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00年1月1日，在我国第一座现代艺术馆的落成仪式上，一个堪称国内一流的现代艺术展在成都现代艺术馆举行。展览一开始，庚即在国内外引起轩然大波和人们的欢欣雀跃。透过这看似繁荣的艺术景象，不得不引起人们对艺术现象尤其是前卫艺术的深刻思考：面对艺术市场的不规则化、批评家的严重缺席、艺术家过分关注自己作品的价值等等一系列不利于中国艺术发展的问题，本文作者以二十年来对我国艺术事件的直击，用平白通俗的语言，阐述了他对我国现代艺术发展的思考、批判与革命性的建议。当然，观点自然也许有偏颇之处，但也算是一家之言吧。】

　　2000年1月1日零时零分零秒，在西南文化积淀最为深厚的川西平原上，成都现代艺术馆剪彩的声音刚刚落下，一个国内近二十年来甚至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特别而重大的展览“‘世纪之门’1979-1999中国现代艺术邀请展”随着人们欢呼新千年的声音悄然开展了。

　　这次展览，无论是展览场地的硬件，还是展出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展览的宽泛性和所具有的学术性都是堪称一流的。

　　一、是“牛皮”还是“牛”

　　“世纪之门”开展后，在全国报界具有很大影响的《南方周末》的报道率先进入普通读者的眼界。1月13日，中央电视台第三套节目在22时10分对“世纪之门”进行了专题报道，知到这一事件的人们无不奔走相告，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报摊上，习惯阅读《中国音乐生活报》的读者不难发现，在该报的D3前卫沙龙版上，美若图画的一个整版占据着人们的眼帘：低调的背景，黑白相间的文字，新视觉效果的画面，一个大标题横亘其中“‘世纪之门’——中国的威尼斯双年展”。这样的报道，人们似乎有点怀疑是不是在吹“牛皮”。

　　不是“牛皮”，是“牛”。

　　这次展览，除了展出了像吴冠中、靳尚谊、詹建俊、罗中立、何多苓、陈丹青、程丛林、王广义、叶永青、张晓刚等一大批代表着中国架上绘画水平的现代创新之作；还展出了张仃、袁运生、李华生、王迎春、方土、邹建平等相当大一批中国画现代技法运用的现代中国画作品；甚至，被书法界称为不入格的现代书法也与启功的书法同堂展出；更有意味的是，近几年在国内兴起的行为与装置艺术也在这次展览中大显神光，像包泡用汽车零部件做成的《癌》、戴光郁的《静极生动》、王大军的《镜子系列》、黄岩的《手形》、陈少峰的《关于河北省定兴县天宫寺乡村民社会形象与艺术形象的调查报告——天宫寺乡村民与陈少峰面对面的对话》、胡又苯的《半封闭空间》、宋冬的《水写千年》、温普林的影像作品《中国行动》、孙平的现场行为艺术《祭》、尹晓峰的《算命》、朱罡的《回收》等，都在各自从生活中提取的材料而做成的艺术品中，阐述着对民族、国家、人性、人本、人文及生存空间的思考，给人们的日常生活习惯带来强烈的认知刺激。

　　这次展览，从现代性而言，无疑是最大规模的。更有意思的是，这次展览是由一名叫邓鸿的商人投资三百多万元在自己刚盖起的中国最大的现代艺术馆内进行的。而且，投资商不收留任何一个艺术家的任何一件作品。这样的事实，成为中国首例艺术大展由商人投资、政府主办共同运作新模式的一次大胆尝试，而且是非常成功地开了一次先河。这给中国艺术展览在多元时代到来的实境下，提供了一种另样的经验。同时，这样的事件的实质，自身就意味着它在对中国的原艺术操作形式和对旧有的展览机制进行了一次彻底的震荡，并完成了一次全部的解构。

　　二、中国艺术家，依然很可怜

　　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不想当皇帝的官不是一个好官。

　　对这句话，人们常从已习惯的传教的一面去理解。其实，这样类似的格言，它同样具有着背面的意思：谁都去做将军了，那谁来做士兵。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那做了将军后，又要做什么呢？可能那时就只是将军与将军之间的讨伐了。而作为人的艺术家，同样具有这样的心态。翻开中国长长的历史画卷就不难发现，中国的艺术家大都和“官”很近，并且都渴望着功成名就和显祖耀宗。因为只能这样，才证明着作为人的特殊价值。谁的作品一旦被皇帝享用了，那顿时就会显得无尚荣光并价值连城，这样的习俗延续下来，一直传至今日。艺术的价值与规律被个人的力量决定着，这当然就成为了中国艺术家人性中“亲”官的血缘性，悲哀也就因此而来。艺术家为了自己存在的价值，于是，各自使出自己的招数，都往功成名就这班车上赶，往往在此举过程中忽略了自己在公众面前标出的思想的崇高与伟大，而淡忘作品的自身就理当自然而然。

