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开奇
“我们俄罗斯人，既不属于东方也不属于西方，我们从未象其他民族那般向启蒙迈进。当我们仍在破屋中蜷缩时，文艺复兴与我们擦身而过……”
“我们怎会成了欧洲的恶徒？”［１］
在悲壮的交响乐声中，林肯中心的《乌托邦彼岸》三部曲启幕：１８３３年，沙俄专制黑暗的年代。阴霾的天空下蹒跚着农奴，苦难褴褛扶老携幼的俄国农奴蹒跚在地平线上，从他们的身后缓缓走出了巴枯宁、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奥加列夫、斯坦科维奇……
一九一七的俄国十月革命至今已历经９０周年，人们依然在思索着这场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社会革命。２００７年，捷裔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的巨型历史剧三部曲《乌托邦彼岸》恰巧在纽约林肯中心上演，这无疑对九十年前十月革命的思想起源提供了新的反思。
《乌托邦彼岸》的初版三卷本２００２年由美国丛林出版社。同年八月《乌托邦彼岸》三部曲上演于伦敦国家剧院。该剧上演后受到了英国戏剧界与文化界的热烈反响，获得了传媒与观众的一致好评。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２７日，由美国著名导演杰克·布莱恩执导的戏剧史诗《乌托邦彼岸》首演于纽约林肯中心。纽约版的精湛演出引起了纽约文化界的轰动，一时成为百老汇的盛事。书店中十九世纪俄国思想文化的书籍顿时热销。原先无人问津的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的经典作品《俄国思想家》在纽约突然风卷残云般地卖到脱销。英国企鹅公司下令紧急加印数千册以满足预订者的亟盼。屠格涅夫的书在美国素来市场冷落，这次也因该剧的上演而销量大增，熙熙攘攘的纽约人在纽约各书店冲进冲出寻找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和《父与子》。到２００７年，《乌托邦彼岸》共获得了托尼奖最佳戏剧、戏剧评论奖最佳戏剧、外评论圈奖最佳戏剧等二十多项大奖。２００７年十月，经作者修改后的《乌托邦彼岸》新版单卷本在纽约出版。
《乌托邦彼岸》的作者汤姆·斯托帕是英国当代最优秀的剧作家之一。他１９３７年７月出生于捷克，二战期间随家庭辗转新加坡、印度，战后移居英国，曾做过记者、编辑、戏剧评论者。其代表作为《罗森格兰兹和吉尔登斯吞已死》。斯托帕的作品极具喜剧性，对人类社会的哲学、政治、伦理、道德等方面有着深刻的反思，某些作品具荒诞色彩。俄国十月革命对出生于东欧专制社会的斯托帕无疑有着刻骨铭心的影响。《乌托邦彼岸》就是他数年钻研《俄国思想家》、《往事与随想》等一系列俄罗斯思想史著作与史料后创作的。
该剧三部曲的第一部为《远航》；第二部为《遇难》；第三部为《拯救》。全剧长达九个小时，共七十多个角色出场。这部令人震撼的史诗剧不仅包括了十九世纪中叶巴枯宁、赫尔岑、屠格涅夫、别林斯基、奥加列夫、斯坦科维奇等部分俄罗斯思想文化精英，还出现了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欧洲思想巨人马克思、法国文学家乔治·桑、音乐家瓦格纳等。林肯中心周日分别逐一演出这三部戏，周末则在一天内连续演出全剧。为了体验这部大历史剧的整体感受，我看了五月底的全天演出。戏从上午十一时开始，加上幕间休息，全剧结束时已近晚上十一时，此剧演出期间，剧院场场座无虚席。美国以好莱坞电影和百老汇歌舞著称于世，但纽约人对严肃戏剧的执著与品位令人慨叹。
