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在故纸堆中翻到一篇汪曾祺的“少作”，题为《烟与寂寞》。这篇于1947年6月22日，刊登于上海《东南日报》的汪氏“少作”，曾是一篇珍贵的散佚作品，近年来才被收入《汪曾祺全集》。此文最早在《东南日报》刊登时，旁边还配有一幅手绘插图，可谓“图文并茂”。

  插图题作《捏脚》，简笔勾勒出一位“捏脚工”，给顾客捏脚消乏的情形。这样的插图，似乎与汪曾祺《烟与寂寞》一文的主题，并不十分“搭调”，毕竟吸烟与捏脚，好像彼此之间没什么关联。不过，转念一想，那位躺着享受人工服务的客人，如果也是烟民，此刻点上一支烟，恐怕也是“赛神仙”吧。所以，这幅插图，配得挺有意思，蛮有令人追想回味的空间。

  插图款署“西厓素描”。记忆里，似乎只有一位“金西厓”，那是刻竹的名家，是在臂搁、扇骨上微雕梅兰竹菊的风雅玩家，怎么会来画一幅素描插图，且还画的是“捏脚”呢？想来定然是同名不同人了。

  果然，此“西厓”非彼“西厓”，绘此图者乃是现当代著名漫画家、版画家章西厓。

  一、黄永玉学习木刻的引路人

  章西厓(1917-1997），浙江杭州人，年轻时攻读于杭州国立艺专（即现在的中国美术学院），随林风眠先生学艺，善用线条白描。

  抗战爆发后，他在浙江金华、江西上饶一带投身木刻运动。1939年，参与创办了《刀与笔》期刊，又与张乐平等编绘《星期漫画》副刊。在上饶，他作为漫画宣传队员从事木刻创作。1942年，章西厓的作品在重庆展出时，徐悲鸿评论说:“西厓有奇思妙想。”抗战胜利后，他抵达上海，参与了抗战八年木刻展览会的筹备工作。

  1947年，章西厓出版了中国现代第一部装饰画专集《西厓装饰画集》；1948年，又有多幅作品入选《中国版画集》（中华全国木刻协会编，上海晨光出版公司）。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编审，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版画家协会会员。

  几经查考，没有发现章西厓与汪曾祺，有什么密切的私人交谊。《烟与寂寞》和《捏脚》，图文搭配在一起的状况，或许只是个巧合。不过，翻检《汪曾祺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在1947年7月15日，汪曾祺致沈从文的一通长信中，他提到了章西厓。

  这一通长信，乃是汪曾祺受沈从文委托，与黄永玉见面次日后，向其“汇报”相关情况。信的主要内容是对沈氏表侄，已为木刻家的黄永玉之初次印象与大略评价。据汪信可知，1946年冬，黄永玉原本要去杭州，接任章西厓主编的《东南日报》艺术版，因章氏“跟报馆闹翻了”，“没有着落，于是到上海来”。至于怎么“闹翻”的，因何“闹翻”的，汪信中没有详叙。

  据查证，直到1947年底，章氏作品仍在《东南日报》的“长春”版上发表，或者竟没有“闹翻”，或者竟又“和好”了。且《东南日报》上也并没有汪曾祺信中所称的“艺术版”，只有长期发表章氏作品的“长春版”，这可能是汪曾祺的一处“误称”吧。

  章西厓与汪曾祺的关系也许并不密切，但对黄永玉而言，章西厓却是一位“木刻界的老大哥”，是他学习木刻的引路者之一。黄永玉在上世纪40年代初开始木刻创作。抗战时期，木刻艺术蓬勃发展，也哺育了很多自学美术的青年。他们组织木刻学习小组、临摹当时优秀木刻家的作品。在自述中，黄永玉曾提到，在中学时期，自己便与木刻家耳氏、野夫、西崖通信联系，向他们请教。这里的“西崖”，指的就是章西厓。一些人因黄永玉受其影响，甚至还常误把黄视为章的学生。其实章比黄大不了几岁，彼时他们都是在抗战和解放战争中成长起来的青年版画家。

