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岳母叫李家书，几个姊妹中排行第四，李家应最大，现在上海的五阿姨叫李家皖。大姨母李家应家住杭州，她现已去世……

　　大约在1978年间，我收到过钟元同志从浙江江山气象台寄来的一封信。钟元，是我女儿在江山工作期间的同事。当年他新结婚，结婚的对象，正好是我要寻找了多年的李家应的妹妹的女儿，这时候，我才知道李家应已于数年前病故。不过，在他信里，还提起了李家应，这四十多年前的往事，使我又依稀的回忆了出来，事情是这样的：

　　我和郁达夫中间真正的误会开始，是在1938年的春季，他从福州到丽水来，和我们全家到了武汉之后。

　　抗日战争开始后，我就带了老母和孩们从杭州的家中迁居富阳乡下，随后再去金华和丽水，在丽水，大约已经住了半年了，知道郁达夫要来接我们去。但不知接到何处，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到丽水来接。每日只能心焦地等待着。

　　有一天，郁达夫终于回到了丽水。

　　郁有一个老朋友叫李立民，安徽人，是浙江省民政厅的秘书，几年以后，听说他死于车祸。

　　我们正打算去武汉的第一天晚上，李立民来看他，要托他一件事，李说：“达夫，丽水怕不是久留之地，我家人口多，女儿就有五个。妻子又故世了。为了逃避轰炸，我想趁你们全家去武汉之便，托你把我的大女儿李家应带走，带到武汉后，她自己会去找亲戚的……”因为是老朋友，虽在这乱离时节，郁达夫也就很高兴的答应了下来。

　　次日乘上火车的时候，除了我们一家老幼六个人之外，又添上了李家应，她和我是初次见面，看上去，她大约有廿七八岁的样子，是一个体格很健壮的姑娘。

　　我们从金华到南昌，一路上有了一个李家应作伴，谈谈说说，也并不感到寂寞。李家应和我，在长途行旅中，也逐渐的熟悉了起来，她告诉我，她是南京中央大学西画系毕业的，这次打算到武汉去找工作做。她又说：她还有一个好朋友，是她的同班同学，叶孙多慈，可惜为了陪她的父亲，不能和她同来。孙的母亲已去世，她的父亲现在是在浙江省教育厅工作。李家应在和我说话时，显出了有些依依不舍的神情。

　　“我看你似乎有些放心不下吧？”我问她。

　　李说：“倒并非放心不下，因为现在是紧要关头，我防她被人家骗到手。因为有人在追求她，而且追求她的，正是她的老师，也就是我的老师，叫徐悲鸿。我是不赞成孙多慈和徐悲鸿结婚的……”隔了一会儿李家应又接下去说：

　　“在旁的人看来，似乎没什么不合适，不过……一则，徐是有家庭的人，二则，徐是留法的，有朋友来，时常讲法语，孙多慈就会听不懂，光这两点，我看孙是并不合适……何况，日子一长，也许感情就会厌倦，因此，我很不放心他们现在在做朋友……”

　　我马上想到，徐悲鸿是一个现代有名的画家，既然他们在相爱，则又有什么不好呢？原来李家应竟讲出了上面那一大段理由。继而李又问我：“伯母，你有没有适当的人可以替孙多慈介绍的？”

　　我讲：“我们在杭州认识的朋友并不少，若要没有结过婚的，一时倒也想不出……”我这时又马上联想到孙的父亲是在浙江的教育厅工作，就立刻想到了我们在杭州认识的许绍棣，但又马上意会到许的对待妻子，并不太理想，不是会使孙痛苦么？我立刻想到了许多许多，……停了一会，我回答李家应：“丽水有一个叫许绍棣的，他的妻子已故世，还遗有三个女儿，我看，将来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讨厌的。不过，你的爸爸和孙的父亲，也许都会认识这个许绍棣……”