在这部演绎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思想发展历程的剧作中，斯托帕并非仅以戏剧的形式来史说这一历程，而是发掘产生于二十世纪初俄国革命的思想根源，描述十九世纪的俄罗斯思想如何在深重苦难中扬帆起航，如何在重重挫折与磨难中驶向乌托邦的彼岸。为了体现剧作的这一思想脉络，斯托帕采用了历史发展的三部曲形式来表现思想的演进历程。三部曲在时间和情节上首尾连贯、前后呼应，即各自独立，又互为一体。剧作通过纷繁的场景、人物、对话、独白，向人们展示了十九世纪中叶俄罗斯思想的发展是世界近现代史上两大革命的重要衔接。此段思想的发展既可追溯到一七八九年法国大革命和一八二五年俄国十二月党人起义，又已预见到二十世纪的俄国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这正是汤姆·斯托帕阐释这段思想历程的独特视角，也是这部历史剧的立意之处。因此《乌托邦彼岸》三部曲的每一部虽可独立成剧，也可分别观赏，但不睹全剧，则难以体会这段历史的全貌。
第一部《远航》
在此剧开始的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俄罗斯六千万人口中，作为社会特权阶层的贵族和神职人员各占百分之一左右，除少量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知识分子外，便是五千多万农奴。俄国农奴们的社会地位极为悲惨，他们任人宰割，被贵族买卖、凌辱和奴役。俄国这种社会结构决定了它的知识精英无法产生于自身社会的中产阶级，而只能来自西方先进思想和俄国传统贵族文化的结合。
[NextPage] 当年的俄国贵族生活在一个他们自己的世界中，他们说西方语言；有些人甚至不会使用俄语。正如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描述，１８１２年拿破仑入侵莫斯科及１８１３年俄国军队占领巴黎，俄罗斯开始初步了解西方的自由思想。俄国的农奴士兵和绅士军官在巴黎革命风气的影响下开始思考自己祖国的生活和命运。１８２５年，在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去世之时，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青年贵族团体在当年十二月提出政治诉求：皇位继任者应启始俄国现代化进程及政治改革。这些被称为十二月党人的贵族精英，呼吁新沙皇立宪、允许出国、允许信仰和言论的某些自由。然而，继位的尼古拉一世对此流产政变恐惧之极，他处决了十二月党人的领袖并将他们的追随者终身流放西伯利亚。
此时，《乌托邦彼岸》中的主人翁们正值年少。十二月党人的献身精神激励着他们。剧中的六位朋友，同属“四十年代人”。除别林斯基出身于医生之家外，余者均来自贵族富豪之家，在法德文化教育中长大。俄罗斯的苦难社会使他们充满了对自己家族、地位和财富的羞耻感和罪恶感，萌生了他们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改造俄罗斯成了他们终身的理想。在尼古拉一世黑暗专制统治的岁月里，这些充满理想主义的俄国贵族青年相遇在莫斯科大学的校园中。历史沉浮，他们真诚的友情伴随着他们的欢乐时光与悲剧人生；也伴随着他们为俄罗斯解放而历经磨难的奋斗历程。
