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情感丰沛的诗歌来表述客观冷峻的历史，从而让历史具备广泛传播的生命力，这被称为史诗或诗史。虽然只是两个字的次序颠倒，表达的却是两个概念。
史诗是一种文学体裁，通常是叙述历史和讴歌英雄的长篇叙事诗，具有庄严的创作基调和神圣的传播使命。比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但丁的《神曲》和中国西藏的《格萨尔王传》。比较奇特的是，创造了诗歌传奇的汉民族，却没有留下一首公认的史诗。哪怕在唐朝，这个既有辉煌历史又有诗歌土壤的时代，依然没有酝酿出史诗。这不能算汉族文化的缺失，只能怪中国诗歌发展得太快。
纵观史诗，都带有一种原生态的气息，或者说是原始崇拜的意识。浪漫而丰富的想象力和溢于言表的激情，是史诗的鲜明特色。所以从诗歌发展史来看，史诗代表着初始阶段，之后才逐渐由叙事转变为抒情，由写实发展成写意。而中国的诗歌（这里偏指汉族诗歌）从一开始就抒情了，缥缈的意境游荡在《诗经》的字里行间。
钱钟书说：“中国没有史诗，中国人缺乏伏尔泰所谓的史诗头脑，中国最好的戏剧诗，产生远在最完美的抒情诗以后。纯粹的抒情诗的精髓和峰极，在中国诗里出现得异常之早。”（《谈中国诗》）反而到了诗歌巅峰的唐朝，记录历史现实且夹叙夹议的诗，才成为中国诗歌成熟标志的一种类型。只是这类诗更多关注底层社会，还原历史本貌，在基调上也比较低沉苦闷，与澎湃激昂的史诗风格大不相同。专家们把这类诗称为诗史。
杜甫的诗，基本就是诗史的代名词。唐朝由盛而衰的历史变革，为杜甫的诗史提供了极具戏剧冲突的背景与素材。加上他忧国忧民的情怀和细腻流畅的笔触，成就了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当之无愧的“诗圣”地位。我们通过杜甫的诗看安史之乱，通过白居易的诗看中唐危机，通过韦庄的一首《秦妇吟》看唐末黄巢起义……这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都是诗史，共同构成了唐朝波澜壮阔的历史。
在唐诗中读唐史，可以在杜甫、白居易的诗中读懂社会，在李白、王维的诗中读懂人文，在宫体诗中读懂朝廷，在边塞诗中读懂战争。白居易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这种与时俱进的文学创作理念贯穿了唐朝，所以唐诗中反应出的唐朝历史，一直都是重要的史料。唐诗与唐史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乃至史学界对唐朝的阶段划分，都会参照文学界对唐诗发展阶段的划分方式，分为初唐、盛唐、中唐和晚唐。
四唐的划分方式，最早明确地出现在明代高棅所编著的《唐诗品汇》中。这是根据在不同阶段的社会环境中，唐诗创作所呈现的风格差异来界定的。由于唐诗发展的承袭与相融性，阶段之间的过渡会有些模糊，所以高棅对四唐划分的节点并没有像史学考究那么严谨。目前仍存在着四唐划分的不同版本，不过大体方向是一致的。
从唐高祖李渊开国到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公元618年至712年）为初唐。这一阶段的历史经历了唐朝开国、贞观之治、永徽之治、武皇统治和神龙政变，整体上国力强盛，政治清明，对外战争无往不胜，文治武功皆达到鼎盛状态。这一阶段的唐诗在上层社会中延续了辞藻靡丽的六朝遗风，形成以“文章四友”（崔融、李峤、苏味道、杜审言）为代表的宫体诗派，用文字来歌颂朝廷。而在民间则澎湃着建功立业的热血激情，冒出一批致力扭转文风，强调骨气的年轻人，他们把诗歌题材扩展到更为广阔的天地江山。最出名的就是“初唐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NextPage]
从唐玄宗开元年间到唐代宗永泰年间（公元713年至765年）为盛唐。这一阶段的历史经历了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是一次盛极而衰的改变，唐玄宗一手创造了盛世，又一手将其摧残。这一阶段的唐诗迎来空前绝后的大时代，不同风格百花齐放，不同思潮百家争鸣。浪漫主义诗人李白张扬着盛世的傲气，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感怀着乱世的悲情；诗仙与诗圣，成为唐诗天空里最耀眼的双子星。此外一边是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派，一边是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一边是恬淡自然，一边是雄浑瑰丽，形成两道鲜明的风景。
