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日，是米兰·昆德拉91岁的生日。这位生于捷克的作家，因在作品中对苏联体制进行讽刺，于1975年被迫移居法国，并被禁止在捷克发表作品。直到去年，他才重新获得来自祖国捷克的公民身份。
米兰·昆德拉曾六次获得诺贝尔奖提名，至今并未获奖。但其以思辨性著名的昆德拉文本，轻与重，意义与刻奇，成为了诸多青年的人生哲学启蒙。今天的文章是他在1985年获得以色列文学奖时所发表的讲话，原文刊载于《小说的艺术》。在这番演讲中，他自称为“小说家”而非“作家”，并由此探讨了“小说的智慧”——他称之为“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
米兰·昆德拉耶路撒冷演讲：小说与欧洲
以色列将其最重要的奖项保留给世界文学，绝非偶然，而是传统使然。那些伟大的犹太先人，长期流亡在外，他们所着眼的欧洲也因而是超越国界的。对他们而言，“欧洲”的意义不在于疆域，而在于文化。尽管欧洲的凶蛮暴行曾叫犹太人伤心绝望，但是他们对欧洲文化的信念始终如一。所以我说，以色列这块小小的土地，这个失而复得的家园，才是欧洲真正的心脏。这是个奇异的心脏，长在母体之外。
今天我来领这个以耶路撒冷命名，以伟大犹太精神为依归的奖项，心中充满了异样的激动。我是以“小说家”的身份来领奖的，不是“作家”。法国文豪福楼拜曾经说过，小说家的任务就是力求从作品后面消失，他不能当公众人物。然而，在我们这个大众传播极为发达的时代，往往相反，作品消失在小说家的形象背后了。固然，今天无人能够彻底避免曝光，福楼拜的警告仍不啻是适时的警告：如果一个小说家想成为公众人物，受害的终归是他的作品。这些小说，人们充其量只能当是他的行动、宣言、政见的附庸。
小说家不是代言人。严格说来，他甚至不应为自己的信念说话。当托尔斯泰构思《安娜·卡列尼娜》的初稿时，他心中的安娜是个极不可爱的女人，她的凄惨下场似乎是罪有应得。这当然跟我们看到的定稿大相径庭。这当中并非托氏的道德观念有所改变，而是他听到了道德以外的一种声音，我姑且称之为“小说的智慧”。所有真正的小说家都聆听这超自然的声音。因此，伟大的小说里蕴藏的智慧总比它的创作者多，认为自己比其作品更有洞察力的作家不如索性改行。
可是，这“小说的智慧”究竟从而来？所谓“小说”又是怎么回事？我很喜欢一句犹太谚语：“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这句谚语带给我灵感，我常想象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有一天突然听到上帝的笑声，欧洲第一部伟大的小说就呱呱坠地了。小说艺术就是上帝笑声的回响。
为什么人们一思索，上帝就发笑呢？因为人们愈思索，真理离他愈远。人们愈思索，人与人之间的思想距离就愈远。因为人从来就跟他想象中的自己不一样。当人们从中世纪迈入现代社会的门槛，他终于看到自己的真面目：堂·吉诃德左思右想，他的仆役桑丘也左思右想。他们不但未曾看透世界，连自身都无法看清。欧洲最早期的小说家却看到了人类的新处境，从而建立起一种新的艺术，那就是小说艺术。
十六世纪法国修士、医师兼小说家拉伯雷替法语创造了不少新词汇，一直沿用至今。
可惜有一字被人们遗忘了。这就是源出希腊文的Agelaste，意指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拉伯雷对这些人即厌恶又惧怕，他们的迫害，几乎使他放弃写作。小说家跟这群不懂得笑的家伙毫无妥协余地，因为他们从未听过上帝的笑声，自认掌握绝对真理，根正苗壮，又认为人人都得“统一思想”。然而，“个人”之所以有别于“人人”，正因为他窥破了“绝对真理”和“千年一面”的神话。小说是个人发挥想象的乐园。那里没有人拥有真理，但人人有被了解的权利。在过去四百年间，西欧个性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就是以小说艺术为先导。
巴汝奇是欧洲第一位伟大小说的主人翁。他是拉伯雷《巨人传》的主角。在这部小说的第三卷里，巴汝奇最大的困扰是：到底要不要结婚？他四出云游，遍寻良医、预言家、教授、诗人、哲人，这些专家们又引用希波克拉底、亚里士多德、荷马、赫拉克利特和柏拉图。可惜尽管穷经皓首，到头来巴汝奇还是决定不了应否结婚。我们这些读者也下不了结论。当然到最后，我们已经从所有不同的角度，衡量过主人翁这个即滑稽又严肃的处境了。
拉伯雷这一番旁征博引，与笛卡儿式的论证虽然同样伟大，性质却不尽相同。小说的母体虽穷理尽性，而是幽默。
欧洲历史最大的失败之一就是它对于小说艺术的精神，其所提示的新知识，及其独立发展的传统，一无所知。小说艺术其实正代表了欧洲的艺术精神。这门受上帝笑声启发而诞生的艺术，并不负有宣传、推理的使命，恰恰相反。它象佩内洛碧（Penelope）那样，每晚都把神学家、哲学家精心纺织的花毯拆骨扬线。
近年来，指责十八世纪已经成为一种时尚。我们常常听到这类老生常谈：“俄国极权主义的恶果是西欧种植的，尤其是启蒙运动的无神论理性主义，及理性万能的信念。”我不够资格跟指责伏尔泰得为苏联集中营负责的人争辩。但是我完全有资格说：“十八世纪不仅仅是属于卢梭、伏尔泰、霍尔巴哈的，它也属于（甚至可能是全部）费尔丁、斯特恩、歌德和勒卢的。”
