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娜·阿赫玛托娃（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

　　普希金是俄罗斯诗歌的太阳，那么月亮呢？月亮是美丽的阿赫玛托娃。 如果这位“哀泣的缪斯”（布罗茨基语）现在还活着，今天就是她127岁的生日。

　　这位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不朽诗人，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却保持了一种健康平和的人性，从没有丧失过对生活的信心，以及对爱的信仰。在残酷生活的“政治正确”和诗歌审美之间摇摆后，她遵循自己的情感直觉，做出了正确的艺术选择。

　　白银的月亮凛冽如冰，白银的月亮惨淡如水。在那个令俄罗斯人不堪回首的大清洗时代，因为儿子的被捕，诗人成就了她最重要的代表作《安魂曲》。它关乎整个民族背负十字架的苦难，这背后，是强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在支撑，是俄罗斯人对人类的强大的爱在守护。

　　在人的一生中，时间用各种语言来说话：用天真、爱、信仰、经验、历史、犬儒等语言，而爱的语言才是真正的通用语。阿赫玛托娃最擅长写爱情诗，但她的爱情对象不是个体，而是整个俄罗斯广袤的大地，以及大地上的俄罗斯人民。她恪尽职守地用着俄罗斯的语言，同时又对它作出了创造性的开拓。她对俄罗斯的爱，对祖国历史的敬仰，都寄托在语言中，“无论她写什么，她从未背叛过’保守而又保守的’俄罗斯语言”，她献出的，是如莱蒙托夫所宣称的那种“奇异的爱”。

安娜·阿赫玛托娃

　　撰文：汪剑钊（俄语翻译家 著有《阿赫玛托娃传》）

　　安娜·阿赫玛托娃如果高寿活着，今年应该有127周岁了，即将来临的6月23日就是她的诞辰。近年来，随着中国读者对俄罗斯白银时代的文化，尤其是诗歌，有了越来越多的了解，阿赫玛托娃也受到了密切的关注。她蕴涵丰富的创作，连同她命运多舛的经历，已经构成了一部诗歌传奇。关于这位诗人，我曾有过如是表述：“在整个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诗人群中，撇开他们各自的诗歌成就不说，仅以性格与为人而言，相比茨维塔耶娃、曼杰什坦姆、吉皮乌斯等在性格上有一定偏执倾向的诗人，我个人比较偏爱阿赫玛托娃。这种喜爱一部分与她天才的创作有关，另一部分则来自我对她的生活的认识。她生活在一个精神分裂的时代，但保持了一种和谐的健康心态，历经苦难却从不丧失对生活的信心，面对诗歌与生活之间时而出现的两难困惑，总是依循情感和人性作出正确的选择。这一切都让我发自心底地钦佩和向往，并引为自己的生活和写作的标尺。”

　　论及阿赫玛托娃，需要指出的是，她早期的诗作具有“室内抒情”的特点，抒情主人公往往被放置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传达内心与周围世界的秘密接触和碰撞。著名的形式主义理论家迪尼亚诺夫认为，她的诗歌对题材“并不在乎”，“使题材有意思的不是它本身，而是处理它并赋予它活力的某种语调角度，新的诗歌角度；这几乎就像一种耳语的句法，出人意外的家庭词汇是不可或缺的。她的室内风格，她生硬的家常语言是一种新现象；且诗句本身就在房间的各个角落来回走动……”。她的诗歌语言简洁、准确，善于用具体的细节来表达抽象的情感，在短短数行中描述一个戏剧性的场景。例如，在《最后相会的歌吟》中，诗人这样写道：“胸口那么无助地冷却，/ 而我的脚步却那么踉跄。/ 我把左手的手套 / 戴在自己的右手上。”与很多描写失恋的诗歌不同，阿赫玛托娃并不使用夸张、比喻、渲染等手段，而是择取了一个小小的细节――戴错了手套，透露了抒情主人公内心的失衡，在行为的慌乱中凸现了其中的大悲哀。

　　1913年，彼得堡开设了一家专为流浪艺术家和诗人提供活动场所的酒吧――“野狗俱乐部”。阿赫玛托娃是这家酒吧的常客，她的不少诗歌都是在这里首先朗诵，然后广泛传播出去。她在一首诗中对此有所描述：“这里，我们全是酒鬼和荡妇，/ 我们在一起多么郁闷！/ 连壁画上的鲜花和小鸟 / 也在思念流动的彩云。……/ 啊，我的心多么忧伤！/ 莫非在等待死期的来临？/ 那个如今正在跳舞的女人，/ 她命中注定要下地狱。”

野狗俱乐部

　　上面最后两行献给演员苏杰依金娜的诗句几乎像谶言似地预示着诗人今后的命运。二十年代以后，阿赫玛托娃开始进入了她生活中的低谷，首先是已经离异的丈夫古米廖夫的被枪杀，随后，唯一的儿子列夫两次被捕。她本人，起初是因为诗歌中的阴郁、低沉的调子和“既没写劳动，也未写集体”而在文学界受到批评。更富于戏剧性的是，在1924年，格罗斯曼在莫斯科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将阿赫玛托娃与萨福相提并论以后，她有将近十五年的时间，被非正式地禁止在公开刊物上发表作品。1946年8月，日丹诺夫代表俄共中央宣读了一项决议，点名批判了她和左琴科，粗暴地否定了诗人的精神世界，认为阿赫玛托娃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和修女”，勒令发表她的作品的杂志《列宁格勒》和《星》分别被停刊和整顿。随后，她被开除出苏联作协。

