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伊始，一部编选精当的《李孝光选集》，日前由敦煌文艺出版社出版，选注者为温州籍学者陈增杰。早在2005年，陈先生校注了“温州文献丛书”中的《李孝光集校注》，让不少乐清人首次欣赏到这位著名先贤的诗文。如果说《李孝光集校注》注重学术性，那么这次整理出版的《李孝光选集》在兼顾学术性的同时，更侧重于普及性，选取李孝光诗文中最具特色的部分，重新加以注解，希望让更多的乐清人了解这位杰出的元代诗文大家。值此选集出版之际，让我们重温一下他的生平和成就。
李孝光生平
李孝光，初名同祖，字季和，号五峰，后代学者多称之李五峰。生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二年（1285）温州路乐清县淀村（今为大荆镇五峰社区泗洲堂村），卒于元顺帝至正十年（1350）十月十六日，享年六十六岁。《元史》中有他的传记。
据《淀溪李氏宗谱》记载，李孝光是北宋真宗朝丞相李沆的后人。北宋仁宗景祐年间，李孝光的先人自合肥迁徙东瓯，定居淀村，到他这一代已是第六世了。
李孝光生长在一个世代隐处耕读、文化氛围浓厚的士农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五岁跟从祖母习读《孝经》、《论语》、《孟子》，六七岁更授《尚书》、《诗经》及古文辞。“凡奇字妙语，皆从大母得之。”少年孝光，聪颖好学，他说：“我昔年十二，开口作词赋。”又说：“我昔为儿时，看书不停手。十二作文赋，点笔赋鹦鹉。长者见之骇，云出诸父口。”
少时李孝光从舅氏处获读外祖谢隽伯（谢灵运留在温州的后裔）诗卷，极受鼓舞，激发了他奋励上进的热情。在《谢山人诗卷为鹤阳外祖题》中说：“忆吾为儿时，将命父母傍。舅氏袖钜简，有作似季唐。云是而外祖，遗此手泽芳……吾今在牛下，坐须羽翮成。天子正好文，去献明光宫。”随后他从学天台方仪，在那里接受了宋儒朱熹的学说。
青年的李孝光，志气轩朗，又倔强自负，“功名不经意，自谓可拾取。”但仕进遭受挫折，乡贡时被黜落，这于他打击不小，于是筑室家乡五峰山云霞洞（又名普庵洞），名白云舍，授徒讲学，因此以五峰自号。他生性倜傥豪放，熟谙经籍，学问醇厚，又教育得法，名誉日闻，“四方之士，远来受学。”元代至顺三年（1332）他应江南诸道行御史台聘，任职昇州（今南京）积庆学宫，“昇士从之如云”，是一位深受学子欢迎的好老师。元末明初著名学者朱右、陶宗仪俱出自他的门下。
李孝光壮岁曾游历南北山川名胜，凌天台，探禹穴，济钱江，揽西湖、姑苏、维扬、金陵、淮南诸景，足迹遍及匡庐、少室、泰岱、恒岳。其间往返会稽（绍兴）、钱塘（杭州）、平江（苏州）等地，寓居建康（南京）十数年之久。他深通儒术，满腹经纶，明乎古今治乱兴亡之理，怀有“致主尧舜”、匡时济世的远大志向，然而得不到施展抱负的机会。
中年之后，李孝光曾有强烈的出仕从政愿望，同政界人物也广有来往，但他励志自守，不愿屈身侥幸图进，希望能以体面的方式获任朝廷，用布匡济方略，报效国家。元代泰定二年（1325），怀王图贴睦尔（武宗次子，明宗弟，后即位为文宗）出居建康（南京），李孝光特被顾遇，“受知梁王（怀王）”。至顺元年（1330）秋，相国赵世延养疾金陵，李孝光出入赵府，深受鲁公器重。侍御史郭干卿曾将他的《春秋述始》称扬于朝，“而天下士大夫始知有公”，出身贵胄又擅才名的泰不华“以师事之”。
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十二月，李孝光终于获得朝廷召聘，这时他已五十九岁了。次年四月至京师，顺帝御明仁殿召见，授官秘书监著作郎。自是数获召见。至正七年（1347），顺帝御宣文阁，与语宋儒性理。帝悦，升任秘书监监丞。但李孝光在朝任职没有多久。至正九年（1349）七月，右相朵儿只、左相太平相继去位。他目睹政局变化，自觉在朝中失去依靠；况且秘书监丞也只是一个号为“清贵”的闲职，不能有所作为，便以老病请辞。至正十年（1350），他以奉训大夫、秘书监丞致仕。这年十月，南归途中病故通州（今北京市通县）。
诗文自成一家