从唐代宗大历初年到唐文宗去世（公元766年至840年）为中唐。这一阶段的历史经历了藩镇割据、两税改革、元和中兴、牛李党争和甘露之变，国家进入内政外交的动荡时期，百姓深受多重剥削之苦，民不聊生。这一阶段的唐诗在以“大历十才子”为代表的大历诗风过渡之后，逐渐消磨了恣意汪洋的盛唐气度，开始显露出刻意雕琢的匠气。有一派诗人追寻屈原“发愤以抒情”的思想，倡导奇崛险怪的诗歌主张，并在创作中以苦吟为乐。韩愈、孟郊和贾岛是其中的代表。但同时也有白居易、元稹等人秉承了杜甫的现实主义精神，发起新乐府运动，强调诗歌要关注社会，反映现实，通熟易懂。
从唐武宗会昌年间到唐哀宗被逼禅位（公元841年至907年）为晚唐。这一阶段的历史经历了会昌灭佛、大中之治、黄巢起义和朱温篡唐，积病难返的唐朝尽管在唐宣宗的励精图治下出现短暂的安定繁荣，终究还是在民变和藩镇之祸中走向灭亡。这一阶段的唐诗如同这个朝代一样出现了回光返照，李商隐的深情婉转和杜牧的清丽明快，把诗歌推向又一个高潮。随着社会越来越混乱，积极批判现实的皮日休、杜荀鹤，和消极避世隐逸的司空图、韩偓，成为晚唐诗坛的两大流派。只是对很多人来说，这些名字已经有点陌生了。
梳理唐诗的发展脉络，发现无论在唐朝哪个阶段，都如社会矛盾一样，会有两个主流的派系对立依存。这种对立是基于诗歌创作的宗旨、体裁、题材、风格，乃至创作态度等方向上的不同。在文化多元的唐朝，这种对立并不互相压制，而是共同创造了诗歌的繁荣，也从不同角度记录了历史。
初唐：《七德舞》中的大唐开国和贞观之治
七德舞？节选（白居易）
太宗十八举义兵，白旄黄钺定两京。
擒充戮窦四海清，二十有四功业成。
二十有九即帝位，三十有五致太平。
功成理定何神速，速在推心置人腹。
亡卒遗骸散帛收，饥人卖子分金赎。
魏徵梦见子夜泣，张谨哀闻辰日哭。
怨女三千放出宫，死囚四百来归狱。
剪须烧药赐功臣，李勣呜咽思杀身。
含血吮创抚战士，思摩奋呼乞效死。
《七德舞》即《秦王破阵舞》，起初只是秦王李世民编纂的军歌。在他十八岁“举义兵”晋阳起事，十九岁“定两京”改隋为唐，二十四岁“四海清”平定天下的过程中，这首进行曲不断鼓舞着士气，最终奏成了凯歌。二十九岁李世民发动玄武门政变，登基为唐太宗后，命魏征、虞世南等人重新编写歌词，并亲自编排成为宫廷乐舞，为自己歌功颂德。《左传》中将帝王之德列为“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七件大事，而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也正是努力实践着这七件事。所以在贞观七年，也就是唐太宗三十五岁“致太平”那年，《秦王破阵舞》更名为《七德舞》。
传说魏征每次陪侍朝宴时，一上演这出杀气腾腾的《七德舞》，便只顾低头吃菜，从不正眼直观。只有换成节奏舒缓，展示歌舞升平的《九功舞》时，才会看得津津有味。唐太宗问他这是何故？他说如今天下平定，不希望再看到以武力来争强好胜，陛下应该以文德治国才能长治久安。唐太宗欣然接受了魏征“偃武修文”的政策。
太宗之德，除了七德外，还有善于纳谏；而魏征之谏，除了直言外，又巧在善用时机。唐太宗与魏征可以说为历代帝王树立了君臣关系的典范。有一天夜里，唐太宗梦见魏征前来跟他告别，半夜惊醒时泪流满面。第二天一早，就传来了魏征病逝的噩耗。另一位大臣张谨去世那天本是禁哭的日子，可唐太宗任是没有忍住眼泪，失声痛哭起来。[NextPage]
对待那些跟他一起打天下的弟兄们，除了赐予李姓这种荣耀外，唐太宗可以亲自为将军李思摩吸血疗伤，可以剪下自己的胡须给功臣李勣做药引。对待阵亡的战士下令全部抚恤安葬，对待卖子的饥民拨给金银让他们赎回骨肉。正是这一系列推心置腹的德行，让李世民得以迅速笼络人心、占领天下，并在短短几年里开启太平盛世。
《七德舞》的史鉴意义，让它在李唐王朝的宫廷里代代流传，只是在席下观舞的王侯将相们，有几人能有魏征那样的心思？元和年间的白居易也是个有心人，“观舞听歌知乐意”——太宗作此舞的意图，岂只是耀武扬威、歌功颂德？他是想以“王业艰难示子孙“啊！于是“乐终稽首陈其事”，写下这首同样以《七德舞》为名的诗。
