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隔绝
尽管在沈从文精神困顿之际，得到了梁思成、巴金等朋友的关心的鼓励，但他最初的转变，应当来自他在1949年8月正式调入北平历史博物馆，被分配在陈列组工作，临时性任务有抄写文代会时事宣传橱窗内图片说明，主要工作是在库房清点登记馆藏文物，编写文物说明，抄写文物卡片。虽然像前面引用过的文字那样孤独和迷茫，感受到“生命的隔绝，理解之无可望……”，有领导来视察，安排他作文物讲解，他早早到来，但一听说来者是他的学生、已任北京市副市长的吴晗，就转身躲开了，那心情定然是复杂的。关于当时的处境，沈从文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里这样写：
“记得当时冬天比较冷，午门楼上穿堂风吹动，经常是在零下十度以下，上面是不许烤火的。在上面转来转去学习为人民服务，是要有较大耐心和持久热情的！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组织上交给的任务等于打仗，我就尽可能坚持下去，一直打到底。”(出自《沈从文全集》)
有一次郑振铎来看他，面对着这位30年代的文坛老友，沈从文握住他的手，只叫了声“西谛”，眼圈儿就红了。
老朋友蹇先艾、李乔也来看他，见沈从文满面憔悴，不停地咳嗽，心里很伤感。沈从文看见了他们的伤感，反而内疚起来，反过来安慰他们，还把他们带到公园里吃茶，陪他们聊天，给他们讲笑话。
巴金在一封信里对沈从文这样说：“朋友中待人最好、最热心帮忙人的只有你，至少你是第一个。”此时，轮到沈从文需要帮助了。1955年11月21日，沈从文给老乡兼老友丁玲（时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写信，说：“帮助我，照这么下去，我体力和精神都支持不住，只有倒下……让我来看看你吧，告我地方和时间。我通信处在东堂子胡同廿一历史博物馆宿舍。”
丁玲没有如期而来，而是把信转给了刘白羽（时任中国作协书记处第一书记）和严文井（时任中宣部文艺处长），并在附信中说：“去年他老婆生病想进协和，陈翔鹤同志要我替他设法，好像不去不行……现在又来了这样一封信。……这样的人怎么办？我希望你们给我指示，我应该怎样同他说？”
时隔半个世纪，我仍然能够感受到他的憋闷与委屈。他曾经拥有健美俊逸的文字，它是由故乡阳刚的生命冲动和水质的青春气息共同打造的，他的每一个字，都会唤起我们的热情与想象。然而，时代没收了他的笔，让他痛惜，而转型时代里的明暗人性，更让他疼痛。此时的他，只能困守围城，在晨晚的昏黑中，独自面对那些苍老而冰冷的古物。午门西边拐弯处，在一间小小的展室里，布置了古代酷刑展，那些曾经用来敲骨吸髓、凌迟剜肉的刀具，阴气逼人，那一瞬间，他一定会感到阉割般的痛感，他甚至无法判断，湘西那个阳气充沛、温润明亮的世界，是真实，还是梦境。
或许沈从文和丁玲都没有想到，刘白羽向周扬（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兼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汇报后，周扬做出了积极回应，让丁玲、严文井等去看望沈从文，听一听沈从文的想法。丁玲等人没有去，但王冶秋（时任文化部文物局副局长）去了，与沈从文谈了两小时，表示可以安排沈从文去作协搞文学写作，也可以搞文物研究。但沈从文当时说：“没有主意，脑子乱得很。”搞创作，怕受批评；搞文物，怕受轻视。
沈从文就是在这个时候，收到吴仲超院长的邀请的，也是在这个时候，收到前文提到的《调沈从文到故宫博物院工作通知》。1956年4月10日，沈从文在给沈云麓信中透露：“我可能去故宫专搞绸缎，因为已经有了点常识。”一个多月后，在给沈云麓信中又说：“我大致要调到故宫搞丝绸专馆，已有公事。”6月10日，又说：“工作已调过故宫搞丝绸馆，一时还不能去。”
（图注：1959年，沈从文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新陈列室做解说员。内山嘉吉摄）
艰难的选择
如郑欣淼先生文中所说，沈从文在几经踌躇之后，最终还是“没有来”。“没有来”的原因，沈从文自己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我为什么始终不离开历史博物馆》一文里写了，却没有写得太明白。我揣摩他的心境，一是因为年事已长，“人老了，要求简单十分……白天不至于忽然受意外冲击，血压高时头至于过分感觉沉重，心脏痛不过于剧烈，次数少些，就很好很好了”。
