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艺术家Igod Mitoraj
生命之中什么最重要？苏格拉底这只“牛虻”
苏格拉底：“只要我一息尚存，并且能做到，我将永不停止哲思，并且将以我一贯的方式劝说每一个我所遇到的人，告诉他们：我的好朋友，你是雅典人，一个伟大、因为教育和武力闻名于世的城邦的公民。你无须为热衷于追求金钱、荣誉和名声而羞愧，但是你却丝毫不在意理性、真相以及拥有一颗善心的重要性。如果你们中有一人反驳说他在乎，那么我不会放他走，而且会质问并且考验他。如果我发觉他不具有高贵的品格，尽管他自称拥有，那么我会训斥他，因为他轻视了美德而吹捧劣性。我会对遇到的男女老少、熟人生人都这样做，即使听起来可笑，（因为我就好比是）根据神谕指示来到这个城邦。这个城邦犹如一匹高大的骏马，因为它的体形而行动迟缓，注定被牛虻叮咬——所以，我相信这个城邦赋予了我这样的使命，成为一个不断唤醒你们的人，告诫并斥责你们每一个人，让你们能够拥有美好而悠长的生活。”
雅典哲学家苏格拉底（前469—前399）将从愚昧无知中唤醒他的同胞并试图改变他们视为其终身使命的关于生命中“最重要事物”的看法。尤其是他撼动了雅典的权威、统帅、祭司和政治家的地位。最终，70岁的苏格拉底因为他的言行被送上了法庭。
在柏拉图的《申辩篇》中，苏格拉底却让那些审判者成了被告。法庭指控苏格拉底否认城邦中神灵的存在，败坏青少年的思想，苏格拉底认为这些都是由于审判者的无知。雅典的公民和其他人，自以为聪明有声望，却不知生命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或是成功的人生取决于什么。正如苏格拉底在他的对话录中证实的那样，一些人完全不知道生活所必需的美德，诸如勇气、严谨、正义或是虔诚，但却夸夸其谈，好像他们知道一样。相反，他们在乎的是名声、权力或财富，以及其他对于他们来说重要的东西。苏格拉底深信，归根到底，是因为那些人不知道究竟何为人以及应该成为怎样的人，他们不愿也无法认识自我。苏格拉底将他的故乡雅典比作一匹“高大的骏马”，这匹马“因为它的体形而行动迟缓”，必须被催促着前行。而苏格拉底自己却像一只恼人的牛虻一样，干扰着那些自我陶醉的雅典人，把他们弄糊涂，像一条“电鳐鱼”那样，麻痹他们的思想，如柏拉图在他的《美诺篇》中写到苏格拉底：“你对我的看法完全正确，容我开个玩笑，不管是在外形还是其他方面，他就像一条宽大的海鱼，如电鳐鱼那般。因为他也让那些试图接近他的人无法动弹。”正如马儿试图用它的尾巴驱走烦人的牛虻一样，雅典人也想避开这个烦人的提问者，并将苏格拉底送上了法庭。而在苏格拉底在其辩词中继续挑衅雅典人之后，雅典人赐给了他一杯毒酒。但雅典人以及其他人并未因此摆脱这只“牛虻”，正如苏格拉底被判死刑后在他的辩词中预言的那样：“你们现在这样做，是因为你们相信，从此以后将不会再因为你们的生活方式而遭到质疑了，但我想说，事情并不是你们想的那样，将会有更多质疑你们的人出现……你们将会更加愤怒。”
苏格拉底被处决之时（前399），雅典已不再强盛。如苏格拉底指责的那样，人民仍沉醉于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执政时期（约前449—前429）所取得的政绩中。伯里克利推动了民主的建设，巩固了雅典城邦在希腊的霸权地位，促进了雅典文化的发展，并且建立了雅典卫城。但在苏格拉底时期，雅典作为希腊曾经的一支强势力量，在与劲敌斯巴达对抗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前431—前404）失利之后，便陷入了政治危机。在战争失败之后，雅典的民主不得不接受斯巴达的异族统治，而在驱逐异族统治之后，雅典人又要清算民主内部的敌人，他们认为苏格拉底便是其中之一，尤其是因为苏格拉底的一个学生克里底亚（参见第一章），是斯巴达扶植下傀儡政权的“三十暴君”之一。