　　在这个数字和卡通的时代，多元的格局已使艺术的操作成为现状。

　　一个艺术家在当代社会中，声名的建立已经是可轻易而得。在建成了自己的功名后，人们又开始着新的名份的建造。这种建造过程，自身就是意味着对某种事物将使用一些非艺术化的手段。因而，在艺术家之间搞点你争我斗，就似乎是人们应该理解的了。

　　“世纪之门”展览期间，搞了一个学术研讨会。坐在台上的艺术主持人和坐在下面的艺术家不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都坐在了同一个房间里，台上的一副掌管生杀大权样,一番慨慷陈辞,尽述进行主持的用心良苦,言语间无不流现出在这类艺术中的大爷身份。最为滑稽的是，后来台上的主持人之间也竟唇枪舌战，各自强说各自艺术样式的重要性与民族性。而台下的自然也不甘寂寞，提问中表现出对这些权贵者的不满与不解。这样的研讨，其实说明了一个问题：都想做艺术界的老大，都想做皇帝。其实，这也完全怨不得艺术家们，因为中国几千年已形成了谁是老大谁就有利益和谁就有荣华富贵谁就会声名显赫谁就会光宗耀祖留传千古。这当然是一体制的过错。但是，在古代，也有那种敢不想要权贵的名士所在，结果，他们真正的留芳千古了。而那个研讨会更为令人不解的是，上面的叽里呱啦，下面还默默无闻，一直坐到超过吃午饭时间两小时，居然也无人退场。如果不是笔者叫来服务员让其悄悄给台上者递了一张希望休会的字条，会议不知还要尴尬到何时才能结束。就在研讨会的那个晚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在津津乐道或者愤愤不平，既然艺术家们要愤愤不平，说这次研讨是遭了一次强奸，那艺术家们为什么不在别人强奸的时候做些反抗的壮举。做完事了，快感也体会到了，出展这么大的展览的心得已满足了才觉后悔，这是什么德性。

　　其实，任何一个艺术家只要往火车站的人群中一站，就知道自已和民工没有什么两样，而往昔艺术家眼中所呈的苦难之光已早被卡通和女人的桑拿按摩所替代。

　　忘却自己，这不仅是当代人的特征，同时也是艺术的特征。

　　而在当代社会现实境况中人性的丢失，人们对国家民族前途不测的忧患，人自身生存保证的不得的焦虑和生存环境的无奈的现状，为什么就是引不起广大的艺术家们去为之献身为之挥毫。

　　人们乐于在圈子之中窜来窜去，到底这样的窜能在作品中呈现出什么价值和思想？热闹后便什么都不是了，只是制造出了一些垃圾。

　　现在有的艺术家一开始策划什么展览就把自己和官方敌对起来以表示自己的清白，还搞什么“使馆艺术”引得国外人士亲睐。本土的东西还没有表达出来，作品没有文化含量和根，最终还不是狗屁都不是。

　　最为可恨的是那些搞批评的所谓的评论家们，收个几千块钱便把某某的作品吹上了天，而艺术家也因此而卖画频频，摇身一变，由苦难者变了了富贵者。因此，在中国当下活跃着的部分艺术家和中国从前的一些艺术家一样，劣性重重，不但悲哀，而且可怜。

　　三、多元制带来艺术的宽容

　　由于网络时代的突速猛进，中国的原有格局正受着强烈的冲击，人们适者生的心态也在随之而调合。当然作为要生的艺术家也不例外。

　　目前，国内许多想站在前沿的艺术家们纷纷搞起了什么观念摄影展，继而又玩起了什么网络摄影展。这样的展览，其作品中的内含和文化含量到底有多大姑且不去空论，但他们所表现出的却是先锋的意识。

