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朱栋霖
中国昆曲，是世界戏剧三大源头中唯一至今仍保留着原初优美鲜活的戏剧艺术形态，并在本世纪舞台上演出的古典戏剧。昆剧的艺术魅力与恒久的生命力显然得益于深厚广博、独具特色的吴文化。以苏州为中心的吴文化不仅是昆剧诞生的摇篮，而且是赋予昆剧以璀璨神采，把昆剧推向中国戏剧高峰的文化母体。
昆腔新腔在公元１６世纪中叶出世，事实上并非魏良辅一蹴而就，而是经许多吴中度曲家、民间曲师乐工历经百余年之久的提炼、调试。它发源于元朝末年苏州地区的昆山一带，故称昆山腔，是元明南戏五大声腔之一。关于昆山腔的起源，被后世推崇为乐圣的魏良辅在他所著《南词引正》中写道：“腔有数样，纷纭不类，各方风气所限，有昆山、海盐、余姚、杭州、弋阳。……惟昆山为正声，乃唐玄宗时黄幡绰所传。元朝有顾坚者，虽离昆山三十里，居千墩。精于南辞，善作古辞。扩廓铁木儿闻其善歌，屡招不屈。与杨铁笛、顾阿瑛、倪元镇为友，自号风月散人。其著有《陶真野集》十卷、《风月散人乐府》八卷行于世。善发南曲之奥，故国初有昆山腔之称。”顾阿瑛是昆山豪富大家，他有很高的文学修养，精于音律，善弹古阮。他建有豪华别墅玉山草堂，畜歌伎，常年聚集文友，切除琢磨，传习黄幡绰之曲，进行艺术加工，使昆山腔进一步典雅化，人称“玉山草堂园池声伎之盛甲天下”。朱元璋定都南京后，曾召昆山百岁耆宿周谊寿询问昆山腔，并评价其腔“甚佳”。
寓居昆山、后迁太仓的曲家魏良辅在前人的基础上，研创“水磨腔”。魏良辅早年“初习北音，绌于北人王友山。退而镂心南曲，足迹不下楼十年”，“啭喉押调，度为新声”（余怀《寄畅园闻歌记》），终于琢磨出一套“尽洗乖声，别开堂奥，调用水磨，拍捱冷板”（沈宠绥《度曲须知》）的新声昆山腔演唱技巧，“声则平上去入婉协，字则头腹尾音毕匀，功深熔琢，气无烟火，启口轻圆，收音纯细”。他总结度曲心得约二十条，写成《南词引正》。人称其“情真而调逸，思深而言婉，吾士夫辈咸尚之”，赞魏良辅“善发宋元乐府之奥，其炼句之工，琢字之切，用腔之巧，盛于明时”。魏良辅为了切磋曲学，结识了流戍太仓的北曲家张野塘，并将他招赘为婿。
为了推出音乐新腔“水磨腔”，魏良辅等吴中曲家又同时将伴奏乐器由原来的板、鼓、曲弦三件再增加了笛、箫、提琴、笙、琵琶等管弦乐器，以吴侬语来吟唱昆山新腔“水磨调”。于是昆山腔从原先南曲五大声腔中脱颖而出，以其典雅柔软委婉繁丽的音乐系统特色压倒海盐、余姚、杭州、弋阳四腔。自此两百余年，“四方歌者，必宗吴门”。
昆腔的空前成功无疑是中国戏曲史、中国音乐史上的巨大革命，它在中国古典乐坛正奏出一派富有江南水乡特色的典雅柔婉的旋律。“水磨腔”的柔婉明丽细腻典雅充分表现了有“得水之趣”的吴文化的特色情趣，昆曲的音乐文化与抒情特色正是在明代发展成熟的吴文化的物态化标志，是吴文化的音乐化、戏剧化。稍微熟悉昆曲的人都有体会，昆曲的行腔、曲调是吻合吴语发音吐字的音乐性规律的。
昆山腔最初只是清曲，即冷板清唱，是文人雅士与曲家的唱曲雅集。魏良辅说：“清唱，俗语谓之冷板凳，不比戏场藉锣鼓之势。全要闲雅整肃，清俊温润。”（魏良辅《南词引正》）昆曲在全国的发展，在于它与“红氍毹”戏剧舞台表演的完美结合。