但苏格拉底不像“诡辩论者”（希腊语：sophia，智慧）那样，一直抗拒自称是其他人智慧的“老师”。作为哲学家（希腊语：philosophos，爱好指挥者），苏格拉底追求智慧，但不想独自占有智慧，他只是想鼓励其他人一起追求智慧。诸如克里底亚之类的学生，柏拉图在他的对话录《卡尔米德篇》中称之为热衷权力的诡辩论者，苏格拉底显然并未以这些学生为荣。相反，青年时期就结识苏格拉底的柏拉图，倾其一生钻研哲学，并尝试着回答苏格拉底提出的问题。
战争伊始，雅典还期望着能在对抗斯巴达的战争中获取胜利，取得在希腊半岛的霸权地位。在战争牺牲者葬礼的演说中，伯里克利还热情地赞扬了雅典：“我们的城邦是整个雅典的学校。每一个男人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言谈举止符合礼仪。城邦所取得的成效表明，这些话都不是无端吹嘘，而是事实。我们的城邦能抵御任何战争，甚至比它的名声还要优秀。……因为我们的力量建立在实际行动的基础上，我们的同胞以及后代不需荷马或是其他诗人的赞美，都会对此感到惊叹。此时他们的话虽然听着舒服，但对我们行动的原因却只字未提。我们勇敢地向每一片海洋、每一块陆地挺进，随处留下我们行善或是毁灭行为的痕迹。战士们正是为了这样的信念死去的，而幸存者也乐意以同样的方式，经历同样的危险。”
长年的战争以及对抗斯巴达的失利，不仅使雅典和整个希腊陷入了政治危机，也造成了人民精神和道德上的迷失。正如修昔底德描述的：“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整个希腊可以说将陷入动荡之中，各地将会出现分裂冲突。……每个人将会根据自己的判断改变语言原有的意义。现在，鲁莽被视为勇敢，踌躇犹豫用来掩饰恐惧，聪明的举止却被当作胆怯的借口。……所有的派别都将他们的喜好当作行为的准则。”成功的雅典民主派在驱逐斯巴达人之后，将试图接近苏格拉底的人都视为敌人，并将苏格拉底对当时民主制度的批判视为求之不得的机会，使得烦人的苏格拉底快点儿接受审判。保守的民主派不愿承认必须重新思考《荷马史诗》中的老旧价值观，并且在批判者的言辞中认清传统价值基础的敌人和破坏者。但苏格拉底并未引起危机，只是尖锐地指出了一切，却无法在短期内改变或化解危机。他的学生柏拉图想依靠他的“学院”，通过传播哲学和知识重建城邦的基础，但也没有成功。
修昔底德描述的危机，其基础深植于色诺芬尼提出的去神灵化。诡辩论者和苏格拉底对根本性的原则危机有其不同的反应。诡辩论者声称欲望以及个人专断已经取代了神灵的专制，他们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代表普罗泰戈拉（前481—约前411）就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相反，苏格拉底却要求他的同胞们，用理智找寻新的、对众人都有约束力的原则基础，以批判性的理智取代盲目的欲望，主张塑造全新的、人性的人类形象。我们身为人类究竟是谁，以及想要成为谁，关于这一问题，在苏格拉底之后，柏拉图在他后来的谈话录《斐德罗篇》中以另一种方式解释道：“我们是怪兽吗？比怪物提丰更加怪异吗？还是我们是温柔单纯的生物，为作为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而喜悦？”在苏格拉底时代，他所说的提丰来自一个神话中的比喻。提丰是赫西俄德的《神谱》中的一个“巨怪”，长着一百个蛇头，有一双喷火的眼睛，并且发出可怕的声音。相反，“神圣而高洁的大自然的一部分”，苏格拉底暗指的是宙斯。据神话记载，宙斯用雷电战胜了巨怪提丰，并将他驱赶至地狱，以正义之神战胜了暴政和混乱。苏格拉底又向人们提问道，我们是否能认清理智的力量，并依靠理智来克制欲望。他问道，在个别人的灵魂深处以及城邦的体制内，欲望和理智之间协调的关系意味着什么，正如柏拉图后来在他的《理想国》中描述的那样。众神间为夺取权力发起的战争，便成了人民之间为争夺公平秩序的战争。