第一幕的场景是尼古拉一世残酷统治下的１８３３年的夏天，位于莫斯科西北一百五十英里，风景如画的普利姆克西诺—巴枯宁家族的庄园。年轻的步兵军校生迈克·巴枯宁从莫斯科大学归来。不久前他叛逆地逃离军校而投入了莫斯科大学的新生活。他沉浸在校园里来自西欧的哲学与政治的新思潮中。理想主义哲学和乔治桑小说的新思想不仅唤醒了巴枯宁和他的大学朋友们，也孕育着巴枯宁姐妹们的心中爱情的萌芽。莫大的学生领袖，哲学家斯坦科维奇和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来到了普利庄园。在聚会中，别利斯基高喊“我们没有文学！”“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没有我们的文学……但我们将会拥有我们的文学。怎样的文学和怎样的生活是同样的问题。我们的现实生活是一种耻辱。可我们有了普希金，现在又有了果戈理。”［３］这些俄罗斯革命的先行者们感叹苦难深重的俄国社会，愤慨黑暗腐败的沙皇专制，向往西欧先进的社会文明。他们在咖啡桌上争论，在校园草地上思索，在郊外野宴上呼喊。
普希金的身影似乎徘徊在《远航》中。严酷的审查制度和贵族的时尚追求窒息了俄罗斯文学的发展。俄罗斯唯一伟大的作家普希金无声地出现于场景间的插曲中，随着一声枪响，别林斯基、巴枯宁兄妹以及俄罗斯人心中的自由英雄倒下了。普希金因爱情夭折，未出场的莱蒙托夫也紧随其后。俄罗斯不仅没有文学。在艺术上，格林卡的《卢斯兰与鲁密拉》歌剧要在１８４４年才问世；俄罗斯音乐的“五人强力集团”要在二十年后才出现；画家列宾也要在１８４４年才出生；列维坦还要再等二十年才会来到俄罗斯这个苦难的国度。在哲学上，除了来自法国启蒙运动的哲学思想和德国的新黑格尔主义外，俄罗斯没有自己的哲学。
往返于巴枯宁庄园和莫斯科大学间这代学人在三四十年代的唯一希望就是秘密引进西欧的新思想。法国的政治思想、雨果、乔治·桑的小说和德国的黑格尔哲学成了他们的思想来源。他们意识到为了让俄罗斯从苦难中获得新生，人民必须获得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为了实现自由，必须要彻底改造现存社会。追求完美社会和追求完美爱情是他们终身的理想和情怀。
第一幕戏结尾时，伊万·屠格涅夫来到了普利庄园。当他的朋友们把孕育革命的巴黎看成了实现理想的圣地时，屠格涅夫有着不同的想法。他并不想彻底脱离俄罗斯的此岸，也不认为彻底模仿欧洲能解决俄罗斯的问题。他只想用文学的真实来再现俄罗斯土地和它的人民，让民众自己决定他们的选择。但此刻，不管屠格涅夫有着何种追求，生活在美丽的巴枯宁庄园中的年青贵族精英们已决心与沙俄社会决裂，扬帆远航，尽管他们并不清楚这艘离岸之船将驶向何方。
当第一幕终结时，屠格涅夫在普利庄园绚丽的晚霞中说出了他们高贵的精神境界：“在普利庄园，永恒和理想似乎就在你身边的每个呼吸中，恰似一个声音在告诉你，与芸芸众生的世俗幸福相比，内在生命无可企及的欢乐，何其崇高！”［４］这席话震撼了全场观众。在沙俄黑暗专制的社会中，这批贵族知识精英们崇高无私的献身精神，悲天悯人的救世情怀，真诚执著的爱情理想，给人类社会留下了一幅瑰丽的画卷，一曲消逝的绝唱，一种高贵而永恒的美。
第二幕，剧中的朋友们相会于莫斯科的酒吧、公园和溜冰会上。巴枯宁父母也携全家从乡间来到莫斯科。剧中的核心人物赫尔岑与他的挚友诗人奥加列夫同斯坦科维奇、别林斯基、屠格涅夫、巴枯宁激烈的争论着俄国与世界的变革。许多年后，赫尔岑这样回忆，“我们并肩坐在露天圆形剧场的凳上，相互注视的目光里带着我们的奉献、我们的盟约、我们的秘密、我们的牺牲精神和对我们神圣事业的忠诚，带着英俊少年们心中的种种骄傲与自豪，犹如骨肉兄弟的聚会……我们携手勇敢地站起来鼓吹自由，鼓吹这百年来我们青年一代的奋斗……鼓吹宪法与共和、倡导阅读政治书籍和社会力量的整合。最重要的是我们鞭笞各种形式的暴力，鞭笞各种形式的独裁专制政权。”［５］对这些学子而言，１８４０年代的十年是危险的岁月。在莫斯科大学教授哲学课被视为是对社会秩序的威胁而禁止。审查制度极为严酷，即便一篇文学评论的间接引用也会招致监禁与流放。沙皇以企图颠覆政府的罪名将赫尔岑流放到莫斯科以东靠近亚洲边境的彼尔姆。巴枯宁也被剥夺了贵族身份，在逃亡中被流放。在《遇难》中，斯坦科维奇和别林斯基都深受迫害而在青春年华死于肺结核。