但今天看来，这些都像是一种推托之辞，因为在当时，沈从文才54岁，还没有到老眼昏花、无法工作的程度。1956年，沈从文和他的新文学伙伴们，大都年过五旬，且高居庙堂。其中，茅盾60岁，任文化部长；郑振铎58岁，任文物局长；老舍57岁，任北京文联主席；丁玲52岁，任中国作协副主席。对于一个作家（知识分子）来说，30岁是青春期，50岁正值青春，70岁仍然是他创造的盛年。青春的他们与青春的中国相遇，正可以完成他们一生中最重要的创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跃跃欲试的老舍。老舍之子舒乙先生回忆他父亲20世纪50年代写作状况时说：“跟延安、国统区来的许多作家心态不一样，老舍心想自己是穷人出身，在很偶然的机会下免费上了学校，没上过大学，亲戚都是贫民，在感情上觉得跟共产党有天然关系，跟新政府是一头的。毛泽东认为知识分子是小资产阶级分子，要脱裤子割尾巴。一些作家受到精神压力，谨慎小心，有的做投降状，生怕自己是否反映小资情调？是否背离党的要求？很多作家不敢写，写不出来。而老舍没有顾虑，如鱼得水。”
老舍根红苗正，与人没有仇怨，而且有来自最高领袖的亲切关切，老舍春风得意。汪曾祺曾经回忆过一个细节：有一次，老舍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
沈从文没有正面评价过老舍。但，不评价，不等于没态度。多年后，他被年轻学者问到您跟老舍熟不熟？他说：“老舍见人就熟。这样，反倒不熟了。”再被问到老舍的幽默作品好不好？他回答：“我不太熟悉。”
尽管身处“主旋律”边缘的沈从文，已经成为革命文学的“多余人”，他的处境，如他在“文革”中的申诉材料所写的：
“和一般旧日同行比较，不仅过去老友如丁玲、简直如天上人，即茅盾、郑振铎、巴金、老舍，都正是赫赫烜烜，十分活跃，出国飞来飞去，当成大宾。当时的我呢，天不亮即出门，在北新桥买个烤白薯暖手，坐电车到天安门时，门还不开，即坐下来看天空星月，开了门再进去。晚上回家，有时大雨，即披个破麻袋。我既从来不找他们，即顶头上司郑振铎也没找过，也无羡慕或自觉委屈处……”
但是，假如说沈从文的心底没有创作的冲动，也绝非实情，特别是1949年之后的时代气象，也让他无法保持真正的冷默。1949年，他就在书信里写道：“让我生存来讴歌这个新的时代的秩序，岂不是比促我毁灭为合理？”
但文学创作，依旧是艰难的。因为此时，在国家的授意下，中国大陆文学正在呈现强烈的“一体化”倾向，而且有着严格的“准入制度”，从旧时代来的知识分子，不脱胎换骨，就进不了社会主义这个门。有评论家甚至将中国当代文学命名为“国家文学”，即“由国家权力全面支配的文学”，“是被完全改造、整合、纳入到国家权利范畴之中的意识形态”，“而且它还充分自觉地履行了这种表现或代言的职能与使命，即它是充分自觉地服务于国家权力目标的。”在这种情况下，追求诗意与宁静的沈从文，无法与阶级斗争的暴风骤雨实现语言对接。即使如茅盾、巴金、老舍这些新文学巨匠，也同样举步维艰，他们后来的命运，都证明了这一点。
相比之下，博物馆那些具体而细微的工作、古色斑斓的文物，还是使他心有所寄。那颗因无法融入时代、不能再写出从前那样流丽文字而倍感焦虑的心，也一点点平复下来，除了“死心塌地地在博物馆作小螺丝钉”，他已别无他念。他开始努力学习毛泽东着作，尝试着用《实践论》，指导他“研究劳动人民成就的‘劳动文化史’、‘物质文化史’，及以劳动人民成就为主的‘新美术史’和‘陶’、‘瓷’、‘丝’、‘漆’，及金属工艺等等专题发展史”。“这些工作，在国内，大都可说还是空白点，不易措手。但是从实践出发，条件好，是可望逐一搞清楚的。”
沈从文最终选择文物研究，或许深藏着一个不言自明原因：与那些心急火燎地走进新时代的文学创作相比，文物研究相对静态、单纯，意识形态色彩相对较弱，尽管同样需要掌握“历史唯物主义”、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但面前的文物，毕竟是华夏几千年文明的物化体现，传承着我们民族数千年发展中最高等级的生命潜流和精神气脉，千百年间，人们的月下歌舞、江边咏唱，都凝聚在上面，我们整个民族蓬勃浩大的文化记忆和文化认同，全靠它们整合和统一。它们不是一朝一夕间完成的，它们的价值也不是一时一世的，而是深远的、超时代的。那是一条真正意义上的长河，收纳了人世间的所有真相，历经颠簸和迂回，却依旧宽厚和坦然，水边成长的沈从文，更容易体会到它的仁慈与悲悯。所以，在博物馆里，他看见的并非仅仅是具体的文物，他看到了河流的长度，看到了深邃时空中的美、聪明和善良。那条大河教育了他，让他内心释然，懂得宽悯、原谅、珍惜，他从来没有离开过他心中的长河，他的内心终于因为那条长河而通体透亮。
当时的情况是，除了为历朝历代的农民运动和阶级斗争提供物质佐证之外，这些文明的碎片正日益受到年轻人的冷落。沈从文回忆：“老一辈‘玩古董’方式的文物鉴定多不顶用，新一辈从外来洋框框‘考古学’入手的也不顶用，从几年学习工作实践中已出问题。同级研究工作人员，多感觉搞这行无出路，即大学生从博物馆系、史学系毕业的，也多不安心工作。我估计到我的能力和社会需要，若同样用五六年时间，来继续对文物作综合研究，许多空白点，一定时期都可望突破，或取得较大进展。我再辛苦寂寞，也觉得十分平常，而且认为自然应当，十分合理了。”
同样从事文物研究，他为什么选择留在历史博物馆而没有去故宫，他没有说。在我看来，以故宫顾问的身份帮助故宫开展文物研究，或许（历博与故宫）二者可以兼得。
（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