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以女画家潘玉良为题材的小说问世以后，这位女画家便成为中国银幕和荧屏的热门人物，成为时下老幼皆知的画家。潘玉良的“知名度”绝对不在齐白石、林风眠、徐悲鸿之下。这大概是潘玉良本人以及他的同辈艺术家始料未及的事。对于一个以绘画为生命目标的女性来说，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但小说、电影和电视剧毕竟与艺术史是两回事，作家、编剧和导演既使潘玉良声名大振，也使潘玉良“异化”——虚构的潘玉良掩盖并代替了真实的潘玉良，他们使艺术家坠入幻想的迷雾。

  在“戏说”成风的电视剧中，正在播映的电视剧《画魂》堪称高格调的作品。女演员漂亮，画面优美，用光讲究。但节奏拖沓，使人感到沉闷。作为一个近现代中国美术史的研究者，我最难以接受的是有些情节、场面编造、处理得不但违背史实，而且近乎荒唐（如果在二十年代唱四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属于“小疵”的话，剧中刘海粟说悲鸿托他请潘玉良去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就太过分了。对徐、刘二人关系稍有了解的人，就不会编出这样荒唐的台词）。从许多情节的安排看，编剧和导演并没有在了解当年中国美术界的情况方面花一点时间。当然，文学、戏剧与历史不同，不能以对待历史记述的要求对待电视剧。但以历史事实与历史演义相比较，不失为一个有趣味的话题。

  先说主角的名字，电视剧中常常出现“张玉良”，剧中上海美专的老师和同学叫她“张玉良”。实际上潘玉良本姓陈，后来被亲属收养，改姓张。潘赞化把她从妓院赎出之后，她从此改姓潘，一度叫潘世秀，在上海美专读书和毕业以后她一直叫潘玉良。当时上海美专的同学之间，习惯以Miss和Mr.互称，潘玉良的同学平时叫她“Miss潘”。她留学回国到上海美专任教授兼绘画研究所主任，也是以潘玉良的名字出面，这有当年的文书档案为证。在当年的美术界，人们都叫她潘玉良。“张玉良”似乎是近年某些好心人给她“拨乱反正”的产物。实际上，潘玉良之姓潘，与旧社会一般妇女婚后在本姓之上再加夫姓（如蒋宋美龄）不同，除了她与潘赞化的关系之外，还有从妓院“从良”女人必然更改姓氏的习惯因素。她自称潘玉良，我们应该遵循“名从主人”的成例，称她为“潘玉良”。

  扮演潘玉良的女演员极其漂亮，导演又让她时时处处风情万种，这是所谓“一大卖点”。在这里，真实再一次为市场牺牲：真实的潘玉良与剧中人最大的不同是她并不漂亮。潘玉良的同学、学生和见过潘玉良的人无例外地认为她不漂亮。今天的人们看看当年留下的照片，一定会得出同样的结论。

  也许有人会说：即便她真不漂亮，文艺作品说她很漂亮又有何不可！殊不知在迄今为止的男权文化环境里，女性的漂亮与否，事关她的社会处境与前途。一个出身微贱而又不漂亮的女性，凭借其努力改变自身处境，确实需要双倍的努力。把潘玉良改造成绝代佳人，不单淡化了她本人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而且在效果上改变了潘赞化于危难中援之以手的感情格局。一个生活在中国社会文化转折时期的极其特殊的女性的人生经历，就这样被大众媒体的构架手段所改造，传统男权文化的才子佳人套路和流行影视故事的多角恋爱套路，代替了潘玉良的个体人生经验。正如卡维尔第所说：“套路简化了现实生活的复杂性，使复杂问题变得简单和易于了解”。这使得美术史上的潘玉良变得苍白、贫乏和俗气——女演员的外形漂亮也无济于事。



  真实的潘玉良是一个具有男子气质的女人，这与那些演员苦心塑造的潘玉良在气质上刚好相反。潘玉良不但长相不符合通常所谓的“女性美”，做事、说话直来直去，她的嗓音也像男人。她善于唱京戏，课堂休息的时候同学们叫她唱一段，她就毫不胆怯地大声唱起来，但她只唱老生（在二三十年代的北京、上海和各个城市，擅长老生戏的女票友比比皆是）。需要提出一点：潘玉良入学后同学们并不知道她的出身，有一次外出旅行写生时她给大家唱京戏，其出众的老生演唱水平使在场者大为惊异，由此有爱管闲事的人打听到她的来历。