十八世纪的小说之中，我最喜欢劳伦斯·斯特恩的作品《项迪传》。这是一部奇特的小说。斯特恩在小说的开端，描述主人翁开始在母体里骚动那一夜。走笔之际，斯特恩突来灵感，使他想起另外一个故事。随后上百篇幅里，小说的主角居然被遗忘了。这种写作技巧看起来好像是在耍花枪。作为一种艺术，技巧决不仅仅在于耍花枪。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每一部小说都要回答这个问题：“人的存在究竟是什么？其真意何在？”
斯特恩同时代的费尔丁认为答案在于行动和大结局。斯特恩的小说答案却完全不同：
答案不在行动和大结局，而是行动的阻滞中断。
因此，也许可以说，小说跟哲学有过间接但重要的对话。十八世纪的理性主义不就奠定于莱布尼兹的名言：“凡存在皆合理。”
当时的科学界基于这样的理念，积极去寻求每样事物存在的理由。他们认为。凡物都可计算和解释。人要生存得有价值，就得弃绝一切没有理性的行为。所谓的传记都是这么写的：生活总是充满了起因和后果，成功与失败。人类焦虑地看着这连锁反应急剧地奔向死亡的终点。
斯特恩的小说矫正了这种连琐反应的方程式。他并不从行为因果着眼，而是从行为的终点着手。在因果之间的桥梁断裂时，他优哉游哉地云游寻找。看斯特恩的小说，人的存在及其真意何在要到离题万丈的枝节上去寻找。这些东西都是无法计算的，毫无道理可言。跟莱布尼兹大异其趣。
评价一个时代精神不能光从思想和理论概念着手，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艺术，特别是小说艺术。十九世纪蒸汽机问世时，黑格尔坚信他已经掌握了世界历史的精神。但是福楼拜却在大谈人类的愚昧。我认为那是十九世纪思想界最伟大的创见。
当然，早在福楼拜之前，人们就知道愚昧。但是由于知识贫乏和教育不足，这里是有差别的。在福楼拜的小说里，愚昧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可怜的爱玛，无论是热恋还是死亡，都跟愚昧结了不解之缘。爱玛死后，郝麦跟布尔尼贤的对话真是愚不可及，好象那场丧礼上的演说。最使人惊讶的是福楼拜他自己对愚昧的看法。他认为科技昌明、社会进步并没有消灭愚昧，愚昧反而跟随社会进步一起成长！
福楼拜着意收集一些流行用语，一般人常用来炫耀自己的醒目和跟得上潮流。他把这些流行用语编成一本辞典。我们可以从这本辞典里领悟到：“现代化的愚蠢并不是无知，而是对各种思潮生吞活剥。”福楼拜的独到之见对末来世界的影响，比弗洛伊德的学说还要深远。我们可以想象，这个世界可以没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学说。但是不能没有抗拒各种泛滥思潮的能力。这些洪水般的思潮输入电脑，借助于大众传播媒介，恐怕会凝聚成一股粉碎独立思想和个人创见的势力。这股势力足以窒息欧洲文明。
在福楼拜塑造了包法利夫人八十年之后，也就是我们这个世纪的三十年代，另一位伟大的小说家，维也纳人布洛克（Hermann Broch）写下了这么句至理名言：“现代小说英勇地与媚俗的潮流（tideofkitsch）抗争，最终被淹没了。”
Kitsch这个字源于上世纪中之德国。它描述不择手段去讨好大多数的心态和做法。既然想要讨好，当然得确认大家喜欢听什么。然后再把自己放到这个既定的模式思潮之中。
Kitsch就是把这种有既定模式的愚昧，用美丽的语言和感情把它乔装打扮。甚至连自己都会为这种平庸的思想和感情洒泪。
今天，时光又流逝了五十年，布洛克的名言日见其辉。为了讨好大众，引人注目，大众传播的“美学”必然要跟Kitsch同流。在大众传媒无所不在的影响下，我们的美感和道德观慢慢也Kitsch起来了。现代主义在近代的含义是不墨守成规，反对既定思维模式，决不媚俗取宠。今日之现代主义（通俗的用法称为“新潮”）已经融会于大众传媒的洪流之中。所谓“新潮”就得有意图地赶时髦，比任何人更卖力地迎合既定的思维模式。现代主义套上了媚俗的外衣。这件外衣就叫Kitsch。
那些不懂得笑，毫无幽默感的人，不但墨守成规，而且媚俗取宠。他们是艺术的大敌。正如我强调过的，这种艺术是上帝笑声的回响。在这个艺术领域里没有人掌握绝对真理，人人都有被了解的权利。这个自由想象的王国是跟现代欧洲文明一起诞生的。当然，这是非常理想化的“欧洲”，或者说是我们梦想中的欧洲。我们常常背叛这个梦想，可也正是靠它把我们凝聚在一起。这股凝聚力已经超越欧洲地域的界限。我们都知道，这个宽宏的领域（无论是小说的想象，还是欧洲的实体）是极其脆弱的，极易夭折的。
那些既不会笑又毫无幽默感的家伙老是虎视眈眈盯着我们。
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城市里，我一再重申小说艺术。我想，诸位大概已经明白我的苦心。我并不是回避谈论大家都认为重要的问题。我觉得今天欧洲文明内外交困。欧洲文明的珍贵遗产——独立思想、个人创见和神圣的隐私生活都受到威胁。对我来说，个人主义这个欧洲文明的精髓，只能珍藏在小说历史的宝盒里。我想把这篇答谢辞归功于小说的智慧。我不应再饶舌了。我似乎忘记了，上帝看见我在这儿煞有介事地思索演讲，他正在一边发笑。
（编辑：李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