苏格拉底并未提出或写下其完整的理论，而是在与对话者进行哲学思考的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问题，并简述了他的观点。苏格拉底只想成为一名助产士，正如他的母亲费纳瑞特那样，帮他人“孕育”思想，而不是孕育自己的智慧或是游说他人。与孔子和耶稣的思想相类似，我们知道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并非通过苏格拉底自己的著作，而是通过他的学生或是同时代的人所记录的文字。他们每个人都有其多重人格和行为特殊的一面。
·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约前448—前380）在其剧本《云》中，将苏格拉底刻画成了一个阴险的诡辩家，传授给青年人诡辩术，由此能够在法庭审判中取得优势；苏格拉底否认神灵的存在，反对那些古老的民俗，并教唆青年人反抗当权者，不再顺从。如苏格拉底在《申辩篇》中所说的，由于阿里斯托芬喜剧的传播影响，苏格拉底在雅典人民心中背负了“亵渎神灵”和“败坏青少年”的指控，这最终将他送上了法庭。
·有关苏格拉底信息的第二个重要来源，是他的学生色诺芬（约前430—约前355或354）所著的《回忆苏格拉底》一书。身为地主和将军，色诺芬的生活方式严守规定，遵循保守的价值观。作为苏格拉底多年的学生，和未曾与苏格拉底有过亲密接触的阿里斯托芬不同，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是一个对雅典做出卓越贡献的人。因为苏格拉底教导青少年继承传统美德，即正义、虔诚和勇气，并且尊重城邦的神灵。色诺芬眼中的苏格拉底并未迫使雅典人进行批判性思考，而是让他们重归传统的风俗习惯。
·第三个有关苏格拉底的信息来源，也是最重要的来源便是柏拉图（前427—前347）。柏拉图吸收了苏格拉底以上的两种形象，并且和哲学的苏格拉底形象相结合。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如色诺芬描述的那般，尽管支持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也如阿里斯托芬在《云》中做出的中肯评价，柏拉图也批判了苏格拉底的神话立论说。如诡辩家一样，苏格拉底致力于批判性检验，但同时又致力于建立新的价值观。他希望雅典青年既不会毫不批评地服从传统，也不会漫无目的地进行批评，而是批判性、具有建设性地利用自己的理智。
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与他的老师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较难区分，因为在大部分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是主讲人，其主张的大部分理论思想与后来柏拉图的思想相类似。苏格拉底的四部对话录《欧绪弗洛篇》《申辩篇》《克里托篇》《斐多篇》，除了《斐多篇》之外，其余都出自柏拉图早期的创作，记载了苏格拉底生命中受刑处决前的最后时光。与苏格拉底的其他对话录相比，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明显侧重了对苏格拉底的刻画，我们可以从中更好地认识苏格拉底这只“牛虻”。另外，这部对话录不仅展现了哲学思想，也使我们从中感受到了柏拉图高超的文学水平所带来的美学享受。以一些例子就妄想进一步了解苏格拉底，纯粹是白费功夫，若要与这只“牛虻”保持距离，仅仅通过外界描述去认识他便已足够。因此，接下来便应从苏格拉底的四部对话录着手，进行研究。