  潘玉良绝不是一个善于卖弄风情，扭扭捏捏的女人。她的同班同学，老画家刘苇（倪贻德夫人）告诉我，有一次她们在杭州山上写生，潘玉良到雷峰塔墙圈里小便，这时一伙男同学过来了，刘苇喊潘玉良快出来。潘玉良蹲在里面说：“谁怕他们！他们管得着我撒尿吗？”在上海美专任教时有人出言不逊，被潘玉良赏以耳光，不知道电视剧中有没有这个情节。据她的老友苏雪林记述，她在法国送自己的著作给方君璧，潘玉良知道了就找她质问：“你是不是把我给忘了？”


  潘赞化本人在外形上端庄浑厚，他是一个开明的知识分子，一个革命者（曾参加同盟会）。他是陈独秀的老友，潘玉良进入上海美专，并不是全凭成绩出众，而是潘赞化请托陈独秀在刘海粟处介绍、斡旋的结果。刘海粟在录取榜上挥笔添写潘玉良名字这一细节究竟有多少可信度，需要考证（一位老画家告诉我，潘玉良是插班进入上海美专的，孰是待考）。潘赞化主张男女平权，他对潘玉良的救助和支持，与其说是出于个人的感情，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信仰和道义。潘玉良进入美专之后，和男同学有交往，有人悄悄向潘赞化“打小报告”：潘玉良常和男同学出去写生。潘赞化听了不以为愠，反而明白表示他支持潘玉良这样做：“男女社交公开嘛”！

  刘海粟这一角色虽然被概念化了，但大体是符合实际的。而美专的其它教师被描写成封建道德的维护者，则与事实不符。例如当时的教导主任是江小鹣，在此之前是汪亚尘、吕凤子和吕澂，潘玉良任教时的教务主任是谢海燕，其他几位老师如王济远、王远勃、张弦……都是富于开创精神的新一代艺术家，他们的思想、见识不比刘海粟更加开明的话，至少是相差不多的。以陈腐的意识看待潘玉良的老师和学生不是没有，但绝不是学校和上海美术圈的主流。

  对潘玉良恶语相加的不是别人，而是潘赞化的原配夫人。与电视剧中这一角色的形象、性格不同，潘夫人是一个裹着小脚的旧式女人。她虽然不曾受过新文化的洗礼，但在与潘玉良的关系方面并不像电视剧所表现的那样忍气吞声，逆来顺受，而是睚眦必报，寸土必争。潘玉良从法国留学回来后再次去国离乡，主要就是由于潘夫人之不能相容。

  电视剧中最奇怪的男性角色是那个叫田守信的年轻人。我并不因为他是纯粹虚构的人物而觉得奇怪——而是因为一个21世纪的时髦青年在20世纪早期的故事里指手划脚。他简直像马克吐温笔下那位出现在亚瑟王朝的美国康乃狄克州的电器工程师。田守信的时髦做派，彻底破坏了特定的时空环境和怀旧情调。听说编剧和导演是为了吸引电视观众而专门调制出这位与潘玉良、刘海粟不属同一时代的人物。大众媒体的套路，在这里再次显示了它横行霸道的威力。

  就读于上海美专的潘玉良当然有许多男同学，而且确实有一个经常和她外出写生的男同学，那就是邱代明。前面提到潘赞化赞同潘玉良与男同学交往，就是指邱代明。邱代明在美专学习时比潘玉良低一班，后来一同到法国留学，回国后成为在30年代倡导现代艺术的著名画家。但邱代明与潘玉良从来不曾有过电视剧中那样缠绵悱恻的感情纠葛。

