痛苦、卑微、挣扎等等，这就丧失了社会关注的本来意义，艺术家需要关注的重心应该是他们的存在价值和必然性，应该把他们当作社会分工链条上的一环来审视，是他们的遭遇以及造成这种遭遇的显失社会公平的因素，离开了这些重大背景的单纯的底层关注，是缺乏说服力的，也是没有效力的。张建华关于矿工的作品，如果指涉了矿工和他的社会关系，价值就大不一样，仅有矿工死亡的元素，从本质上讲并不能阐释其社会意义。妓女这个群体的关注也是同样的问题，就眼下的社会形态而论，妓女的伦理道德问题似乎并不需要讨论，其存在的合理性勿容置疑，最大的问题在于这个群体面临的巨大安全威胁性，他们并没有受到任何法律保护，也缺少社会契约的约束，在妓女生活的过程中几乎没有权利可言，以致他们在生存过程中不得不采取一些并不道德也不合法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的苦难、无奈、挣扎等等，几乎来自这样的社会挤压。因此，关注妓女生存状态，需要更多地对他们的地位与权利进行关注，更多地关注中国社会体制乃至中国社会意识形态与妓女这种社会职业或者现象之间的冲突，关注妓女并非不让他们做妓女，而是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有保障地做好妓女。因此，任何同情、怜悯、嘲笑、讥讽妓女的艺术关注，或者仅仅原态地描述妓女生活甚至猎奇都是无济于事的，并不是真正的关注。《抓小姐》就明显的具有社会关注价值，因为作品指涉了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所面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以及基本权利的丧失----也是妓女面临的最大遭遇。
所谓社会“底层”，应该是那个政治、经济地位同时丧失的社会群体，通过他们孤立的生活样式的描述关注这个群体，应该说是不具备社会效力的，从艺术意义上说，或许仅仅具有形式主义的价值。艺术家只有具备当代先进的社会观念，才能真正触及社会的各种“底层”，触及这些“底层”面临的真正矛盾与困惑，
2008.12.7于和平里
（编辑：林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