[NextPage] 在全剧众多的人物中，赫而岑和巴枯宁是贯穿三部曲的两位核心人物。扮演赫尔岑的布赖恩·奥拜恩与扮演巴枯宁的伊森·霍克都是百老汇最优秀的男演员。他们在全剧中的表演可谓光彩照人，令人叹服。奥拜恩是百老汇名剧《怀疑》的男主角，霍克则因扮演《乌托邦彼岸》中巴枯宁赢得了托尼奖最佳男主角。
第二部《遇难》
当《遇难》启幕时，《远航》中的朋友们已在沙俄严酷统治下告别了青春时代。这群“多余”的幸存者聚集在夏日的莫斯科郊外。他们的教育、他们的教养和他们的才华都使他们成为专制政权的一种威胁。他们不能旅行，他们无须工作，他们百无聊赖，他们争论着咖啡。
聚会的中心人物是赫尔岑与他的妻子娜塔莉。赫尔岑出生于与沙皇皇家有着远亲关系的豪富的贵族家庭。他父亲是罗曼诺夫斯军校的毕业生。来自斯图加特的母亲是德国宫廷官员的女儿。赫尔岑的名字在德文中叫“心灵”。娜塔莉是赫尔岑终生未娶的叔叔领养的女儿。叔叔去世后，她在姑妈考文斯基夫人的养育下成为一名淑女。夏日聚会中还有屠格涅夫和诗人奥加列夫。屠格涅夫爱上了已婚的著名歌剧演员维亚尔多，并决心永远追随她。奥加列夫则宁愿自己终老贫困也要解放他的农奴并将土地赠送给他们。
此刻一位沙俄警官突然出现，带来了赫尔岑一家被允许出国为儿子治病的消息。赫尔岑一家此后再也未能回到俄国的故土。“我和娜塔莉娅带着孩子们与我的母亲，在一月的寒冷中乘着挂着毛皮的马车离开了莫斯科……我来到了巴黎，就像人们过去来到耶路撒冷和罗马……”［６］
１８４８年的巴黎是世界巨变的历史中心。在１７８９年，法国人民起义推翻了第一帝国。接着出现了雨果的《悲惨世界》中１８３２年的学生起义的失败。此刻的巴黎又终于展示了它引领欧洲新世纪的姿态。投身于革命的俄罗斯人纷纷来到巴黎。在德国治病的别林斯基也在屠格涅夫的陪同下匆匆来到法国，但他遗憾自己的姗姗来迟。除了赫尔岑一家外，巴枯宁，奥加列夫等都聚集到了革命前夜的巴黎。不仅俄国的流亡思想家，整个欧洲著名的革命家，思想家，艺术家都纷纷来到这块革命圣地准备迎接这场改变法国，改变欧洲的大革命的洗礼。当年的法国众议员，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形势。他在帝国众议院忧心如焚地发出警告：“我们正睡在一座将要爆发的火山上，……你们没有看见大地正在抖动吗！一场革命的风暴已经卷起。”［７］
一八四八年的欧洲革命充满了戏剧性。当年的二月革命在巴黎爆发，法国的七月王朝瞬间覆灭，二月二十四日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成立。三月二日，新法兰西共和国的革命烈焰已燃到德国的巴伐利亚，燃到了萨克森、罗马、柏林、巴登、维也纳和希腊。舞台上的巴枯宁在欧洲革命火焰的光辉中挥舞着红旗，身旁还站立着马克思和瓦格纳。
马克思赞美一八四八年工人与资产者并肩战斗推翻费利普王朝而赢得自由的二月革命为“美丽的日子”。他满怀信心地宣称，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失去的只是自己的锁链！亲身投入了街垒战的乔治·桑呼吁人们“随心所欲……让爱情引领我们的光明！”［８］响应她的呼唤，赫尔岑的妻子娜塔莉和她的女友娜塔莎在剧中爱得如痴如醉。音乐家瓦格纳在夺得友人的妻子之后又不甘寂寞地寻找新的灵感。革命诗人赫尔韦格又在巴黎与娜塔莉坠入了不可自拔的情网。
然而仅仅几周内，这些革命的新政权几乎都相继陷落，旧的王政再度复辟，只剩下法国的第二共和。可是，不到三年，新当选的路易斯·拿破仑王子发动政变后称帝。法兰西共和之梦在第二帝国的凯旋乐声中灰飞烟灭。“在一次自由选举中，法兰西共和国抛弃了自由”，［９］赫尔岑痛惜不已。这戏剧性的一幕让来到巴黎寻找革命理想和完美社会的俄国流亡者们从理想的高峰跌入了失望的谷底。