　　多年来，中国的艺术工作者时常都在从西方拿来的过程中获得了不少的好处。

　　中国人为什么把西方的“贫穷艺术”翻译过来就完全成了“行为艺术”，这是不是读音相近的缘故，我不知道。中国人的想象力历来就让西方人惊叹，这是事实，但国人的行动力差也依旧是大家有目共睹的，这也是事实。现在已看到的几个观念摄影展，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他们只不过是把他们先前的一些在现场实施的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拍成了照片拿出来展览而已，作品中没多少令人惊讶的智慧之光。论摄影技术、暗房操作、器材装备、构图取景与高级的摄影师相比差之甚远。这下可好，一次“行为”可多次受用，且还能卖点老外的钱。把刚建立起来还来不及完善的与行为艺术有关的视觉习惯随便打破，这究竟又意味着什么？难道“先锋”仅只是意味着打破而不去重建？其实，杜尚的艺术行为是建立在有准备的基础上完成的，且他解构了此前的艺术习惯并提供了后人仿效的可能。行为艺术与装置艺术绝非偶然的突发奇想或朝三暮四。现在的影像展，恰好把艺术行为中对现实生活的直击性排斥在了人们日常化的生活空间之外，重又流入圈子和窄小的津津乐道，丢失了先锋艺术的根本。如此这样，兴起不久的行为与装置这种时新式样的艺术，在中国又能发展到何种程度？这种领先，不要就以为是纯粹的艺术。艺术家在为生而不断地玩新招，丢掉的不仅是艺术，还有自己自身。其实，你只要真正的艺术一把了，人们会很快地记住你的，钞票也会滚滚而来，关键还是得看你的艺术是否真的装置到位了。

　　中国的先锋艺术家们不必去考虑先锋太多。多元的时代自身就意味着多元的选择。把某种思想和观点强加在别人头上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谁拥有位置谁就有机会的可能逐渐被消解了。因此，先锋艺术家们应该静下来思考艺术品自身怎么去做的问题，至于艺术品的价值应该还给市场与公众去评判。

　　艺术品其实也是商品，你艺术家把自已的产品说得多么多么的好，但就是没有人要，那你好在哪里呢？当然，凡·高是例外，因为他的一切行为都是纯粹的，大美无形的，而中国当下的艺术家要做到这点是困难的，也是不一定有必要的。

　　因此，艺术家应把精力放在作品上，从潮流中退出来，以一种平和的心态对待自己所处的环境和位置，把作品呈显出来，还价值于大众，这才可能是中国艺术应有的法则。有了这种平和的心态，中国艺术的良性发展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常常听艺术家们说“官方”和“非官方”，“主流”与“非主流”的字眼。其实艺术总是以社会化的形象出现的，只是中国的特殊现状导致了这种提法。但这都是心态问题，你一开始就没有把它划出符号来，它就没有符号了。这犹如从前人们打擂一样，胜利者不是以登上擂台的先后来决定，而是以自己的功夫来决定自己的地位。难道艺术不也一样？随着中国与国际间的各种接轨，一统天下的可能已经正在打破，政府对艺术家的表达方式和行为正在充分的宽容和更令其自然地发展，同时，人们也没有像以前那样对某事件表现出倾心的关注。这样的时机，无疑是一个创作的好机会，艺术家们是否应该好好思考并把握它们。

　　多元的时代，必然带来对艺术价值的多重选择与判知，也同时必然带来对创造艺术品的艺术家更加多重与宽容，并在这样的宽容下，对艺术家更加挑剔。

　　四、真正的先锋艺术将成为时尚和媒体关注的热点

　　随着中国二十年来的改革开放，人们的心态已经处在麻木与疲倦之中，漠不关心、麻木不仁已是当前的现实。因此，作为日常化的“行为与装置”艺术实际上完全可能因为其艺术样式在日常生活中的突发性、偶或性而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从传媒学的角度来讲，这种日常化中的偶发或突发自身就意味着焦点价值的存在。这种具有视觉美学效果和用工考究且具有文化内含的行为与装置艺术，不仅会成为人们视觉的新点，而且在构成这种艺术事件的背面还具有许多延续性而可能成为公众传媒跟踪的题材。

　　因为，真正的先锋艺术是有备而来，而非突发奇想。它在出现的瞬间的就意味着对旧有艺术式样的打破和将要进行的重建。正是这些打破和重建是发生在活的日常化和人们生活空间的周围，人们对事件的谈论性也必然正是传媒所关心的对象。

　　因此，一旦真正的行为与装置艺术及观念艺术在中国得以广泛的运用，事件也就会此起彼伏，大众谈论的话题和新鲜的意味就会越来越浓。相反，现在艺术家们丢掉事件的直击性而去追求用影像来达到其广泛性，不是把观念艺术引上公众，而是使具先锋性的观念艺术更加圈子化和成为公众传媒遗忘的对象。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审美习惯的转变与多容性，中国未来发展的趋势注定了要使艺术品进入市场成为消费的商品。艺术家们要怎样才能适合这样的市场？这里面除了艺术家自身的调合外，还要有一个健康的运转机制出现，才能结束中国艺术家历来以孤芳自赏为乐，达到造美人类，并使美进入千家万户以至使艺术其终极目标的呈映的目的。

