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胡赳赳

　　铃木大拙是日本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支“保守力量”，他从幼时起就向往平静的僧侣生活，并且由于祖母和母亲都与佛教亲近，他得以在中学时代就拜一位禅宗为师。25岁时，他的精神性成长进入到一种飞跃的体验，他获得了开悟的经验。

　　这种体验在很多学人身上发生过，据钱穆的弟子讲述，钱穆年轻时喜欢静坐，有一次为故去亲人守夜时，一声鞭炮响将他从打坐的状态中惊醒，他生发出一种说不出的、前所未有的感受，他感到腹部有暖流在通过。

　　由于这种精神性的体验只能自证自受，因此无法获得旁人的支持。除非那也是一个已经将精神提升到相同或更高境界的人。因此，关于这种精神性的体验统统被称为东方神秘主义或玄学。

　　而在东方内部，他们的方法却区分得很开。首先有印度之学和中国之学的区别，印度则又由印度教和佛教等来划分，瑜珈是其中的基础；中国则划分为儒、佛、道三个主流，他们的共同基础是“天人合一”；而在佛教之中又诞生了只属于中国的“禅宗”，禅宗是在中国本土化的重要心学思想，并且在唐代传送到日本，至今仍对日本文化有处处可见的影响。

　　钱穆作为新儒家代表，影响范围限于东亚文化圈；而比他大25岁的铃木则被称为“世界的禅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使得整个西方文化史发生了一些转向。

　　处于中西文化的接合之处，铃木大拙对东西方世界都带来了持续化影响。

　　由于铃木在年青时代就已经获得超于常人的独特精神性体验，故此他的“见地”和“智慧”成熟得比较早。加之他又很高寿，活了96岁（1870—1966)，因此在长达大半个世纪里，持续地对世界发生影响。

　　另外，他在学校时主修的就是英语专业，这使得他比其他人更易于接近西方。在一次出访美国的宗教大会中，他充当翻译，其优异的表现让美国学者刮目相看。此后，在老师宗演推荐下，他27岁时再次赴美，在一个出版社的学术编辑部充当翻译学者，并在美居留11年之久，期间翻译了《老子》等东方着作。

　　铃木开始为学界所知是赴美的第三年，他正好30岁，正值公元1900年。此时，中国正在发生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入侵事件；日本和欧美则处在一战前的宁静之中，工业革命和现代化的技术制度层出不穷。铃木翻译的《大乘起信论》受到了西方学者的关注。

　　此后他一直在美、欧游历，以翻译为主，兼及一些着述。他的第一本学术着作出版于他37岁时，名字叫《大乘佛教概论》。这样一本关于佛教史的着作，仍然只能看出他的学识，对于他思想上的独特领悟，却只是一个未曾释放的能量库。他像许多学者一样，只是发表一些论文。但在40岁回到日本，进入大学从事关于禅宗思想的研究和教学工作之后，他迎来了自己的爆发期。他的一本本论着皆是这些工作的结晶，其中大部分是由英文写就。这些着作就此成为接引西方人亲近禅宗的入门阶梯。

　　他个人独到的思想见解要到整个一战和二战结束时，由于战争造成的创伤引来世界性的迷茫，众人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生命的意义。西方此时产生了“垮掉的一代”和嬉皮士运动。金斯堡、凯鲁亚克等人都是狂热的禅宗爱好者，而他们手上拿着的，正是铃木的论着《禅宗入门》、《禅与心理分析》。

　　西方最重要的知识分子都在看他的论着。荣格、弗洛姆都密切地关注着他的每一篇新文章。海德格尔则直接说：“铃木大拙说的每一句话，都是我想表达的。”

　　但是现代性的异化依然故我，战争的创伤平复、存在主义热潮之后，禅宗与西方思想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合流进入潜伏期和分化期。信息革命的技术浪潮接管了全世界。而铃木的影响力仍在发挥功效：他的再传弟子乔布斯发明了苹果电脑和手机，开始了苹果禅的传教运动。