扬帆于俄罗斯苦难海岸的远航并没有找到自己理想中的彼岸；赫尔岑与妻子的纯洁爱情也在这场革命中遭到了玷污；噩耗传来，他的幼子死于海难；不久，娜塔莉也为此而悲伤的死去。满腔热忱赶到巴黎的别林斯基在一八四八年大革命爆发后不久便被病魔夺去了生命。别林斯基最终没能回到自己的祖国。无论是赫尔岑，还是别林斯基，随着革命的失败和他们个人的悲剧，俄罗斯流亡者们的乌托邦远航中遭遇了可怕的劫难。
第三部《拯救》
在《远航》中，赫尔岑与奥加列夫当年曾站在麻雀山顶立下誓言，要解放俄罗斯，为十二月党人复仇。在《遇难》中，劫后余生的俄国思想家们意识到，真正理想和完美的人类状态必须超越世界上一切现存的社会。无论理想的彼岸多么美好，首先还是要改变俄罗斯的现状，拯救苦难的俄国人民。
[NextPage] 究竟是巴枯宁的不断的起义和革命来拯救俄罗斯人民呢，还是赫尔岑坚持以思想启蒙，从精神上拯救俄罗斯民族。以赛亚·伯林和斯托帕高度评价赫尔岑的远见。赫尔岑始终认为，要解决俄罗斯的社会问题，首先要唤起民众，要让俄罗斯人觉悟到人身自由和言论自由是社会发展和完善的关键。
在伦敦流亡生涯中重逢的赫尔岑与奥加列夫一起创立了自由俄罗斯新闻社，出版了以十二月党人刊物命名的《北极星》和《钟声》杂志。从此，定期出版纸质粗糙的《钟声》被源源不断地偷运回俄国。《钟声》揭露与抨击沙俄统治的腐败残暴，抒发俄国人民反抗的心声；鼓吹农奴解放、言论自由、波兰独立。《钟声》成为俄国人民冲破沙俄舆论封锁的一个论坛。《钟声》杂志也因此与赫尔岑一起被载入了历史的史册。当《乌托邦彼岸》每部剧启幕时，在遥远激越的的钟声中，独坐沉思的赫尔岑在浩淼海空的云雾间转现。
残酷镇压十二月党人的沙皇尼古拉在１８８５年去世，赫尔岑在《钟声》上发表了给新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公开信。为了替儿子求情，巴枯宁白发苍苍的母亲也去求见这位远房亲戚的新沙皇。她到的回答是：“记住，夫人，你的儿子只要活着，就不会有自由。”不过，囚禁在彼得堡酷狱中的巴枯宁终究被改判为终身流放西伯利亚。在流放途中，巴枯宁乘船逃往日本，随后转往旧金山、纽约，最后穿过巴拿马运河到达英国。在《拯救》中历经磨难的巴枯宁，革命豪气依然不减，他总结人生，“人类幸福的七重境界！第一为自由而奋斗；第二爱情与友谊；第三艺术与科学；第四；一支烟；第五、第六和第七则是喝、吃、睡。”［１０］
与此同时，屠格涅夫沿着普希金和果戈里走过的道路，进入了他的创作高峰。１８５２年，轰动整个俄罗斯社会的《猎人笔记》问世，从皇室贵族到街头百姓，人们争相阅读这部描绘俄罗斯大地和灵魂的不朽之作。１８６１年，沙皇政府颁布了《解放农奴宣言》。亚历山大二世自称是阅读了屠格涅夫《猎人笔记》后，受其震撼而发布解放农奴的敕令。无论真实与否，《猎人笔记》对当时的俄罗斯上层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无疑的。从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屠格涅夫探索俄国贵族精英思想的文学杰作《罗亭》、《贵族之家》、《前夜》、《父与子》、《烟》等相继问世。他终于实现了当年好友别林斯基的梦想，俄罗斯有了自己的文学。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一起将俄罗斯文学推向了世界瞩目的巅峰。
剧中，赫尔岑与巴枯宁、屠格涅夫和奥加列夫的重逢，《钟声》杂志的创办，庆祝沙皇尼古拉的死讯和《农奴解放宣言》颁布等令人难忘的场面生动地展现了政治流亡者们的痛苦、欢乐与理想。