首创其功者，乃是一批吴中文人。魏良辅“水磨腔”问世之初，就有昆山人郑若庸《玉玦记》、太仓人唐仪凤《鸣凤记》（一说王世贞）、长州人（即苏州）张凤翼《红拂记》、太仓人梁辰鱼《浣纱记》问世。其中梁辰鱼尤得魏良辅新曲真传（“梁伯龙独得其传”），他创作的《浣纱记》完全按魏创“水磨腔”演唱，其剧情又是苏州人家喻户晓的本土历史吴越春秋争霸与四大美人之首西施的悲欢离合艳情故事，因此一下子成为苏州街头巷尾传诵热点，以致时人称：“吴阊白面冶游地，争唱梁郎雪艳词。”
昆腔流行全国，需要一大批按昆腔格律创作的剧作。这方面也是苏州的文人雅士创下功劳。苏州地区人文荟萃，“才艺代出”。昆腔初期时有梁辰鱼、张凤翼、郑若庸、王世贞、唐仪凤等率先创作剧本将昆山新腔引上舞台，苏州文起堂主张凤翼酷爱昆山腔，在家中整天“口中呜呜不已”，他还与儿子在家中扮演《琵琶记》，“观者填门”。嗣后又有吴中文人李日华、陆采、沈璟、冯梦龙、袁于令、沈自晋，还有李玉、朱佐朝、朱素臣、张大复、叶时章、毕魏、丘园、徐复祚、吴伟业、尤侗、沈起凤等适时地创作了运用新创“水磨调”演唱的剧本把昆剧这一崭新剧体推上舞台。
明清两代创作的昆剧作品（传奇）至少在三千部以上，苏州文人是创作的中坚力量。时人称：“曲海词山，于今为烈”。如《浣纱记》《鸣凤记》《玉玦记》《明珠记》《南西厢记》《义侠记》《双雄记》《西楼记》《望湖亭》《翠屏山》《红梨记》《十五贯》《一捧雪》《占花魁》《清忠谱》《千忠戮》等等都在昆曲舞台上盛演不衰，宏大的传奇系统把昆剧推向全国，北上京师，赢得京师王公巨卿士大夫青睐，内廷上演，也吸引了广大市民观众、下层百姓。这些剧作以杰出的文学成就与独特的戏剧美学价值在中国文学史、中国戏剧史占有重要地位。有的论者指出，明代传奇创作主要分昆山派、吴江派、临川派（又称玉茗堂派）、吴县派（又称苏州派）、越中派。其中三派属苏州，而越中派的不少人与苏州交往密切，有师友关系，像吕天成、叶宪祖、王骥德、卜世臣是浙江人，其实是吴江派成员。苏州传奇作家之多及他们在全国戏剧界的核心地位，这与明清两代苏州经济、文化的高度繁荣有关。早期资本主义萌芽在明代中期苏州产生，苏州一带经济流通与高速发展，市民阶层的出现使城市更繁荣。自南宋以来，全国文化中心南移，明代的苏州及周边活跃着一大批才华横溢的文人雅士。而昆剧问世，使他们发现了倾注个人创作才情的新的文学样式。一部传奇山由数十支词曲构成，激发了多少创作灵感，同时，市民社会在苏州崛起，通俗文学迅速发展，明清时期苏州成为白话小说创作的中心，通俗小说创作的成就为传奇构思提供了思路，有的剧作如《十五贯》、《占花魁》等本身就是改编自小说，像“三言”作者冯梦龙既是小说家又是传奇家，这本身就说明了两者的互相影响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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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是综合艺术，需要社会经济文化综合实力扶持、烘托。有的昆曲曲家、传奇作家同时也是昆剧的理论研究家、评论家、出版家。明清时期的苏州是江南吴文化的中心、大本营，它提供各路人才扶持、滋育昆剧这枝奇葩。吴江曲派就以研讨昆曲曲律而闻名，沈璟与汤显祖之间关于曲律问题引发了一场争论，成为中国戏曲史一桩著名的理论争鸣，其结果是推动了昆剧趋于更完美的发展。还有文征明、王世贞、徐复祚、金圣叹、吴梅等吴中文人对昆曲（戏剧）演唱、剧本的演习、评点、理论探讨。