李孝光是元代中后期重要文学家，在江南一带负有重望，同当时文坛名流如萨都剌、张雨、张翥、柯九思、杨维桢、顾瑛等频相往还唱和。集中寄酬萨都剌诗多达三十题五十首，可见两人交往的深密。张雨《寄李季和》云：“孰与言诗李髯叟，一日不见已为疏。因观故京来白下，载闻新作过黄初。”柯九思称其“词甚奇古”；杨维桢比为“李骑鲸”；顾瑛言“诗文自成一家，为东南硕儒”，并予推崇。
元代泰定四年（1327）至天历元年（1328）间，李孝光与杨维桢相遇吴下，促膝谈诗，志趣投契，相为莫逆。其时李维桢资望尚浅，而两人才情相匹。他们共倡乐府诗创作，团结和影响了江南一批作家，竞相唱和，蔚为风气。对此杨维桢在《潇湘集序》中曾有简要说明：“余在吴下时，与永嘉李孝光论古人意。余曰：‘梅一于酸，盐一于，饮食盐梅，而味常得于酸之外。此古诗人意也，后之得此意者惟古乐府而已耳。’孝光以余言为韪，遂相与唱和古乐府辞。好事者传于海内，馆阁诸老以为李、杨乐府出而后始补元诗之缺，泰定文风为之一变。”
由于李、杨首倡，参与者又大多为浙籍诗人及靠近浙江的苏吴诗人，后来学者名之为浙派古乐府运动。这是元代中后期的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影响深巨，它后来被称为“铁雅诗派”而风行元季明初诗坛。
李孝光的乐府体诗（包括骚体及部分古体歌行）创作，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拟古创新，用古调写新辞，多为即兴命篇。二是以古音协韵，运用《诗经》、《离骚》的韵字，意在摆落时调，寻求别样的韵味。三是善用比兴引喻，语有寄托，风格上出入二李（李白、李贺），造意瑰奇，富想象力。四是切近社会现实，有所为而作，或咏怀抱，或讽时事，继承了汉魏乐府的写实精神。明宋绪《元诗体要》称其《吴趋曲》、《采莲曲》“有魏晋风格”。
《箕山操为许生作》是他乐府辞的代表作：“箕之阳兮，其木樛樛。箕之冢兮，白云幽幽。彼世之人兮，孰能遗我以忧。虽欲从我兮，其路无由。朝有人兮，来饮其牛。”
杨维桢对李孝光的创作给予高度评价，称“其乐府诗尤长于兴喻，海内学者喜诵之，故至正文体为之一变云。”李孝光卒后，他痛感失去知音和作诗的对手，深表怀念，读诗至感激处，乃大呼“安得起吾季和而见之，宁不为之击节而起舞乎？”
李孝光家世雁山北麓的大荆，对故家山水最有会心，触处感赋，无不曲尽其妙。他以丰富多姿的游记和诗词创作，塑造了雁荡山的文学形象。其中《雁山十记》是继唐柳宗元《永州八记》后又一山水记系列名篇，文笔简峻，意味隽永，刻画精细逼真，元明以来，传诵很广，收入各种文学的选本。历代的名作家如黄宗羲等人对其也非常推崇。
他善于渲染环境，烘托氛围，突出人的感受体验，创造独特境界，达到耸动的效果。《始入雁山观石梁记》后段云：“月已没，白云西来如流水。风吹橡栗堕瓦上，转射岩下小屋，从瓴中出，击地上积叶，铿镗宛转，殆非世间金石音。灯下相顾，苍然无语。夜将半，设两榻对卧。子约沾醉，比晓犹呼其门生，不知岩下宿也。”
“李、杨”齐名，人们多注重李孝光的乐府古体，其实他的近体律绝也很有成就。清代康熙年间著名学者顾嗣立《元诗选二集》选录五峰五七言律一百十二首，意犹未足，复举摘十数联附后，称“皆极新警之句”。四库馆臣《五峰集》提要曰：“近体五言，疏秀有唐调；七言颇出入江西派中，而俊伟之气自不可遏。”
五律如《天台道上闻天香》：“八月天台路，清风物物嘉。晴虹生远树，过雁带平沙。日气常蒸稻，天香喜酿花。门前五株柳，定是故人家。”清隽秀朗，风韵绝佳。
七律的创作成绩更大，风格呈多样化，咏物、怀古、行旅、别情，皆有出色之诗篇，如《送古淡上人用张仲举韵》：“夜闻石鼎车声苦，梦绕扬澜浪蹴天。狂客还寻破虱录，清童解答野狐禅。水来巴蜀如衣带，云断中峰见岳莲。恨杀秦淮旧岁月，向人离别照年年。”《白沙早程》：“听得邻鸡便问程，前涂犹有客先登。官河半落长桥月，僧塔疏明昨夜灯。古渡潮生鸥浸梦，野田风急浪归塍。雁山喜入新诗眼，踏破秋云最上层。”
李孝光咏雁山的律作多首，每有胜韵，如《次陈辅贤游雁山韵》：“竹杖棕鞋去去赊，一春红到杜鹃花。山椒雨暗蛇如树，石屋春深燕作家。老父行寻灵运宅，道人唤喫赵州茶。明朝尘土芙蓉路，犹忆山僧饭一麻。”写景新异，兴会独到，风调绝似放翁。