　　李家应似乎在考虑这一个问题，一声不响。

　　过了一会儿，李家应对我讲了，只听她讲：“我想有三个女儿并不妨事，等我们大家到了武汉，请伯母给我们写封信去问问，好在我这里有多慈的相片，也可以附了去，噢？你看好不好？”家应在迫不及待的等着我回答，我说：“等我们到武汉后。让我试试看。”

　　火车在向前奔驰，母亲和孩子们在看车窗外的野景，郁达夫踱过来问我们：“看你们在谈得津津有味，在谈些什么？”我回答：“我们嘛，在商量给浙江的许绍棣介绍女朋友，你看可好？”

　　郁达夫不响，并把脸一沉，反背着手，摇了两摇头，走了开去。

　　我懂得，大凡看见他这种神态，是打算发脾气的预兆，他心里在不开心的时候，从来不会和你吵，或闹，更或者对骂。有酒的时候，就吃闷酒，不响，头向下，看着地板，现在是因为在火车上，没法子走，否则他就一走了之。每当他看见我和任何人谈得津津有味时，甚至我和母亲在讲什么时，他也要生气，这是多年来他的不可告人的脾气。做他妻子的我，只能装作不知，不懂，有时还应该给他弄几样好菜，给他买来了好酒，还要用别的，而他听了开心的事情岔开去，倘有这样一个场面，则他非但消了气，而且还会逗得你开笑脸。一朵乌云过去，又将是晴朗的天空了。

　　像这一种场合，十年中我也不知经过多少次。

　　我们乘坐的火车在南昌停下了，他见我脸上没有活泼的神情，就对我说：“我们既已到了南昌，这里离庐山并不很远，我们何不去玩一下？把老的小的留在山下就可以了。”郁的提议，正迎合了我郁闷的心胸，能趁机会去走一趟，不也是可以散散闷？

　　各有各的心事，走马看花的上了一次庐山，总算也去过了。然后，再到九江乘轮船到达了目的地的武昌。

　　我们在丽水动身前，已经有电报打给早在武昌居住的赵龙文太太，说我们要去武昌，几时动身，希望她能够替我们找一间住房。因为知道她是武昌人，是我们在杭州时候经常来往的熟朋友。

　　果然，等我们乘坐的轮船靠码头的时候，已经有人来接，并告诉我们房子也已找好。到了武昌，我们就搬入新居，大家都很满意，一路上舟车的劳顿，至此已如尽失。李家应也和我们分了手，去找她的亲戚去了。

　　房子是一大间楼下的统厢房，但是已经分隔成三间，我们住住，已足够的了。母亲要休息，两个大的儿子正觉得新鲜得好玩，我当然需要整理东西，郁达夫则出去看朋友。

　　隔了两天，李家应来看望我们，并说已将孙多慈的相片也带来了。恳求要我给她写封信去问问，我迟疑了一会，对她说，让我慢慢的写。保证明天一定可以给你寄出。她笑嘻嘻的走了。

　　信发出后多日没有回信来，李家应很急，一定要我好人做到底，再为她写第二封，于是我只得照样做。隔了不久，回信果然来了。信里说，可以让他们做做朋友。从这以后，   我对于李家应已有了交代，以后她也不经常来，大约就此一别一直到今天，我和她没有再见面的机会。后来听说孙多慈以后还是做了许绍棣的太太。

　　给许绍棣的信当然是用我的口气写，而他的复信，也当然写给我。而我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认为这几封不是我的事情的来去信件，放在台子上又有什么不好呢。谁知多疑而心眼狭小的郁达夫，认为这是我的天大的，不可容忍的罪恶，他立刻瞒着我把信拿去拍了照，送给同事看，事情是发生得太离奇了。

　　这一天，难怪我看他的脸色不对，阴沉沉的，独自个在吃闷酒。这些情节我经历得多，知道在酒醉饭饱之后，他就会得出走的。我心里在考虑，让他走呢还是怎么办？正当我在踌躇的当儿，他开口了，说：“以后，李家应的事情，应该让李家应自己去负责，不必你去帮忙。……”