《欧绪弗洛篇》
从它的基本内容以及基本方法来看，苏格拉底的第一部对话录是其哲学思想的典型代表。在前往法庭的路上，苏格拉底遇到了欧绪弗洛——一个崇敬神灵的祭司。在当时的雅典，虽然欧绪弗洛的职业不再被世人重视，但其思想仍旧得到了许多雅典人的认可。欧绪弗洛和苏格拉底两人都因亵渎神灵以及不虔诚而被控告。当苏格拉底因亵渎神灵被指控时，欧绪弗洛却偏偏将自己的父亲以亵渎神灵的罪名告上了法庭。他以荷马及赫西俄德笔下的众神为引证，作为合法基础，而这些神灵正是苏格拉底所批判的。在前往法庭的路上，神话的古老世界与理智的新世界相遇了。苏格拉底的批判标准在于方法和内容。在方法层面上，苏格拉底运用了论证式谈话及思考，这至少是被对话者所默认的。苏格拉底凭借着自己的预设使对话者陷入了自相矛盾中，使他们审查所使用的概念和主张相矛盾，并对此进行更正。然而在欧绪弗洛身上，苏格拉底的方法并未见效。因为欧绪弗洛一直认为，敬神爱神才是虔诚，这也是他现在正在做的。欧绪弗洛因父亲不敬神灵而控告他，或是如对话录中写的那样，是因为父亲的不当行为——他的父亲把仆人关在井中致死。而之所以欧绪弗洛的父亲会这样对待一个仆人，是因为这个仆人杀了另一个仆人。在欧绪弗洛的控告中，他以克洛诺斯为典范。而欧绪弗洛控告父亲的行为也被其族人视为是不虔诚的。显然，许多族人认为，尊敬自己的父亲超越了所谓对神灵的虔敬。尊敬父亲和对神虔诚之间的价值冲突，正是对欧绪弗洛行为产生矛盾判断的原因：他自视其行为是虔诚的，因为他依据神灵所谓的典范行为控告了自己的父亲；而在其族人的眼中，这一行为却是不虔诚的，因为他的控告伤害了自己的父亲，是对父亲的不敬。
苏格拉底以其一贯的语气讽刺道，想向所谓预言家、祭司的欧绪弗洛学习什么是虔诚，而熟悉苏格拉底对话录的读者从一开始就明白，苏格拉底想要揭露欧绪弗洛的表面知识。欧绪弗洛回答了苏格拉底何为虔诚、何为正义的问题，并表示他此刻的行为便是虔诚的表现：控告他人的不虔诚行为，即便那个人是自己的父亲。为使其辩词合理化，欧绪弗洛引证了赫西俄德在《神谱》中描写的，他所认为的神灵的榜样行为。据记载，克洛诺斯同样也惩罚了他的父亲乌拉诺斯，乌拉诺斯因害怕他的孩子们夺权而将其驱赶到了地狱。不管是凡人还是神灵，苏格拉底并不想询问其敬神行为的事例，而是想找到一条普遍的标准，可以用来评判上述具有争议的行为。苏格拉底的问题针对的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虔诚的“理型”（希腊语，idea，字面义：形式），而不是许多具有争议的虔诚的事例——这是第一次谈到柏拉图所谓的“理型论”（参见第三章）。苏格拉底批判了欧绪弗洛的回答，他认为神灵的行为并不是标准，因为正如色诺芬尼曾批判的那样，荷马及赫西俄德笔下的众神本身就为正义和非正义的行为标准争执不断。所以，如欧绪弗洛在《神之所爱》中说的，将神灵的行为视作普遍标准不可行。
面对苏格拉底的质问，欧绪弗洛承认，虔敬的事物之所以是虔敬的，不是因为它为神所钟爱，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它是虔敬的，所以被神及凡人所爱，更为简明的定义是：“因为它是虔敬的，所以被钟爱，而非受到钟爱，所以是虔敬的。”依旧局限于其带有神话色彩、依附权威的视野，欧绪弗洛没有做进一步的说明便提出了第三个标准，虔敬即为“侍奉诸神”。但对于侍奉诸神什么，以及为何侍奉诸神，欧绪弗洛并未做任何解释。显然，他一直认为，自己富有争议的行为举止便代表了这种侍奉行为。欧绪弗洛既没认识到自己对虔敬或是正义的无知，也未因苏格拉底的刺激而继续思考，而是坚定地保持着自己原有的观点。正如所有柏拉图早期的对话录，《欧绪弗洛篇》最终也没有得出清楚的结论。