他善于模写乡土风物和村野景趣，如《十里》：“官河十里数家庄，石埠门前系野航。梅月逢庚江雨歇，稻花迎午水风凉。桥横自界村南北，堠断谁知里短长。倦矣野塘行瘦马，云山杳杳复苍苍。”轻俊畅朗，于浑朴中见工致，可以看出晚唐诸家和南宋陆、杨、范的影响。
李孝光七言绝句现存二百三十七首，数量最多。如《天台道上闻天香写赠胡仲宾》：“万斛天香夜气收，晓风凉月酿清秋。诗人试与评花品，定是人间第一流。”
李孝光留存的词作，篇数不多，却甚有特色。清藏书家丁丙谓：“其词跌宕流利，无绮罗纤秾之态，殆得于山泽间清气者深也。”十分恰当地概括了他的词风。胡玉缙言其词同他“风骨遒上”的诗风相表里，“一洗元人靡丽之习”。又谓：“杨维桢作《陈樵集序》，举元代作者四人，以孝光与姚燧、吴澄、虞集并称。今观其词，殆与集相伯仲，以视澄之因辞见道者，此似转出其上矣。”极为称誉。
后人的评价
元明以来，一直到清代中期，李孝光的诗文都得到较高的评价。陈德永《五峰李公行状》言：“为文高古，有西汉风。诗篇轶荡奇怪，端倪莫测，而不失矩度。”《元史》本传谓“以文章负名当世，其文一取法古人，而不趋世尚，非先秦两汉语，弗以措辞”。杨维桢《鹿皮子文集序》举姚燧、虞集、吴澄、李孝光为元文四大家，林希元《长林存稿》列举为元文十二名家。贝琼《乾坤清气序》论元诗谓“五峰、铁崖二公继作，瑰诡奇绝，视有唐为无愧”。《四库全书总目·五峰集》提要说“元诗绮靡者多，孝光独风骨遒上，力欲排突古人。乐府古体，皆刻意奋厉，不作庸音”。文章亦“矫矫无凡语”。
清初顾嗣立编选的《元诗选二集》录五峰诗多达三百五十七首，是《元诗选》中入选作品最多的诗家之一，足见看重。
但自清代中期以后，李孝光的名声渐见沉寂，不再像以前那样为论者所重视。1991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邓绍基主编的《元代文学史》，虽然也把李孝光做为元代后期主要诗文作家之一，与张宪（元代绍兴籍文学家）列为一节，每人各占两个页码。但在评价时却说“对‘李、杨’并称这个现象已难以理解”，而且对传诵很广的《雁山十记》也只字不提。
陈增杰先生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评价，是因为李孝光的诗文集曾经散佚和文学史编写者对李孝光缺乏研究。
这一说法有一定道理。但如果从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视野来看，近现代以来对李孝光的评价不高，还有这样的一个大背景：即从清代中期以后，一股反对“程朱理学”风气的兴起。这股反理学风气在上世纪初以来更是“变本加厉”。这股思想气候对文学史的编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可以说从晚清到目前，绝大多数中国文学史的特点都是“反理学”和“趋新”，凡是思想接近于“程朱理学”和“复古主义”的文学家，大多得不到较高的评价。而据现存的传记资料，李孝光不但是程朱理学的隔代门徒，并且还是比较正统的门徒，诗风也是“复古主义”的。这样的文学家在现有文学史上的评价是很吃亏的。
不少有识见的学者曾指出，大凡文学史都是充满偏见的，中国现当代的文学史尤甚。
这样的文学史观，按钱穆先生的说法，就是对前人的文学缺乏一种“同情地理解”。
为此，陈增杰先生希望通过《李孝光集校注》和《李孝光选集》的蒐辑整理、校释和出版，能够有助于人们对李孝光作品的认识和深入研究，还他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应有地位。但愿他的期望能够早一天实现。
陈增杰先生还说，这本《李孝光选集》，是在《李孝光集校注》和《李孝光集校注补遗》的基础上进行的，意图将现今留存的李孝光诗文中最有意义、最具特色的优秀作品介绍给读者，让读者能对六百多年前为雁山瓯水所哺育的这位才华横溢、极具创造力的杰出文学大家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和了解。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