　　“我并不去帮什么忙，不过头几封信总该由我写，他们是不相识的呀！信都放在台子上，你可以看。”我回答他。再顺便用眼角向桌上一扫，觉得这几封信已经没有了，当时我还以为是我母亲拿去看了，并不在意。但我看他，从桌子边站起来又有了走的味道。

　　每逢有不如他的意思的事情发生时，他就会马上不顾一切的出走，在外面十天，廿天不等。十年来，在家庭生活中，我已经习惯了的。不过这次情况两样，因为是在战时。敌机天天在头上轰炸，人心终日惶惶的这一个现阶段，我真的无力负担起这一个六口之家的重担，在一刹那间，我想到，他走，不如我走，也可以吓唬他一下。因为这多年来，任凭在家庭间发生了什么纠纷，我总只会呆在家里，对着孩子们硬挺，发愁生气。他估计我这时，也决不会离开家庭，何况大家都在逃难的生活中间。不过，这一次，我却真的动了出走之心。

　　我对郁达夫说：“你生什么气？你大约又打算走？我看，这一次，你走，不如我走！”

　　他还在动脑筋答复我说话的时候，我已到后房，母亲的房里去转了一转，取了一个拎包，塞进了两套衬衫裤。这时，大约是六月间。

　　“走”字既然已说出了口，我究竟能走往何处？这一个问题在刁难着我了。等我把两只脚跨出大门时，我是还在考虑我的去处的：第一，去的地方要近，要可以回家看看母亲和孩子。第二，我去的这家，一定要有女主人，要和郁达夫相熟，要懂得郁的个性。还有……已经来不及再使我考虑到其它的条件时，我的脚已跨出了大门。正好看见门口有一辆三轮车，我马上跨了上去，对车夫说：“给我踏到火车站！”因为我知道郁达夫在后面跟着，他在听我叫车夫踏到什么地方。我是有意对车夫这样讲的。

　　等车轮刚刚转动，我马上想到，这里附近有一个我们的老朋友住着，叫曹秉哲。我就叫车夫向他家的住处拉。

　　曹秉哲是杭州的名律师，抗战开始，他就同了太太来武汉暂住。（他的女儿现在上海。）在杭州的时候，他不但和郁达夫熟，而且和许多富阳人都有过往来，他的家庭条件，是完全符合我上面所设想着的，我若去住在曹家，这一次该可以整一整郁达夫了。其实，我的一时的这一个想整郁达夫的想法，却把事情真的闹大了。

　　我个性倔强，又爱面子，而郁达夫在我离开家庭以后所做出来的许多事，一桩桩，一件件，是都足以毁掉我的颜面的，就譬如他把许绍棣的来信，去印了几份出来分赠朋友，算作是我的情书，又去把三厅里的田汉，郭沫若等叫到家里来，再到武昌公安局里去通知，要他们派民警来捉我……这些事情，是自然而然地把事情扩大到不可收拾了。

　　我到曹家的第三天，曹律师瞒着我去我家通知了郁达夫，对郁说，要他安心，“夫妻吵架时常有，让她（指我）住在我家住几天就算了。过几天我送她回家！”

　　谁知这一位好心的曹律师原以为去我家通风报信后可以让郁达夫安心的。郁的心倒确实是安了的，因为已经知道了我的下落，而且并没有如他所猜想的去了浙江。但他还要出出气，污辱我一番，让认识我的人都晓得我是“卷逃”了，把郁家的金银财宝都卷去，去到浙江的郁认为是我的情人这里。于是，次日的《大公报》上，头条新闻就是王映霞卷逃了。其措辞之毒辣，看到这条新闻的人是都有体会的。

　　报上登载我卷逃的新闻，连续登载了两天，看我犹未回家，于是心里有些急，又马上登了一条“郁达夫道歉启事”，措辞中有：“达夫因神经失常，语言不合，致逼走妻……”道歉启事登出后，他再跑来曹家接我回家。在这中间，他又写了几封给反动派（原稿划掉“国民党”改为“反动派”。——编者）头头的长信。