  未能去成杭州，黄永玉于1947年春到达上海，加入中华全国木刻协会与美术作家协会。有一次，黄永玉在美术作家协会展览了两件漫画像：一张画的是漫画家张文元，另一张画的就是章西厓。黄永玉说，张与章都是大家熟悉的面孔，“很让人家看了发笑”。由此也可知，章、黄二人是十分熟悉的。

  二、鲁迅为何要倡导版画？

  1947年4月至10月期间，黄永玉的木刻画，也经常刊登于《东南日报》“长春版”之上，与章西厓的版头装饰画交相辉映，颇有相得益彰的意趣。而后来于1948年入选《中国版画集》的，黄永玉木刻画代表作《生命的疲乏》，也早在1947年8月3日，即已发表于“长春版”之上，只不过，当时此画题名为《卖玩具者》。

  显然，黄永玉的早期木刻画精品，曾以《东南日报》的“长春版”为发表平台，刊发过相当数量。这样的状况，既可视作章、黄二人交谊延续使然，或亦可视作抗战胜利后中国木刻新生力量的“半壁东南”之体现。

  回顾中国新兴木刻运动的开始，上世纪三十年代，它曾是整个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它的奠基者正是鲁迅。

  为何要倡导版画，鲁迅对这个问题多有阐述，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点：“当革命之时，版画之用最广，虽极匆忙，顷刻能办”；他认为木刻“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

  在鲁迅眼中，文人画固然是中国的“国粹”，但它的保守性强，难以革新，且距当时鼎沸的现代生活实在是非常遥远。而来自西洋的油画，又并非是中国人可继承的传统，且制作困难、流传不便。于是，鲁迅把目光转向了“本来就是大众的”木刻艺术，全力推动了新兴木刻运动。

  在鲁迅的大力倡导下，“以刀为笔”的木刻艺术，如同他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和现代中国的革命与战斗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版画家奔赴延安，木刻版画成为了延安美术的主要形式；在延安之外，版画队伍也在不断壮大。木刻家们用饱含激情的刀锋“入木”，共同刻下了战时民众生活的历史画卷。

  三、与众不同的章西厓与黄永玉

  粗略观览章、黄二人的版画作品，不难发现，二人风格较为相近。仅以他们同时入选《中国版画集》的作品相比较，传统剪纸与现代漫画相结合的元素，以一种看似随意、实则刻意的意趣，融入到了二人现代版画的作品创作中。

  从创作题材来看，章西厓与黄永玉所走的道路也呈现出了和他人不同的风貌。虽然同属进步的现实主义，章、黄二人的作品却不侧重表现别人普遍关心的题材，如：勇士杀敌、民众支前、学生游行、人民受难等等。相反的是，他们常常以富有装饰风格和漫画情调的构图，使源于生活的画面浸透于愉快的、天真的、童话般的、诗情般的意境之中。

  章西厓画面中的人物，一般都是普通劳动者，但却不是从阶级压迫和剥削的角度去观察的。比如在他的代表作《取暖》《烘番薯》《一天的工作》中，人物生活也许贫穷，却不见痛苦，反而有一种诗意的静谧美感。

  在上世纪40年代的中国版画评论者群体中，其实也早已有将章、黄二人并提的说法。

  譬如，1947年8月30日，就在《东南日报》的“长春版”上，刊发的头条文章乃是史良黻所撰《与徐蔚南论木刻》，文章末段就明确提到：

  “胜利以后木刻的题材，已经是多方面的发展了，如西厓、永玉、铁华诸兄的抒情木刻画……就相当的接近为艺术而创作了。”

  这里提到的“抒情木刻画”，已然可以视作章、黄二人“画风”的某种概称；而“相当的接近为艺术而创作”，则可以视作章、黄二人的共同艺术旨趣。

  当然，许是由于稍微年长，以及长期办报的缘故，章西厓的作品更富装饰性，表现力也就更为“中性化”，更适合为各类报刊作插图，以装饰和适应整个报刊版面；而黄永玉的作品更富视觉冲击性以及表现力，如用作报刊插图，必得图文风格极相匹配才行，往往更适合童谣、诗歌、传说类书籍的插图。仅以汪曾祺《烟与寂寞》一文的配图为例，章的《捏脚》就比较适宜，而在当时的黄永玉作品中，则不一定能选得出更适宜者。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