盛唐：《忆昔》中的开元盛世和安史之乱
忆昔？其二（杜甫）
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
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
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
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
百馀年间未灾变，叔孙礼乐萧何律。
岂闻一绢直万钱，有田种谷今流血。
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
伤心不忍问耆旧，复恐初从乱离说。
小臣鲁钝无所能，朝廷记识蒙禄秩。
周宣中兴望我皇，洒泪江汉身衰疾。
杜甫这首《忆昔》创作于广德二年（公元764年），那时候唐代宗李豫刚刚平定安史之乱，整个社会秩序一片混乱。昔日的良田被马蹄踏尽，倒下的庄稼里还流淌着血水。城市经济生活因物质的严重匮乏而被打乱，一匹绢布竟然卖到万文钱。“洛阳宫殿烧焚尽，宗庙新除狐兔穴。”就连代宗的睿真皇后沈氏（民间称沈珍珠）从洛阳宫中流散之后，一直都没有找到，从此无声无息地消失在历史的烟尘里。
东部各地的藩镇和西部、北部的邻邦趁机作乱，吐蕃国甚至攻进长安，占领京城达半月之久。刚刚收复又遭沦陷，这让京城的老人们情何以堪？都不忍心跟他们提起往事，怕他们又从当年的安史之乱开始絮叨。为了对抗外敌，唐代宗不得不拉拢内援，大封节度使，结果造成更为严酷的藩镇割据。这可真是前门拒虎，后门进狼，朝廷就在这样的内忧外患中渐渐消失了盛唐气象。
回想起开元盛世时，国家是何等富强。贞观初年，全国户数不及三百万。到开元二十八年（公元740年），户数翻了近三倍，超过八百四十万，人口达到四千八百一十四万。正如杜甫诗中所述，就是一个小城市里都有上万户人家。安史之乱前夕，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的户数更是接近九百八十七万，人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达到唐朝的顶峰。
人口数量的激增，带来了人口红利。加上水稻育秧移植的推广，曲辕犁的发明应用等农耕技术的提升，开元年间的农业生产迎来了大丰收。“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物质的丰富，平抑了市场上的物价，老百姓不需要花多少钱就能够丰衣足食。“至（开元）十三年封泰山，米斗至十三文，青齐谷斗至五文。自后天下无贵物，两京米斗不至二十文，面三十二文，绢一匹二百一十文。”（杜佑《通典？食货》）对比一下通货膨胀后的“一绢直万钱”，可以明显看到当时的货品是多么便宜。[NextPage]
可是岁丰年稔，谷贱伤农，这个矛盾又怎么处理呢？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下令把粮食的政府收购价提升了百分之二三十，通过政策调控来保证农民的收益。于是“男耕女桑不相失”，农业生产得到保障，给手工业的发展腾出了空间。而手工业的兴盛，又带来商业的繁荣。齐鲁一带生产的丝织品被运往长安，驿道上商贾的马车络绎不绝。以长安为货品流通中心，“东至宋汴，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千里，不持寸刃。”（《通典？食货》）那时为了方便商人们出行，居然出现了类似现代出租车的“驿驴”服务，真是佩服古人的生意头脑。[NextPage]
唐朝运送货物都是商人亲力亲为，镖局这种服务机构要到明朝才出现。都说江湖道上多凶险，但在开元年间却是“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不持寸刃也能远适千里。据统计，开元十八年全国被判死罪的只有二十四人，创中国历代犯罪率最低纪录。如此国泰民安，祭祀天地的仙乐从皇宫飘往四方，天下百姓和谐相亲，这就是泱泱中华的盛世气象。
中唐：《秦中吟》中的赋税危机和官民矛盾