　　事隔四十多年，今天我又重新写到这里，我的心又在燃烧了，我的手在发抖，试想我当年的气愤，是已经到如何程度？

　　当时的局势，促使我不得不回家。

　　回到家中，母亲在向我落泪，三个儿子在向我哭诉（最大的只有七岁，最小的只有三岁），我就是铁石心肠的人，也再不能离他们而去了啊！再回顾一下郁达夫，见他已是满脸笑容，已把家庭间的这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全都忘记干净了，好像没有事情一样。

　　国民党的节节败退，武汉局势，已将不保。我们这一家的家运，是已经到了摇摇欲坠的阶段，我们的好心的朋友易君左，他看了我们这个情况，他就邀我们去他的家乡，暂住。他的家乡是湖南汉寿。

　　汉寿，是洞庭湖边的一个鱼米之乡，生活（指费用。——编者）低于其它地方。我为了孩子们，为了老母，为了身边仅有的这一点点钱，我又有什么条件可以不去？去吧！去了再说。于是，大大小小，又从武汉移居到汉寿的北门外，向蔡家租了二间房子。

　　蔡家的房子是易君左给我们找的，一切的用具是易君左给我们借来的，我们的这一个家，表面上似乎风平浪静，有和好如初的趋势，不过，人，毕竟是有灵感的动物，在创伤之后，心灵上所浮现着的，是永远也磨灭不掉的伤痕，每当在夜深人静时，经常会得幻影出许许多多的可怕的想象，正由于这一种幻觉的时时出现，也就会使我对眼前的一切，发生了倦怠和厌弃。前人说过，“哀莫大于心死”，我当年的这一种倦怠，大约也可以称之谓“心死”吧？

　　我居住在汉寿的五六个月时间里，就是以这一种心境来消磨过去。易君左说得很对，他大意是这样说：“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看不出什么，但实在的，他们中间的裂痕，已经到了无可弥补的地步了。”

　　在这中间，我曾向郁达夫讲过：从今后，你只把我当作是一个你家庭中的保姆。为了三个孩子，我将把他们带大。他的“回忆鲁迅”一文，是在我讲过这话以后写成的。那时，他是不开心的。

　　1937年的夏天总算在汉寿勉强过去，一到初秋，福州的陈仪又有电报来催郁达夫返闽。郁将我和孩子，暂时仍留在汉寿，他对我说：汉寿大约一时可以暂保。他就一个人逍逍遥遥的走了，到福州去了。

　　离家以后，每天都有明信片和电报来，告诉我旅途情况，不过在明信片上收信人这一栏里，他是写的郁王映霞，这样的写法原也可以，但在郁达夫，过去是从未有过的。还有，信里面的措辞，似乎也在用双关的词汇，从他离开汉寿，抵达福州为止，我共收到过他六张明信片。都是沿途所寄，不过没有在明信片上提及将去星洲的事情，到福州没几天，又来了电报，要我们大家马上经湖南去福州。

　　从汉寿到福州，是一段绝不平常的辛苦途程，何况又在战时。我带了老小，带了一家行李，就一段一段的挨到长沙，在长沙又适逢大火，老小五人是都从大火中冲上了开往江山的火车，行李已照顾不到的了。心里想，该是可以安定下来了。车到江山时，有我的在浙江建设厅工作的胞弟来接，乱离中姊弟相见，应该格外亲热，但从车站得来的消息谓，长沙火车站上的行李，已全部烧完了。不料正在这时我弟弟又对我讲，他说：“大姊，怎么你们人还未到，达夫倒已有七八个电报到浙江省政府及各厅来查问你这个人，你们在搞些什么，怎么会到浙江来查问你的？”经我兄弟一问，我明白了，原来福州的郁达夫因为久等我们未到，便又以为我已带了老母和幼儿去浙江和人去同居了。想不到这一个知识分子，头脑竟简单昏庸到如此。