　　那晚我们都因对方而疯狂

　　那晚我们都因对方而疯狂，

　　只有不祥的黑暗为我们照明，

　　一条条沟渠在喃喃低语，

　　石竹花散发着亚洲的气息。

　　我们穿过这座异乡的城市，

　　穿过如烟的歌声和子夜的暑热，――

　　巨蛇星座下的两个人，

　　谁也不敢看上对方一眼。

　　这可能是伊斯坦布尔甚或是巴格达，

　　但是，唉！却非华沙，也并非列宁格勒，

　　而这种痛苦的差异令人窒息，

　　就像遭到遗弃的空气。

　　恍惚觉得：世纪也在身旁迈步，

　　一只无形的手击打着铃鼓，

　　那些鼓声就如同秘密的暗号，

　　在黑暗中围绕我们旋转。

　　我和你，在神秘的夜雾里，

　　仿佛走在无主的大地上，

　　可月亮像一只土耳其的钻石小舟，

　　突然闪现在相会即离别的上空。

　　在你那个我一无所知的命运里，

　　倘若那晚倒回，重返你身旁，

　　你就会知道，这神圣的一刻

　　已经走进了某个人的梦乡。

　　1942．5－1959.12.1改定

　　汪剑钊 译

阿赫玛托娃与帕斯捷尔纳克

　　但苦难和厄运并不能完全压倒阿赫玛托娃的创造冲动，反而玉成了她诗歌中最具精神深度的部分，帮助她走出了“室内抒情”的局限。从三十年代开始，在居无定所的生活状态下（直到1961年，她才在彼得堡附近的小镇柯马洛沃拥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她一直不曾放弃自己的创作活动。在那个时代，到处都存在着告密的恐怖，人与人之间的“信用”几乎降到了零点。谁若有事找人商量，便会面临“自掘坟墓”的危险，不仅牺牲自己，甚至还会搭上亲友的性命，于是，“死者沉默着，而活人就像死者一样沉默，否则他们就要冒着变成死者的危险”。在发表渠道不畅的情况下，人们仿佛重新回到了荷马时代，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来记诵诗歌，一首诗被先写在小纸片上，然后，在一个小圈子里（有时甚至就只有两个人）把作品背熟，最后把它烧掉，力求不留下任何痕迹。根据楚科夫斯卡娅的回忆，阿赫玛托娃的几部重要的作品，诸如《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等，都是在那样一种地下状态中完成，并且通过心灵与心灵的沟通得以流传的。

　　《小于一》

　　约瑟夫·布罗茨基 著

　　版本：浙江文艺出版社，2014年9月

　　里面一章曾专门论述阿赫玛托娃，《哀泣的缪斯》

　　作为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是俄罗斯语言克尽职责的守望者，同时，又是对它作出了创造性贡献的开拓者。她对俄罗斯的爱，对祖国历史的敬仰，都寄托在语言中，“无论她写什么，她从未背叛过‘保守而又保守的’俄罗斯语言”。无疑，这与阿赫玛托娃对传统的理解有关，她认为，“如果一个人的灵魂不曾被当代诗歌所打动的话，那么，古典诗歌也不会引起他的共鸣。理解当代诗歌的道路是通过当代诗歌，通过‘与我有关’而铺就的。”如果一个人不知道如何欣赏和喜欢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帕斯捷尔纳克，自然也就欣赏不了普希金，更不知道如何以个人的方式来接受普希金。在她看来，现在的青年无法理解经典，他们已经丧失了俄罗斯经典，因为通向经典的道路只有一条，那就是经过现代诗，但他们找不到现代诗，所能读到的那些所谓的诗仅仅只是分行的文字而已。这就是说，唯有创造，才是通向传统的捷径。

普希金

　　众所周知，阿赫玛托娃以擅写爱情诗见长，留下了不少名篇，它们以巧妙的文字组合、充沛激越的情感和细节动人的场景征服了无数读者，其声音回响在世界各地的诗歌朗诵会上。其实，在一定程度上，《安魂曲》、《没有主人公的叙事诗》也是阿赫玛托娃写给世界、写给自己的世纪的“情诗”，她献出的是如莱蒙托夫所宣称的那种“奇异的爱”。大略考察一下她的生平，我们便可发现，在平易、琐碎、单调的底色下，潜伏着某种美丽、温柔、坚韧、顽强集为一体的个性。阿赫玛托娃一直努力做一个平凡的人，为了做一个好妻子，甘愿为日常生活而尝试放弃自己的诗歌天才；为了做一个好母亲（保住身陷囹圄的儿子的性命），不惜委曲求全，违心地写过歌颂斯大林的诗行；为了做一个好公民，放弃了爱情与舒适的物质生活，留在了祖国。凡此种种，需要她付出极大的毅力与耐心，有时甚至是肉体的牺牲和名誉的毁损。

　　十九世纪俄罗斯诗人巴拉廷斯基说过：“一个人被赋予才能，就意味着，不论怎样，他都要完成所承担的使命。”这意味着，写作并不是一种仅仅与自身有关的个人行为，在更大程度上，他（她）需要承担某种道义上的责任――通过自己的诗笔认真地思考本民族的命运、整个人类的前景。当然，她（他）同时也需要自觉地履行自己的审美使命，在揭示时代本质的同时展示语言艺术的魅力。可以说，阿赫玛托娃找到了一个艺术与生活的平衡点，她极具智慧地参透了它们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存在的奥秘，由此显示了人格上的强大和信仰的力量。

　　片断

　　……我觉得，是这片灯火

　　伴随我飞到天明，

　　我弄不清，是什么颜色－－

　　这些奇异的眼睛。

　　周围在歌唱，在颤栗，

　　我认不出，你是友，还是敌，

　　现在是隆冬，还是夏季。

　　1959年6月21日

　　乌兰汗 译

　　《俄罗斯的安娜》

　　(英)范斯坦 著

　　版本：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2月

　　（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