　　五、批评家的缺席导致艺术规则的必然变革

　　纵观中国的艺术市场及其发展规律，大致可分为美协制和批评家制。

　　这样的制度，势必导致艺术品学术性与价值性在疆界上的模糊不清。批评家可拥有对艺术品的生杀权，有位置的艺术者可拥有信息的绝对权。在原有的单一制中，更多的艺术家们被排在了信息的源之外，其作品被更多的人的了解几乎成为零。因而，讨好批评家和奉禄批评家以及亲近位置就成为绘画艺术家们努力的方向。把价值视为个人拥有而不顾市场的消纳，实质是把艺术推向了极端和歧途。艺术家和艺术品成为了仰视的珍稀动物和珍品，而公众却只能望画兴叹。

　　目前，我国的艺术批评家大部分都是钦定或者是亲近钦定。他们把符号的代表设想成为一种代表的符号以标示自己权威的位置。甚而至于，艺术家找批评家评评作品得交几千元劳务费已成不可明示的时兴。有钱就能成名，有名就能有钱，同样成为中国艺术当下的现状。此时，批评家更为重要和厉害了，他们生杀着艺术品的价值，决定着一个甚至一代艺术家的健康成长。这种事实，批评家们不是在建造着自己的理应的地位，而是像坐台小姐一样在把自己推上哈巴狗的位置，谁掏钱就对谁摇头摆尾。

　　我国的批评家们大都出自科班，书本上的一套套非常熟悉。试想，从别人那里拿来的标准会有独到性？中国古人有“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之说，而现在在行万里路成为疯子的行动的当今，自己观而得之体而悟之的东西就是更为稀少了。没有了自己独到的观点的批评，还不都是套话里面加点洋话而已。

　　因而，在中国绘画艺术及其理论自身未成体系的基础上所建立起来的评论都是苍白的，因而是缺席的。

　　这种缺席的批评，决定了艺术品价值的艺术家命运的无规则行为。而正是这种无规则的艺术游戏，构成了中国艺术发展不健康的症结之一。

　　六、艺术市场的良性发展呼唤策划人和游戏规则的出现

　　由于由缺席的批评家主持艺术展览并决定着艺术品价值的定位而使艺术创作与价值的不规则化，导致了艺术市场与艺术家生存环境的恶性循环。

　　多元制时代的已经到来，对旧有的体制的完全解构，使艺术品、艺术价值、艺术家、批评家的到位显得非常迫切重要。

　　各施其能、各尽其职是整个艺术发展的必然趋势。

　　批评家回到自己对已经出现的艺术现象和艺术品按自己的经验进行评论的位置上，放下对艺术家及艺术品生杀的大刀，还价值规律于市场和大众；艺术家结束既是创作者又是组织者的多重角色，丢弃霸主思想，还创作于创作之中；政府对支助文学艺术事业的企业进行减免抵税，使国土内形成以企业家为个体组成的艺术基金会，使企业还税于国民整体文化素养提高的基础项目上；结束创作与组织、价值与批评交织和混乱不清的关系，使整个艺术环境明朗化，市场取向清晰化。此时，其间的组织与市场的运作就理应有一个角色来担任，那就是——策划人。

　　策划人的出现，不是时尚与时髦，而是艺术市场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为要结束交织不清的混乱现象，就要有工作分工的过程。这就如一个工厂，里面有生产车间部门、有办公协调机构、有市场营销与推广，只有各部门间的职能弄清了，工厂才会正常运转，产品才能走上市场，并在市场上按价值规律波动运转。

　　因此而言，中国艺术发展中策划人的身份和定位就显而易见：他充当着艺术家及其产品、批评家及其艺术发展的完善和在艺术市场中的组织与营销推广的角色。

　　同时，策划人的出现，也必将带出艺术市场运作规则的出现。

　　如果市场运作中缺少这种规则和艺术家们不遵守这种规则，那策划人和艺术家及其艺术市场运作的游戏又定会是以前艺术界混乱不清的翻版。

　　2000年1月13日急就于北京安外《音乐生活报》

　　注：此文属原文节选，以一整版面积发表于2000年3月2日《中国音乐生活报》D3“前卫沙龙”版上。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