　　此时，母亲又哭哭啼啼的不愿跟我去福建，她说：“别人跟了女儿出门高高兴兴，我跟你们出门呵，连这一条老命也要送掉了，行李丢尽还要吃这些冤枉。”她又大哭起来。我和弟弟劝慰之再，总算才答应了仍旧随我同行。

　　在没有办法中间的办法，我只能忍气吞声地第二天从江山出发，翻仙霞岭而到达了福建的浦城，浦城县的县长是和我们熟的，他说：“郁先生昨天就来电话问过，问你们有没有到，现在，我看还是先打一个电话到福州，告诉他你们已到浦城的消息。”问我如何？我自然只能答应。

　　没有多久，郁的电话来了，他说：教我带一个大的儿子去福州，他和我们一同去星洲，其余的两个孩子，连同母亲暂时住在浦城，请县长照应。

　　次日清晨，我别了母亲，别了两个还不懂事的孩子，带了一个大的，乘车去福州，到福州之后，郁达夫也未向我提及有电报去浙江的事情，我也不去问他，他还以为他的这些举动，我一点也不晓得。不过看他面部的表情似乎有很得意的神情。

　　随后是忙于做护照买船票，上船到香港，有朋友来接，自有一番照例的热闹，我对于这一次出门，出国，一点儿也感觉不到有什么开心，心灵中在遥念着的，是在浦城的母亲和孩子，这次匆匆的别去，又不知何日再能见面。

　　郁达夫么，喜笑颜开，已见不到他昔日的阴暗脸色了。

　　我们乘坐的，是比较大的邮船，经过马尼拉时，还上过岸，一直到快要到新加坡时，在这中间，我的心境没有开朗过，总感到此生此后渺渺茫茫，不知何处是我的归宿？又想到郁达夫寄到汉寿的几张明信片，词汇中隐隐约约，绝不是可以一帆风顺的。……想着想着，不知不觉我们乘坐着的轮船，已经靠了星洲的海岸了。讲时间，这正是一年将尽的1938年的圣诞节。

　　高高的椰树是多么迷人，再环顾周围的一切景色，已完全是南国的风光，在汽车驶向新居的途中，郁达夫向我说：

　　“你在这里该没有什么人认识了？我和你可以在此地终老？”

　　我听了，虽然懂得他说这话的意思，我只向他笑笑。没有接他的下文。

　　到星洲以后的生活，也体会不出快乐和忧愁，终日只是平淡淡的过去。只有一样使我奇怪的，是怎么几个月来，我没有收到过国内兄弟，亲友间的来信，使我感到无限的寂寞和惆怅。后来一直到我离开星洲时才知道，我的所有从国内寄来的信件，是都被郁达夫扣留了的。

　　到了星洲以后，郁达夫在文章上写，在口头上讲，还认为不够出气，最后据说他写了不少诗词，寄给香港出版的《大风》杂志了。这大风杂志出版后寄到新加坡的时候，郁还亲手捧了一本送给我，要我看他的大作“毁家诗纪”。

　　我一看内容，知道这所谓毁家诗，有的是他从前从福州寄到杭州来的，还有的，是他离开汉寿到福州去的中途，寄回汉寿来的明信片上所写过的，怎么一变，现在就变成了毁家诗了呢？很使人费解。

　　自从在1939年的春季我读了郁达夫的毁家诗以后，我只写了两封信给香港的，我并不认识的陆丹林，题名为“请看事实”和“一封长信的开始”，陆丹林把它在后一期的《大风》上登载出来了。至于和他在日常生活中，我们没有争吵过，也已经用不着再争吵，但我们也不经常讲话，我终日在考虑着的，是怎么样才能够和他分开，怎么样我才能够回中国去。

　　不久，我到距新加坡80里的一个叫廖内的地方去教书，我有一个同学，他和她的丈夫在那边办了一所学校。廖内又名廖岛，地方清洁安静，很少能听到汽车的喇叭声，我这个姓李的同学，她们两夫妇在这个岛上居住了多年了。他们知道我的家事如此，便邀我到他们学校里去教教书，藉此可以散散闷。