  邱代明的女友是和潘玉良同船赴法的广东姑娘林宝权，林宝权（1903-1985）在法国学习教育理论，获得巴黎大学教育学博士学位。邱代明与林宝权回国后在上海结婚，俩人育有子女。日本侵略战火中，她曾勇敢机智地营救危难中的女学生。1939年，他俩在重庆遇到日本大轰炸，邱代明不幸在轰炸中罹难。林宝权后来一直在广东和马来西亚从事教育事业，是她一手将原先十分简陋的吉隆坡坤成女校办成名闻东南亚的女子学府。这是一位和潘玉良一样值得文学家大书特书的女性。

  在潘玉良生活中，确实有潘赞化之外的另一个男人——王守义（1898-1981）。但王守义与田守信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田守信是不是王守义的演绎和发展，只有编剧和导演晓得。王守义出生于河北高阳县农村，后来受惠于他的老乡李石曾所开创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于1920年去法国，后来在巴黎开中餐馆。无论过去和现在，在海外开餐馆的华人，总要比从事纯粹艺术的华人要裕如得多。潘玉良认识这位富于同情心的餐馆老板，是在她第二次去法国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潘玉良境况窘迫，王守义的接济使她有了安定的生活环境。潘玉良晚年和王守义同居，直到潘玉良去世。

  从目前可以看到的资料得知，潘玉良一直以潘赞化的配偶（夫人）为其自我定性。她的这种选择，显然与今天的电视观众所熟悉的生活逻辑相悖。也许正因为如此，编剧和导演才设计出田守信这样的人物，才安排潘玉良在田守信面前实施种种欲擒故纵的手腕。因为这才是今天的电视观众所习惯的生活逻辑，这才有可能吸引观众继续观看这个沉闷的故事。


  潘玉良当然有她不可代替的艺术史位置，她是20世纪中国社会巨大变革背景下，经过个人努力获得成功的女性。由于她与众不同的经历和性格，由于她本人不曾接受传统文化艺术启蒙，使她成为20世纪前期最为突兀，也最具代表性的女性艺术家。1935年，徐悲鸿撰《参观玉良夫人展览感言》，对潘玉良的绘画作很高评价：“夫穷奇履险，以探询造物之至美，乃三百年来作画之士大夫所决不能者也……真艺没落，吾道式微，乃欲求其人而振之，士大夫无得，而得于巾帼英雄潘玉良夫人……”。徐悲鸿的评论角度值得注意——他正是从潘玉良与传统士大夫文人绘画并无继承关系这一点，看到了潘玉良艺术上的特殊价值。奇怪的是文学、影视界时贤，对此却不着一字。另外，实事求是地讲，潘玉良并不是20世纪在法国活动的众多外籍艺术家中的一流人物，她的晚年境遇并不那么辉煌。这是与今天对她晚年境况的渲染大为不同的。


  潘玉良成为作家、导演和花边新闻制作者的目标，是因为她不幸的早年经历和后期社会身份之间的巨大反差。但流行文化要求于一个女人的不仅是这些，于是人们便编造出种种符合流行文化趣味的细节，去填充历史留下的空白。这些细节并不合乎潘玉良本人性格逻辑的发展，但绝对符合流行文化的逻辑发展。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生平遭遇起伏跌宕值得人们“观看”、“阅读”的画家，绝不止潘玉良一人。但对影视编剧和导演而言，只有潘玉良宜于发挥诸如青楼秘辛、多角恋爱、裸露身体等等时尚风情；只有潘玉良能满足观众的窥视欲。于是潘玉良的艺术创造被淡化，潘玉良气象峥嵘的性格被消解，她成为又一个被捆绑在流行文化的普罗克拉底斯铁床上被宰割的历史人物。潘玉良已经被大规模的传播“非语境化”，她已经失去了她的原初意义。


  但我们也应该说句公道话：流行影视作品虽然歪曲了潘玉良，但遮蔽了潘玉良的幻想迷雾，首先来自美术界内部。例如署名或托名刘海粟的许多故事细节，仅仅是一些想象，或者是事后对事实的发挥。对与他有关的人和事一贯大而化之的海粟老人和他身边一茬又一茬极富想象力的代笔者，给中国现代美术史研究留下的陷阱，绝不止于潘玉良一处。这些陷阱尚待有识者之亮察。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