然而，在对话录的最后，苏格拉底给身为第三方、一起思考的对话者，也就是读者一个暗示，关于何为对诸神的侍奉。对苏格拉底而言，这关系到能否“让生活过得更好”。此外，正如他在《申辩篇》中以神话形式说的辩护词那样，他在侍奉阿波罗时也要激励雅典人。他想让雅典人通过理性的思考明白，什么对他们有利：不是“侍奉”神话中那些饱受争议的神灵，而是依靠理性找到方向。如此看来，依照充足的论据而非未经验证的观点或是盲目的兴趣才是虔敬或是正义。而仅仅依据主观的兴趣或是私欲是非正义的。诡辩家、当权者高尔吉亚在柏拉图的同名对话录中曾愤怒地指责苏格拉底，因为苏格拉底认为普遍的、“遵从欲望的人类生活”是错误的。尽管高尔吉亚理解苏格拉底，但仍不愿意改变自己的思想和生活，他不愿让苏格拉底这只“牛虻”靠近自己。
《申辩篇》
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理智，过上“美好的生活”，在第二部苏格拉底的对话录《申辩篇》中，他在法庭上也这样说。苏格拉底在《欧绪弗洛篇》中批判了非自治以及受神灵控制的人们之后，在《申辩篇》中又批判了诡辩家的伪自主。首先，他反驳了法庭指控的渎神罪。人们不能指责他对神灵不虔敬，因为他一直是依赖自己的神灵（Daimo-nion）的指引，这是良知的内在声音引导的行为。如果某人依赖某个神灵的指引，那么他不可能是不虔敬的，这里苏格拉底巧妙地利用了“神性”的多重含义：一是指神话里的诸神，二是指神性的良知。苏格拉底以神话的叙述方式继续讲道，凯勒丰去德尔斐神殿请求神谕时，阿波罗的声音回答道，苏格拉底是“最聪明”的人。但是不想盲目地相信所谓的神谕，苏格拉底在与政治家、诗人和手工业者的谈话中不断自我检验，是否自己比其他人聪明。结果他的谈话对象表示，对于生命中最重要的东西，他们都自认为拥有这方面的知识，尽管并不是真正拥有；而苏格拉底并不敢妄称有这种智慧，他对此一无所知。就这点而言，苏格拉底比他的对话者都要聪明。
但这并未排除苏格拉底的观点是有根据的，他以哲学性良知测验不断重新评估自己和他人。他从根本上坚信，忍受不公比行为不公好些。在检验美好生活的不实际想法时，也就是控诉内容的第二点，苏格拉底认为他并没有败坏青少年，而是为他们以及整个城邦带去了极大的利益。因为在根本性的价值观上，基于理性的观点才能克服自己内心和城邦中由于权力、利益斗争而产生的毁灭性混乱，维持城邦的公正有序：“我相信，除了侍奉神灵，你们在城邦中不会受惠于更大的善举。当我追问你们时，我所做的没有别的，只是让你们无论男女老少，不要首先关心你们身体的舒适和财富，也不要锲而不舍地关心心灵的良好状态，我想说，并非财富创造了道德价值，而是道德价值创造了财富以及其他公有和私有的财产。”
因为这所谓的控告并未使苏格拉底意识到自己有罪，反而使其深信其哲学的价值，因此他要求无罪释放。此外，他还挑衅地质问法官：“一个可怜的人需要时间成为一个善人，还需要什么唤醒你们的良知？”苏格拉底以申请在“普吕坦内昂”终身为他供应免费饮食回答了自己的问题，普吕坦内昂是广场内的行政机构所在地，值班的议员和其他贵宾的用餐地。此外如果必要的话，他也愿意缴纳30银币作为罚金，他的朋友们愿意为他做担保。法官们对于这一申请非常生气，因为他们认为苏格拉底不明事理且厚颜无耻，于是判处了他死刑。但死刑对于苏格拉底而言并非惩罚，他以此进一步激怒法官。正如苏格拉底对流传的神话另做诠释，死亡对他而言或是进入美好梦乡的过渡，或是一次求之不得的机会，能在彼岸的生命里继续同名人探讨公正和善良，比如和与自己同病相怜的荷马或是西西弗斯。此外，苏格拉底还要求那些控诉者，像自己对待雅典人民那样对待自己的儿子：“当我的孩子们成年时，请你们‘报复’他们，当你们发现他们关心金钱胜于美德时，或是他们自视过高时，请像我‘折磨’你们一样去‘折磨’他们。”苏格拉底这样说，就好像那些控告者有能力扮演好他的角色那样。在《申辩篇》的结尾，柏拉图再一次写道，“牛虻”苏格拉底的哲学带有怀疑的基调：“现在是时候走了，我，去赴死；你们，继续生活。我们之中谁会有好运，我们都不知道——只有神灵知道。”