　　我去了不到一个月，郁达夫写了一封百般污蔑我的信，寄给这个学校的校长，因为校长，是不明白我们家庭里的纠纷的。这是郁达夫爱做的事情，他总喜欢在不知道我，不明我们家庭的内幕的人面前乱说，我考虑到学校影响，只能重返星洲。我回新加坡之后，思之再三，觉得郁的神经或许有问题，若长此以往，我又怎么能受得了？不如各走各来得痛快，我就向他提出了无条件离婚，他说，我不答应。我只好请朋友劝说，请报馆的同事劝说，总算答应了签字离婚。他说：你出国的护照是不还给你的。

　　新加坡社会的规章是：没有出国的护照，是不准申请回国的护照的，这又使我为难了，怎么办呢？他把我的护照是放在报馆的保险箱里，钥匙是藏在他内衣的口袋里。

　　为了我自己想逃命，想离开他，我只能做了一次平生从未做过的事情，就是等他酒醉时，我取了他口袋里的钥匙，总算才取到了我的出国护照，还取到了在这两年中国内亲戚朋友寄给我的信件。啊！原来如此。难怪我收不到任何人的信了！真开心啊，这是我到星洲以后的第一次开心。

　　我没有人认识，不懂怎么去做护照。这个时候，幸亏新加坡中华书局里有一个职员黄先生（已经忘记了是怎样和他相识的），他帮忙我领到了护照，帮忙我买到船票以及送我上船。那时真使我感激万分，现在想起来，都还在感谢他，想不到世界上也竟会有这样的好心人，而我竟会得碰得到，这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我终于在1940年的九月间，独自个离开了新加坡，离开了这个无情无义的负心人。

　　附：

　　致王观泉夫妇的一封信

　　王叔叔，鲁老师：你们好！

　　王叔叔七月九日的复信收到了，谢谢你们的关怀。

　　听丁先生（即史料专家丁景唐。——编者）说，他本月十八日启程赴哈尔滨，他前些日子写给你们的信上，据说已提起过，你们总已知道了？

　　我的一些想带给你们的抄件等，都可以由丁先生便带去哈，这使我多么高兴。

　　今附上这一篇文稿，是我最近两日来从回忆里记录下来的东西，内容极为反复烦杂，但其可贵处是都是真人真事，只能算是我向朋友们的汇报吧！汇报我是在怎样的一种环境里苟活过来的，幸得我至今犹存，还能够遇见像你们这样的有正义感的朋友，我是多么的幸福！

　　这篇东西，当然写的水平不高，但在我写它的时候，心坎里是又翻腾了一下四十多年前的悲惨遭遇的，这是不容易熬过来的啊！现在，请将它作为材料也好，插到什么文章里也好，再或者请费心加工，把该插入的的明信片插进去，单独作为投稿亦可以，究竟如何，一切还望全权酌夺。天气这样热，我再以这麻烦的事情来拜托你，实在歉疚万分！就此祝你们好！

　　王映霞81.7.15

　　编者按：

　　本篇，与王映霞另一篇回忆录《在抗战的年代里》及王映霞的信，都是由学者、史料专家王观泉先生推荐给本刊的，同时还附了本刊老主编牛汉当年写的审稿意见。牛汉认为：王映霞作为当事人的回忆是有价值的，与本刊已刊登的钟敬文所写《关于〈阻郁达夫移家杭州〉》一文，互为补充——钟文对王略有微词，而王文回避了许绍棣，现在我们都予以刊出，让读者客观地评议好了，也供现代文学史研究者参阅。

　　但不知何故，王映霞回忆录并没有在本刊刊出。

　　我们赞同老主编意见。虽然几十年过去了，关于郁、王毁家经过，各种传记、回忆也有描述，但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带着那时真切微妙的内心感受，依然让我们有目击历史的现场感。两篇回忆录，大半重复，限于篇幅，本刊选用一篇。未刊回忆录中有一些相关史料，或补充细节，或交待前情，撮要如下：