昆曲音乐柔媚圆润细腻幽长，称为“水磨腔”。曲牌是昆剧声腔音乐的基础，曲牌总是按照一定的程式先组合成套数。明清两代，有许多曲家为昆曲制定曲谱，魏良辅之后，有钮少雅、叶堂、金德辉、俞粟庐等。现代，俞振飞被称为正宗“叶派唱口”的传人。他们一次次地编订曲谱，如《南九宫十三调曲谱》《吟香堂曲谱》《纳书楹曲谱》《遏云阁曲谱》《六也曲谱》《昆曲大全》《遏云阁曲谱》、《六也曲谱》、《春雪阁曲谱》、《昆曲大全》《粟庐曲谱》等历代林林总总的曲谱，使昆曲复杂精细的演唱艺术能历经数百年流传下来。
苏州庞大的刻书出版业则成为昆剧的后援，诸多曲谱赖以出版，著名的《六十种曲》、《缀白裘》就是由苏州人毛晋、钱德苍分别编选、出版的。
昆剧雄绝剧坛两百余年，离不开苏州演员的出色表演与艺术创造。昆曲飚起，苏州一带达官贵人、文人雅士纷纷畜养家伎，用昆腔演唱自编或新进流行的传奇，畜养“家乐”成为时尚，以此互相标榜与竞争，清代还有豪商富贾加入这支队伍。姑苏有“申’鲛绡’”与“范’祝发’”之誉，是说大学士申时行、天平山范长白府的家班擅长戏和表演水平。王锡爵家班最早演出《牡丹亭》，能“曲尽其妙”。曹寅家班规模之大为江南第一，曾在苏州大集嘉宾，演出尤侗《李太白登科》，后又在江宁演出全本《长生殿》款待获罪洪昇一时上海、无锡、常州、南京、扬州乃至北京的官僚、文人纷纷畜养家乐（如皐冒辟疆家班也很有名），而优伶还是要选自苏州的。清代苏州织造专门负责从苏州挑选优伶进宫廷演戏。家乐之外，还有大量的职业戏剧，闯荡江湖、走遍南北。李渔的戏班最为有名。昆剧盛行天下，南北“竞效吴腔”，而演出几乎全是苏州班。苏州的昆曲演员到处受到赞美与欢迎，“吴门梨园，人皆称美”（明潘允端《玉华堂日记》）。昆剧演员必是苏州人。有人说：“填南词必须吴士，唱南曲必须吴儿。”（梅鼎祚《长命缕记序》）“我吴音宜幼女清歌按拍，故南曲委婉清扬；北音宜将军铁板歌‘大江东去’，故北曲硬挺直截。”（徐复祚《曲论》）这当然取决于姑苏演员的素质、才情，涌现出许多名伶，才艺独绝。苏州确实成了全国昆剧演员的培养基地。“一郡之内，衣食于此者不知几千人也。”（张翰《松窗梦语》）
家班的主人——文人雅士是家乐的当然指导者。职业戏班的班主就是戏曲的导演，如李渔。他们都需要从文人的审美趣味出发，根据观众（有文人，有市民）的观赏要求，研究、琢磨演唱艺术与表演艺术，研究昆曲的演唱与表演两者的完美结合。于是昆剧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苏州的戏剧家与演员们完成了由“曲”向“剧”的位移，歌舞合一，唱做并重，达到了昆曲音乐、舞台表演、角色行当和舞台美术的综合发展。形成了中国昆曲艺术的美学特色。昆剧的表演是舞蹈性的，“有歌必舞，无声不动”，舞姿细腻优雅，优美的舞姿配合角色的歌唱与对白；昆曲艺术重在求神似，熔诗、乐、歌、舞、戏于一炉，在舞台上创造诗一般的艺术意境。演员通过表演与歌唱在舞台上创造出（虚拟）小桥流水、姹紫嫣红的环境，完成跋山涉水、登楼游赏的动作。以写意与虚拟艺术，在戏曲舞台上创造诗的意境，这是昆剧为代表的中国戏曲的舞台艺术特点，也是昆曲对中国戏剧发展的重要的贡献。