《克里托篇》
在苏格拉底的第三部对话录中，苏格拉底讲述了自己生活所依据的原则。克里托去监狱探视了老友苏格拉底，并劝其逃亡。他和他的朋友已经准备好了必需品，也买通了狱卒。若是他们对老友苏格拉底见死不救，他们就将背负恶名，并且他们宁可苏格拉底去流亡，也不愿他受到不公正的处决。苏格拉底回答，在他们的对话中，他们和朋友们都同意了基本原则，遵从理性，而不是私欲和单纯的想法：“因为不仅现在，我一直都是如此，全身心遵从理性（逻各斯），在我思考时理性是最好的。”就内容而言，苏格拉底坚信“人们无须极度重视生活，而是要拥有好的生活”。相反，正如苏格拉底出于其经验所深信的那样，无节制的欲望不仅破坏了心灵的平衡，也危害了城邦的和睦。在苏格拉底的朋友圈内，大家也一致认为，善良是即使自己遇上了不义之事，宁可忍受不义之事，也决不做不义之事，就像他现在要接受处决一样。要是他接受了克里托逃亡的建议，他就会陷自己于不义之中，会破坏法律这一城邦的“保护墙”。正如苏格拉底提出的政治道德的现代契约理论所主张的，由于曾受过法律的保护，他自愿遵守法律。
《斐多篇》
在苏格拉底四部对话录的最后一部中，苏格拉底显然已从真相探寻者转变为了真相宣告者。在喝下毒药被处决的前夕，苏格拉底与他的密友探讨了有关灵魂在彼岸重生的问题。他的观点似乎与其在《申辩篇》结尾的不可知论观点并不一致。在《申辩篇》中，他将死亡以及可能的重生假设为美好的沉睡，或是与友人们继续进行哲学思考，且并不需要具备这方面的知识。相反，在《斐多篇》中，苏格拉底似乎想借助形而上学的理论来证明人类灵魂的不朽以及彼岸轮回的重生。虽然他即将赴死，但苏格拉底并未将死亡视为终结，而是视为彼岸更美好的生活，以此来安慰他的朋友们。灵魂因死亡而最终脱离肉体的“羁绊”，在彼岸看到理性的纯粹原貌。为证明灵魂的不朽，苏格拉底列出了更多的证据：如各种自然现象，灵魂也处于永恒的变化消逝循环之中，永无止境；学习作为回忆灵魂的渠道，需要以永恒的灵魂作为载体；灵魂作为生命的原则并不能同时具备死亡的特征。如此看来，柏拉图是借苏格拉底之口提出了自己的两个世界理论：一是短暂易逝、变化无常的可感世界，一是永恒典范的可知世界。一面是人类多变的想法，另一面是如神灵般掌握永恒真相的观点。柏拉图是否想借此在事后劝导苏格拉底以形而上学的知识取代他原先主张的无知？柏拉图是否会“羞辱”苏格拉底，让曾经的老师支持自己的理论？
然而，充满怀疑的苏格拉底和智者柏拉图之间的表面矛盾是可以消除的。苏格拉底的朋友们——毕达哥拉斯（前580至570年之间—约前500）学派的支持者——西米阿斯和开贝斯都深信死后的灵魂不朽。苏格拉底显然是以这一观点进行论述的，他以毕达哥拉斯学派自相矛盾的行为和思想为例，论证了他们信念的荒谬性。正如苏格拉底讽刺性地说道，如果西米阿斯和开贝斯深信他们的观点，那他们就不该为即将到来的死亡而悲哀，相反应该感到高兴，因为苏格拉底将拥有一个美好的新生。苏格拉底显然不赞成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他不认为即将被埋葬的身体，其灵魂将在彼岸永生。他更相信那些与朋友们一起追求真理的真实存在的人：“我是此时此刻与你们进行对话的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借此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哲学意义上的死亡并不意味着避世遁隐，而是寻找真理，并且告别想象的知识。苏格拉底并不是“两个世界”理论的支持者，而是以凡人之躯思考着我们是谁以及我们应该怎样生活。
