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6月沈从文在北平初识林徽因。徐志摩摄
“绝顶聪明”的林徽因与腼腆的沈从文
沈从文曾说梁思成是他作品的“第一个评论家”，虽然不免有些夸张，但自从认识梁思成夫妇后，沈从文与他们，特别是他与林徽因的友情一直维持到老，甚至把林徽因当作可以倾诉心中隐秘的密友，确实是事实。
因为徐志摩，沈从文走入新月圈是自然而然的事，而林徽因是新月社成员之一。“新月”之名来自于印度诗人泰戈尔的《新月集》。1924年5月，新月社用演出泰戈尔的名剧《齐德拉》的方式欢迎到华访问的泰戈尔。灯光暗下来，幕布缓拉开，舞台中央是一个婀娜的少女，她身穿印度古装，伸展着双臂，高昂着头颅，仰望着用灯光打出的一轮圆月，目光痴迷、神情虔诚，极具雕塑感。这个“少女”就是林徽因。
从那时到现在，社会对林徽因的评价一直不乏溢美之词，除了美貌外，萧乾说她“有学识，有见地”；卞之琳说她“天生有诗人气质”；萧离说她是“聪慧绝伦的艺术家”；费慰梅认为，她“能够以其精致的洞察力为任何一门艺术留下自己的印痕”，而在沈从文的心目中，她是“绝顶聪明”的。
新月社里，沈从文先认识的是凌叔华，因此一开始他跟凌叔华走得更近一些，他对她也有很高的评价：“叔华才真是会画的人，她画得不坏。这女人也顶好，据他们说笑话，是要太太，只有叔华是完全太太的，不消说那丈夫是太享福了。”（沈从文《致王际真信》）徐志摩意外丧身后，凌叔华和林徽因争夺他遗留下来的存放有日记、情书的“百宝箱”，胡适被夹在中间左右为难，沈从文毫不隐瞒他的倾向。他写信给胡适，主张“把一部分抽出莫全交给徽因”，因为他认为箱子里的某些内容，特别是涉及到陆小曼的日记，“不大适宜于送徽因看”。他提到徐志摩曾经对他说过，最适宜保管这个箱子的是凌叔华。尽管他提议由凌叔华保管箱子是出于对徐志摩遗愿的尊重，但不可否认，那时的他更倾向凌叔华。
与徐志摩相熟得很，沈从文自然知道凌叔华和林徽因在徐志摩心目中的不同位置，徐志摩只是把凌叔华当作“理想的通信员”的，别无他想，而林徽因则是他认定的“惟一灵魂之伴侣”，他因此不惜与发妻张幼仪离婚，骑着“拐腿瞎马”从英伦一路追爱到国内。即便林徽因与梁思成已经有了婚约，徐志摩也不肯放弃，仍然执迷不返，誓将温清浪漫进行到底。
林徽因
为林徽因两肋插刀
沈从文从上海到北平不久，1931年6月19日，徐志摩到达园去看他，然后带他一同去西山探望病中的林徽因；两个月后，沈从文经徐志摩介绍准备到青岛去，临行前，他俩在胡适家的楼上，又深谈了一次，谈得多是家庭生活的苦恼：徐志摩一方面爱着陆小曼，一方面又难以割舍对林徽因的感情。徐志摩如此深情，不可能不影响到沈从文对林徽因的印象。
起初，沈从文在林徽因面前是腼腆的，连想向林徽因求一幅画也不敢，还请徐志摩代求。徐志摩意外坠机后，求画一事也就不了了之了。两人真正开始频繁交往是在沈从文去过青岛又返回北京后开始的。当时，他应杨振声之邀编辑《大公报·文艺副刊》，而编委会成员中，除了朱自清、周作人、邓以蛰以外，还有林徽因。“副刊”的创刊词是林徽因写的《惟其是脆嫩》。
这给了他们更多接触的机会，沈从文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林徽因“太太的客厅”中的常客。钱钟书写于1945年的小说《猫》嘲弄了“太太沙龙”里的一帮无聊的文人，有心人很轻易地在文中看到徐志摩、沈从文的影子。而那“太太”自然就是林徽因了。费正清说过，林徽因是喜欢热闹，喜欢被人称羡的。“太太的客厅”满足了她对热闹的追求，她以很难用语言表达的非一般的魔力使自己永远成为“客厅”的中心和焦点，也总是能够使旁人为她两肋插刀。
将林徽因的许多作品发表在《文艺副刊》上的沈从文越来越被她的“绝顶聪明”所吸引。她的一篇小诗《别丢掉》引来梁实秋的批评，理由是“晦涩难懂”，沈从文很不以为然，还致信胡适，强调“徽因的那首诗很明白，……大家都懂，都不觉得‘不通’”，他甚至让胡适转告梁实秋，让他以后不要写这样的文章，他直言不讳地说，“那文章却实在写的不大好”。他所认为的“不大好”，并非通常意义上的不大好，而只是表达他与梁实秋观点的不一致。当朱自清的反批评文章《解诗》交到沈从文手上时，他当即发排在《文艺副刊》上。显然他很赞同朱自清的观点，说那是 “一首理想的爱情的诗”。不论林徽因的《别丢掉》是“难懂的”，还是“理想的”，沈从文截然不同的好恶实则透露出他对林徽因这个人的偏向。