《红楼梦》第十七回写大观园完工后，“贾蔷已从姑苏采买了十二个女孩子——并聘了教习——以及行头等事来了。”戏曲教师——相当于今日的导演——是从苏州聘来的，而演剧的服饰、乐器也是苏州制的。苏州的戏具服装、演奏乐器，取料讲究，刺绣优美，做工精细，质量上乘。显然是昆剧繁盛，促进了苏州剧装戏具、乐器业的同步发展。明代袁宏道在《迎春歌》中描述：“梨园旧乐三千部，苏州新谱十三腔。假面胡头跳老虎，窄衫绣绔槌大鼓。金蟒缠身神鬼妆，白衣合掌观音舞。”可见各种戏衣戏妆。行头戏衣大多开设在閶门西中市、吴趋坊一带，还建立了行头戏衣同业公所“霓裳公所”。直到解放后梅兰芳、周信芳仍专到苏州订制戏服。苏州乐器制作，清代已负盛名，地处申衙前（今景德路）的周兰素乐器店的凤笙获得过乾隆皇帝的赞赏，御赐龙凤招牌。苏州制作的笛、箫、凤笙、胡琴、琵琶、三弦、板鼓、堂鼓，受到剧团演奏人员的欢迎，苏锣、定音鼓的制作水准一流，很受称誉。
用于昆剧演出的戏台遍布苏城。这些戏台形式多样，建构独特，雕梁画栋，传音清远。有的在厅堂内红氍毹上演出，如拙政园鸳鸯厅；有的在大厅内置室内戏台，如忠王府室内戏台、申相府宝纶堂；有的建于园亭、水榭；有的筑于露天庭院，如中张家巷全晋会馆内的戏楼；有的建于门楼，如苏州城隍庙头门戏楼；有的临街而筑，如今范庄前巷口的戏楼，清洲观前公输子祠戏楼；明清时代还盛行戏船，在虎丘山塘河、葑门外黄天荡水上的船上（卷梢）演戏，观众另雇沙飞小舟环伺大船旁看戏。这些风格、建制各异的戏楼、戏船，表现了吴中能工巧匠的精湛手艺。而戏楼、戏厅及庭轩厅堂内遍布的戏文雕刻，更广泛传播了戏剧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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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２０世纪，有鉴于昆曲之濒危，苏州的曲友张紫东、贝晋眉、徐镜清发起，集资千元，于１９２１年８月创办了苏州昆曲传习所。１９２２年２月，由上海昆剧保存社穆藕初出资接办，题名为昆剧传习所。聘请全福班艺人沈月泉、沈斌泉、吴义生、许金彩、尤彩云、陆寿卿、施桂林等为主教老师，先后招收５０名少儿学员，传授昆曲艺术，从事起一项继往存绝的艰巨的工作。昆剧传习所培养的演员成为２０世纪南方昆曲演出的主体，他们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为昆曲求生存、谋发展。朱传茗、顾传玠、周传瑛、沈传芷、王传淞、张传芳等人，成为后来传承昆曲发展的主要人才资源。
苏州，以其丰富独特的文化资源镕铸就昆剧艺术瑰宝璀璨辉耀，数百年幽兰飘香。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