上述四本对话录展现了这只顽强的“牛虻”在不断地思考核心内容，以及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思考。苏格拉底不全是口语对话的哲学思考方法有以下五个特点：
·苏格拉底以具体的情况或现象为依据，如以假定的虔诚行为为例（现象学法）。
·他试着解释每一个对话者原有知识中所描述的那些具有争议的现象：从荷马的神话到他人日常生活的预设（注释法）。
·他分析和验证核心且具有争议的概念和议题，如什么是虔敬，或他是否被允许逃出监狱（分析法）。
·我们的行为是要遵从神祇、欲望、未验的观点还是理性，他使这一分歧更为尖锐化，并且讨论了这一分歧的利弊（辩证法）。
·最后，他得出了一个想法并完成了思想实验，如在《申辩篇》的结尾，解释了彼岸生活的意义（臆测法）。
借助了这些如今依旧被运用于哲学中的方法，苏格拉底纠缠着对话者们。他的哲思不仅折磨着对方，也让自己不好受，因为他不知道准确的答案。但是苏格拉底的四部对话录也表明，苏格拉底式的哲学思考需要勤奋努力，有自我认知并可能需要改变人生。苏格拉底深信，丧失了理智，人们就会像巨怪提丰那样听任自己的欲望摆布。
苏格拉底提倡以理性为主导进行尝试，而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1844—1900）拒绝将理性视为生命和本能之敌。然而，尼采拒绝苏格拉底式的思考不仅意味着误解了面向生活的哲思，也意味着误解了渴求哲学的生活。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弗里德里希·尼采重新“评估”了自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时代起便提倡的人本——基督教的传统价值观，正如他警句册的副标题所说“怎样用铁锤作哲学思考”，而不是用推测性的理性去分析自相矛盾的信念：“我让你们明白，苏格拉底为何使人着迷：他就如一个医生，一个治愈者。指出那些他所坚信的理性错误有必要吗？……那刺眼的日光，绝对的理性，生命是明亮、冰冷、谨慎、有意识又无本能的，对抗本能是一种病，绝不是回归道德、健康和幸福的道路……必须对抗本能——这是一种颓废的方案：只要生命勃发，幸福就如同本能。”尼采补充道：“为了了解古老又丰富的希腊式本能，我是第一个重视那些神奇且以狄俄尼索斯之名所出现的现象的人。”尼采将苏格拉底的哲学与太阳神阿波罗的名字相联系，并以酒神狄俄尼索斯与之相对抗。他错误地认为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将个人及城邦生活中的本能与欲望视为不可放弃的部分，例如对话录《斐德罗篇》中就将野马和驯马比作一对灵魂伴侣，而后者才能沉着又理性地牵引着车夫。
对抗尼采所赞扬的本能以及毫无束缚的欲望，还有其他的非理性主义者，“牛虻”苏格拉底毫无机会，只能是尽可能地限制非理性主义的影响范围。正如苏格拉底对人性的看法，人是自然与文化共同塑造的生物，具有本能和理性。美好的生活既不是仅以本能为基础，也不仅以理性为基础，而是两者平衡。而苏格拉底的学生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主张的哲人统治事实上则更倾向于“使理性主义成为专制”，所以尼采没有批判柏拉图，反而是错怪了苏格拉底。苏格拉底在《会饮篇》中被描述成一个寻欢作乐、喜好饮酒的人。不管是在《申辩篇》还是在《斐多篇》，他都不畏惧死亡，并尝试着依靠理性超越生命的界限。他甚至嘲笑法官以及那些相信来世的朋友，嘲笑他们将死亡看作生命的惩罚或是解脱。而最终，不管是在现世还是在虚拟的来世中，苏格拉底都是一只“牛虻”，继续进行哲学思考。哲学于他而言是生命，而不是对纯粹理性的来世生命的渴望。
【注】：本文选自艾克哈特·玛腾斯《哲学之美》
（编辑：王怡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