与徐志摩交好，同是新月人，沈从文与林徽因不可能不存相同的文艺志趣：自由、独立、优雅、高贵、浪漫、温情、宽容、理性、人性、美；他们也有共同的不喜欢的人，比如梁实秋、冰心。和钱钟书的《猫》相似，冰心的一篇《我们太太的客厅》也将聚集在“客厅”中的各色人等看作是虚伪的、虚荣的、虚幻的，这自然引来林徽因的不满。一个著名的传说是，她从山西回北平托人送了一坛醋给冰心。抗战期间，两个女人都在昆明，住处相距不远，却从不往来。沈从文在课堂上虽然对学生也说过冰心的好话，比如赞赏冰心的文章有“毁不掉的青春的魔力”（洪放《沈从文先生堂上》），但好话不多，他曾直言，“她则永远写不出家庭亲子爱以外”（沈从文《致王际真信》）；他还讥讽她参政“实因走内线，与宋美龄攀同学”（沈从文《致施蛰存信》）。不排除这是他的真心话，但似乎也有为林徽因“报仇”的意思。
1934年春沈从文与张兆和在达园合影
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
美国汉学家费慰梅说林徽因给了沈从文“母亲般的关怀”。其实林徽因比沈从文还小两岁，当然费慰梅不是指年龄，而是指林徽因以她无限的理解、同情、宽容帮助沈从文从婚外情中解脱了出来。沈从文与张兆和结婚时，林徽因和梁思成送了锦缎百子图罩单作为贺礼；沈从文陷于婚外情难以自拔时，他把林徽因当作唯一能够坦露心事的对象。这并非说明他与她的感情超越了朋友的界限，正如惦记了林徽因一生的金岳霖所说“爱与喜欢是两种不同的感情或感觉”（金岳霖《口述回忆录》）。如果那时徐志摩还活着，相信沈从文一定会找他排遣。除了徐志摩，还有谁会比林徽因更感情细腻丰富，更善解人意，更长于怜惜？
从林徽因得知沈从文的婚外情后写给费慰梅的一封信看，她的确是懂得沈从文的。在她的笔下，沈从文是安静的、多情的、坚毅的天才小说家；她把他像一个初出茅庐的小青年一样陷入情感纠葛理解为“他的诗人气质造了他的反”，因为如此，他才“对生活和其中的冲突茫然不知所措”；她甚至提到沈从文找她诉苦那天，“竟是那么的迷人和讨人喜欢”—这样的评价显示出她是喜欢他的，在平时的交往中，沈从文一定是能够感受到她的“喜欢”的。没有人会对这样的喜欢无动于衷，他必然用喜欢回报喜欢。
尽管他多情，但他分得清喜欢与爱的界限，林徽因的喜欢更多地让他体会到温暖和理解，安全感又使他将她视为无话不可谈，无秘密可藏的知己。在她的博学多才、能言善道面前，他情愿做一个虔诚的倾听者。施蛰存回忆他们在昆明时，大家坐在稻草墩上：“林徽因会海阔天空的谈文学，谈人生，谈时事，谈昆明印象。从文还是眯着眼，笑着听。”（施蛰存《滇云浦雨话从文》）
晚年的沈从文和张兆和
他们把挂念惦记埋藏在了心底
1949年初，政治形势突变，沈从文被封“桃红色作家”，精神处于崩溃边缘。为帮助他缓解压力，在梁思成、程应镠的极力邀请下，沈从文被他们接到清华园金岳霖家，白天在金家的书房看书写字，饭点时到梁思成和林徽因家吃饭。饭后，他们陪他聊天；下午，他们陪他喝茶吃点心；晚上，他们陪他散步。当时，林徽因气喘病发作，也在休养，但她不顾体虚，不但负责沈从文的一日三餐，还细心地为他预备安眠药，又强迫他每晚睡前喝一杯牛奶。听说他仍睡得不好，她又换了一种安眠药，嘱咐金岳霖按时给他服用。从疲惫倦怠精神紧张到愉快开朗心情放松，沈从文只用了一个星期，林徽因功不可没。两人的友情，连夫人张兆和都忍不住感叹“难得”。（张兆和《复沈从文信》）
但友情只能缓解病症，往往不能消除病根，沈从文在劫难逃，终究要到鬼门关去走一遭。而林徽因先被聘为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后又被特邀参加全国政协会议，被任命为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委员兼工程师，又参与人民英雄纪念碑和国徽的设计，这并非只是学以致用的问题，更是一种政治待遇。相比林徽因的春风得意，自杀获救后的沈从文从此在文坛消失，时时被失意之感纠缠。人际关系常因彼此境遇出现反差而生变，连夫妻都不能例外，更何况朋友之间。所以在沈从文的书信和日记里，再也找不到“林徽因”的名字就不奇怪了。或许，他们把挂念惦记埋藏在了心底。
林徽因早沈从文三十三年去世，不见沈从文对老友去世的反应。但他显然并未忘了她，他称她是《边城》“最好的读者之一”。这也难怪，林徽因最喜欢沈从文的《边城》，病榻上也在跟人谈《边城》，她说：“这才是小说！”晚年，沈从文回顾过往，仍然把梁思成和林徽因当作他一生最好的朋友。在他去世前三年，林徽因的《林徽因诗集》出版，内封上的书名，是沈从文的手迹。这是出版社馈赠给他的一个向昔友致意的机会，也是沈从文与林徽因友情的最后见证。
（编辑：郑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