　　禅具有“超理性”、“超逻辑”的性质。在铃木大拙眼中，懂学术的胡适未必懂禅。

　　从1920年代开始，胡适就与铃木辩论中国禅学史。胡适约小铃木20岁，但是就对西方学界的影响而言，可能他受到的关注更多，毕竟铃木只专注于禅宗领域。在1949年夏威夷大学东西哲学会议上，两人辩经达到了顶峰。《哲学期刊》随后刊发了他们的论点。

　　二人初交时，胡适为铃木撰写书评，铃木阅后对胡适大加赞赏：“胡氏‘神会遗集’是根据同氏在巴黎发见敦煌诸写本而成，眼光锐敏，整理精致，实堪钦佩，至于出发于科学的见地和处理才能，更令人叹为观止。”

　　然而，胡适的研究却认为禅宗在“造假”：“禅宗佛教呈百分之九十，甚或百分之九十五，都是一团胡说，伪造、诈骗、矫饰和装腔作势。我这些话是说重了，但是这却是我的老实话。”他抨击神会这个公元8世纪的和尚为“大骗子”和“作伪专家”，而神会却是铃木在着作中经常引用并推崇为慧能最重要的传人。

　　铃木就差直说胡适不懂禅了。他认为一个没有进入禅的经验的人，是没有资格研究禅学的。因为禅学的核心要义是“禅的生命始于开悟”、“在禅宗史上，一定有某种把想象和事实编织在一起的必要性”、“悟可以解释为对事物本性的一种直觉的察照，与分析或逻辑的了解完全相反”。

　　铃木说胡适不懂禅正在于禅的特殊性：“禅是一种实际的、个人的体验，不是一种可以用分析或比较方法获得的知识。”

　　一部分学者认为，研究思想史，“历史事实优先原则”必须遵从，对历史资料的整理一定是研究的基本功之一，但是，既是研究禅宗思想史，那么究竟什么是禅，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亦不能轻率忽视。对“禅”之本质的把握仍需切实考量。

　　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中记载着胡适对铃木“恨铁不成钢”式的惋惜之情：“作为他的一个朋友和研究中国思想的历史学者，我一直以热烈的兴趣注视着铃木的着作，但对他的研究方法，却也一直未掩饰过我的失望。他使我最感失望的是——根据铃木本人和他弟子的说法，禅是非逻辑的、非理性的，因此也是非吾人知性所能理解的。”

　　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禅具有“超理性”、“超逻辑”的性质。从这个角度而言，胡适真的很懂学术、不懂禅。

　　铃木大拙之所以能屡次在“禅”这样一个非热性话题上引发出版热，是因为他对禅有开悟的经验。

　　铃木继在80年代影响过大陆学界后，再次在21世纪引来更多人的关注。

　　那时他和萨特、海德格尔等思想家一样，成为许多青年学子心中的秘密导师。如今成为艺术界大师的徐冰就深受过铃木的影响，至今其大受欢迎的作品中仍有“禅”的意味存在。

　　而他的书《铃木大拙说禅》早在80年代末期就被译者张石翻译成中文，但直到近两年才得以出版。这可能是翻译得最好的一个版本。铃木的作品很难翻译成恰当的中文，因为译者必须对“禅”有所体悟，才能找到准确的译法。这也是他的作品看起来很费劲的缘故。

　　早在五年前，刘大悲和孟祥森就翻译过铃木的《禅与生活》，这实际上是两本书的规模，包括《禅与生活》和《禅与随笔》。但翻译得不够通俗，让一般读者很难接近。因此该书的出版未造成多大的影响。

　　而海南出版社从2014年开始，陆续重新组织翻译出版“铃木大拙禅学经典”，第一辑即有六本书问世，这将会系统性地推动铃木在中国的重新落地。铃木的日文版全集有32卷之巨。

　　至今，铃木在北镰仓的三个故地仍有中国游客去朝圣。他早年在圆觉寺学习，墓地在圆觉寺对面的东庆寺。东庆寺办有纪念铃木的学报，每月一期。而他晚年就居住在东庆寺山侧的松冈文库，在那儿治学研究。如今，那里是一片荒草中的孤独院落。

　　（实习编辑：葛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