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佴旻 太行的早晨   140x310cm  2012年  纸本设色

        我最早的记忆好像没有别的，就是在我们当时叫窗户纸的毛边纸上涂画。有的孩子喜欢找对手打架，我不是，我没那么勇敢。

  比猫画虎，摹本基本是小人儿书，有时也掐支花草画画，但我们并不叫写生。后来记不清楚从哪儿弄来一套画谱《芥子园》，如获至宝。那时候我最喜欢山水卷，被我画得烂熟，现在我还能背着画出山水卷的每一页。我没有什么远大理想，只要能画画都行，那时我家距离河北省定窑瓷厂不远，我的第一个愿望是进瓷厂做画工。瓷厂由周恩来倡导，河北省轻工厅创办，旨在恢复失传的宋代五大名窑之定窑。我的第一位老师是厂里的技术厂长张老师，他的小写意花鸟很精彩。还不等我长大工厂就撤离了，做画工不成。

  到了十五六岁，人说现在画画得进美术学校，三叔就带我去访名师，老师看了我的国画连声称好，但他说进美术学校要考素描和色彩，不考这些，我顿时傻了。后来我被特招进了保定学院美术系。要特别感谢美术系主任张志友老师，是他跑前跑后把我拽进的大学。（那一年我还考上了中央美院的大专班，因为据说那样的特招很不容易，河北省还是第一次，我放弃了进中央美院。）开始上素描课，我基本上是我们班画得最差的，那时我最稀罕会画素描的人，这辈子我崇拜过的人就是会画素描的。

  两年的大学生活很快结束，我留校任教。我开始做辅导员，教学生画山水，也教过素描。我进大学前作品曾在全国美展获奖，那奖项是中国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联合颁发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后保定地区第一次。当时保定地区文化局长，后来的河北省文化厅长陈宝荣先生特意去我画室看望。当他看到那个大孩子，我当时寒暄的话好像都不会讲。

  1995年暑假，在保定学院的画室，我画出了那幅对于我是里程碑式的作品《花卉》（白菊花）。1997年中国艺术研究院罗丽女士去保定，她当时负责北京音乐厅画廊，看了我的画她说：你要不要去北京办个展览，我说太要了。那个展览她请陶咏白、贾方舟两位先生写了评论文章。

  九十年代中期我到了名古屋，在圣艺术画廊提供的工作室画画办展。工作室在新荣，是一栋三层楼，背靠一株巨大的百年桉树，它的树冠能有半个球场大。工作室背面是露天阳台，和西面一样爬满藤蔓。三层西北角的藤蔓丛中住着一窝蜜蜂，大概是我在那里工作三年后，每到夏天屋顶的墙角处就会滴下蜂蜜，我心生惬意，但并没有真正把它当蜜吃。

  我曾经深受画外功夫的蛊惑，一度试图在日本佛教大学继续我的学业，佛教大学有一个专业是禅宗墨迹，最鼓动我的是毕业后有机会剃度做一年和尚。禅宗墨迹是研究历代高僧墨迹的专业，和我的兴趣趋向相去甚远，后来只好作罢，或许是担心做不了真和尚。

杨佴旻  丹顶凤凰  367×144cm 2018 纸本设色

  1999年7月陶咏白先生策划了我在中国美术馆的第一次个展，直至2018年，这20年间我一直在色彩水墨画上找突围，把自己的水墨画由墨色水墨推进到了色彩水墨画，由传统走向了现代。在这个过程当中，水墨画的当代化一直是我思想与实践的重点，我一方面守护，一方面推进。2019年我画出了有别于以往的作品。

  我在国学最热的时候回国，到南京艺术学院读刘伟冬老师的博士，基础课是国学，国学老师史金城教授。先生80岁高龄还为我们上课，帮我补传统文化的课。我读博士的初衷不是为了找工作换环境，有宏愿，三年的博士课程我读了五年， 我想写出一篇不可一世的博士论文来，但终因琐事繁忙，又加上先天不足弄出那么一篇文字来，其中滋味只有自己知道。毕业了，母校成立了中国第一所新水墨画研究所，我任所长。此事也使我颇为惭愧，因为这个所并没有作为。

  我把这40年的画画经过稍作梳理，为三个阶段：传统，现代，当代。我视为我的水墨画三部曲。

  用中国的传统精髓，切实表达现世情景与生活，是我的追求。真正甘美的是那挖过几道岩层的深井水，我得到了一井水，但我相信再往深处挖就是一个海。不让家园沦落为后花园，水墨画要在新形式、新技法上去开掘，水墨画的根本问题还是思想。

  伟大的艺术在于它无止境。把过去的形式总结归纳了来限制今天和以后的发展，这是画地为牢。这也是这些年所谓主流媒体的普遍声音。水墨画必须突围到经验认为不能到达的地方，这是艺术的意义，伟大也在于此。

  最近我才理解了天时地利人和这句话。这么多年每每到一个阶段都会遇上，那人甚至素未谋面就会出来推助一把。感谢师长亲友，感谢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