１８６１年俄国农奴解放运动之后，激进的“新一代人”掀起的狂热的乌托邦主义思潮已在俄国弥漫。以车尔尼雪夫斯基为代表的的“新一代人”取代了“四十年代人”。他们指责赫尔岑与《钟声》杂志为妥协主义和守旧主义的代表。他们憎恨宽容与妥协。他们象屠格涅夫《父与子》中的巴扎罗夫那样信奉“血腥断头台”，主张暴力革命，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以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迫使《钟声》成为他们的舆论工具。“极其危险，”赫尔岑在《钟声》上疾呼，“在巴黎，我已目睹了太多的血腥与暴力。只要我一息尚存，我将坚持以和平的步伐前进。”“我们的《钟声》……拒绝号召武装起义。”“自由俄罗斯新闻无意鼓吹社会主义，如果沙皇解放农奴，我将举杯祝他健康。然后我们将继续关注。”［１１］但此刻，《钟声》的指针已失控。暴力革命、起义、背叛、血腥镇压接踵而来，“新一代人”的年青理想主义者们被杀害、囚禁。当年并肩战斗的巴枯宁与马克思在随后的岁月里也为了争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导权而成了相互的敌人。
“四十年代人”所追求的完美社会的梦想终于破碎，他们的完美爱情理想也几乎破灭。在《远航》一剧风景秀丽的巴枯宁庄园中，哲学家斯坦科维奇把完美的爱情视为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而最终未能和巴枯宁深情的妹妹结为眷属。屠格涅夫则为青年时代结识的法国歌唱家维亚尔多夫人而侨居国外终身不娶。这种极具美感的精神贵族式恋爱虽然高贵，但毕竟凄凉。而赫尔岑夫妇、奥加列夫夫妇等人在流亡生涯中的浪漫爱情起伏跌宕、惊世骇俗。在巴黎时，深受乔治·桑思想影响的赫尔岑之妻娜塔莉就曾和后来成为奥加列夫妻子的娜塔莎陷入狂热的同性恋。随后，娜塔莉和德国诗人赫尔韦格坠入无法自拔的情网。娜塔莉去世后，赫尔岑竟与曾经是妻子同性恋人的娜塔莎相爱同居，这时的娜塔莎是赫尔岑终身挚友奥加列夫的妻子。这种情感令赫尔岑、奥加列夫及娜塔莎都深受创伤。娜塔莎既对奥加列夫感到歉疚，又对赫尔岑节制的爱情感到不满。在生下了赫尔岑的孩子后，她已精神崩溃。
在《拯救》的结尾，赫尔岑进入了弥留中的梦幻。他的眼前出现了马克思，屠格涅夫和奥加列夫，面对海天，赫尔岑喃喃地自语：“继续前行吧！要知道天堂是无法靠岸的。只有不断前行。……人们为完美社会的古老梦想所累。可是乌托邦彼岸的完美之乡是虚无的。……”［１２］
[NextPage] 此刻，娜塔莎说出了全剧最终的预言：“暴风雨将要来临了。”
１８７０年，在《乌托邦彼岸》历史场景的两年后，赫尔岑去世，新生代的精英人物列宁出生。列宁在回忆十月革命—他的乌托邦理想实现之时，不无深意地遗憾在１９１７年之后他再也无法聆听贝多芬的音乐。《父与子》中巴扎罗夫的话终于成为现实：否定一切，包括艺术和诗歌。而列宁解释为：尽管他个人非常喜欢《热情奏鸣曲》，但作为革命者，他不能再听贝多芬的音乐，因为这种音乐不能使人在革命中保持冷酷，而革命需要冷酷。［１３］
在去世前一周，巴枯宁对友人说，“一切将逝去，世界将毁灭，但第九交响乐将永存。”［１４］然而巴枯宁与赫尔岑的时代过去了，在历史的滚滚潮流中，他们的名字被忘却。
赫尔岑曾这样嘱托儿子，“萨沙……这是我在革命年代写的一本书……《在彼岸》……别在书中寻找答案。书中没有答案。即将到来的革命是我留给你的唯一信仰，这个信仰中的彼岸没有天堂。但别再停留此岸。让它消亡。走入你们的时代，以革命唤起我们祖国的人民。他们曾经聆听过我的声音，也许他们将铭记着我。”［１５］
（实习编辑：季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