　　一、郁达夫到丽水前的情况

　　“七七事变”后，王映霞听从郁达夫的安排，带一家老小从杭州到富阳投奔郁达夫的二哥，后又随二哥一家搬到富阳的南岸环山。

　　木叶萧萧，时候已届寒冬，我们还只住了两个多月。外面但听人说，富春江也快要封锁起来。富春江若一封锁，则我们的水上交通就断，就只有到十里外的场口这一条通道了。我心里想，这个时候郁达夫如果能回富阳来，则我将一定要和他同去福建的，一家同在一处，让我紧张的心情也好松弛一些。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我打算单身再到富阳城里去打听一下消息，不料就在富阳城里的街上，碰到了程远帆。

　　程远帆是浙江的财政厅长，也是我们从上海搬来杭州住下后才认识的。这时他刚从杭州到金华去，路过富阳，听说富阳是郁达夫的家乡，便下来找找我们看。不料，就在街上遇见了我。

　　据他告诉我说，我们现在住的环山不能久住，若一旦富春江被封，则环山到富阳的交通只能依靠十里外的场口镇，场口又是一个小镇，容纳不了许多人，他劝我们还是出来，走出这个小圈子，从金华方向走，先到金华，住定之后，然后通知郁达夫，要他马上来接。

　　对程远帆的这个建议，我是完全同意的。但如今即将封江，富春江若被封，则我们又如何能出来呢？

　　程远帆叫我不要着急，说：如果富春江被封，他会去向富阳县的县长解释一下，并向县政府借用一条木船，把我们一家老小，从环山再接回富阳，去县政府再设法住一宵再走。程远帆自己，马上要回杭州去，过一天，他就会带一辆卡车，到富阳来把我们全家接往金华的。

　　我当时听了他这一番话，觉得不论往后如何，在目前，这实在是一个忠厚长者的肺腑之言。

　　于是，我只能别了程远帆，马上再回环山去，向母亲把这一个计划讲了。母亲听了，也认为这计划不错。于是再整理行李，再别了养吾。我们这一家老小，用木船重新又把我们装回富阳。

　　第二天程远帆的车子从杭州开来富阳，我们这一家就搭了他的车子直到金华。到金华住定后，马上去信福州，告诉郁达夫我们已经到了金华，盼望他能到金华来把我们接走。

　　谁知到金华不久，大约是要过春节的时候，听说浙江省政府要搬到丽水，从丽水去江山再到福建的浦城，是比较容易。至于我们家住金华和住丽水也是相仿，何不就在大家搬家的时候，我们也搬到丽水去住呢？这念头一转，索性一搬再搬。在1937年的冬日，我们老小六人租下丽水燧昌火柴公司的两个房间，住定了下来。

　　燧昌火柴公司在丽水的房屋两层楼，既新且大，这次搬到里面去住的有浙江省政府，民财建教四厅还有省政府属下的附属机构，里面的房子，是可以论间出租的，我们虽说非厅非局，但也因为有熟人可以通融，居然也住了进去，伙食可以包在里面的大厨房里，在里面住家，既省钱又安全。

　　教育厅厅长许绍棣，他妻子于两年前病故。他带了三个女儿，也和省主席黄造雄一样，住在燧昌公司里面和我家邻近，两家的小孩，也总在一起玩耍。

　　1938年春天，郁达夫从福建回到丽水，说是将去武昌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的设计委员，把我们也一同接去。我才私心自慰，这是再好也没有的事情。

　　二、对郁达夫的态度

　　《在抗战的年代里》一文结尾，王映霞写道：

　　和郁达夫做了十二年夫妻，最后虽至分手，这正如别人在文章中所提到的，说他还是在爱着我的，我也并没有忘记他。而今是人天相隔，已经四十五年，他的形象，他的喜怒哀乐变幻的神情，我依然是存入心底深处。

　　最后，谨向保存并提供了珍贵史料的王观泉先生致敬致谢！

    （实习编辑：郑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