秦中吟？买花（白居易）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喻：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还记得杜甫那句著名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吗？这样的景象并非安史之乱专有，在中唐的大部分时间里，一直存在着贫富悬殊的社会矛盾。只是由于没有大规模战乱的引爆，这些不公的现象就一直在百姓的忍气吞声和贵族粉饰的太平下，变得不那么露骨。比如这首《买花》所描述的情形。
牡丹花开时节，相约买花的人群让长安变得更加喧嚣。一株开满花朵的红牡丹，竟然卖到二十五匹棉布的价格。如此昂贵的商品，对普通百姓来说只能远观而不敢近玩。有钱人家把花捧回去，又是搭棚筑篱，又是浇水封泥，如千金宝贝般的呵护着。原本就是一株植物，被冠以“富贵”的好彩头就身价百倍。而且“家家以为俗，人人迷不悟”，都认为牡丹天生就是贵族。
如果诗只写到这里，也只是讽刺富豪们的挥金如土。妙就妙在白居易最后安排了一个进城的农民，一语道破天机：“这一丛牡丹，都可以抵得上十户中等人家一年的赋税了！”可是他的感叹无人理喻，只有白居易记录下这热闹繁华背后深沉的悲哀。是牡丹太贵？还是农民的赋税太重？这都是单独的表象，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才暴露出社会的不公。农民们辛勤料理农作物时，富人们在家里摆弄牡丹，而他们买花的钱，却是从农民所交的赋税中瓜分来的。
《秦中吟》组诗共有十首，创作于贞元、元和之际。在贞元后期，唐德宗李适简直就与刚执政时判若两人。李适登基那年（公元780年），为了确保财政收入，同时减轻百姓负担，大刀阔斧地改革税制，推行两税法。并告诫各级官员：“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可到了后期他却大肆增收杂税，包括房产税和茶叶税。唐德宗即位初期倡导节俭，禁止各地进贡。可到了后期他自己却带头疯狂敛财，不仅让宦官向地方衙门直接宣索贡品，还建立宫市，以宫廷采办的名义对民间商品进行不等价掠夺。白居易的《卖炭翁》就是对宫市恶行的无情揭露。
在重赋和官吏的巧取豪夺下，老百姓“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秦中吟？重赋》），大官家里却是“厨有臭败肉，库有贯朽钱”（《秦中吟？伤宅》）。这些达官贵人们只顾着“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哪里管“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秦中吟？轻肥》）官民矛盾持续激化，由不得不发生民变。[NextPage]
晚唐：《时世行》中的黄巢起义和割据混战
时世行？乱后逢村叟（杜荀鹤）
经乱衰翁居破村，村中何事不伤魂。
因供寨木无桑柘，为著乡兵绝子孙。
还似平宁征赋税，未尝州县略安存。
至今鸡犬皆星散，日落前山独倚门。
从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浙东民变开始到中和四年（公元884年）黄巢被杀，整个晚唐有一小半的时间都陷在农民战争当中。唐僖宗调度了各地藩镇的部队围剿起义军，可是这些节度使们名义上打着朝廷的旗号，实际上各有自己的盘算。他们趁着战争扩大自己的割据势力，彼此之间也兵戎相见。在时局变化莫测的情况下，甚至出现反复无常的立场。朱温就是一个朝秦暮楚的典型。
朱温本是黄巢的部将，建立大齐政权的功臣，却审时度势地投降了唐朝。唐僖宗赐他名为“全忠”，让他反攻义军。就在追剿黄巢的过程中，朱温的官职节节攀升，直至使相（既是地方节度使，又是中央宰相）。可他仍心有不足，在攻破汴州（今河南开封），剿杀黄巢之后，便以汴州为根据地，开始编织他的帝王梦。朱温依旧以朝廷的名义东征西讨，偷袭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围剿蔡州秦宗权，东征徐州时溥……
这首《乱后逢村叟》反映的就是黄巢之乱后，割据混战给老百姓带来的苦难。为了给军队修建营寨，村里的桑树和柘树全都砍光了。青壮年们被拉去当兵，只留下孤独的老人倚靠在柴门前苦苦张望。他等不回自己的子孙，哪怕是战死沙场的消息也没有人给传回来。家里的鸡呀狗呀都不知去向，可能早就成了将士们的牙祭。即便困顿如此，也不见官府来安抚体恤，反而同往年一样催缴赋税，一分不减。
杜荀鹤还在山中碰到一个寡妇，情况也是如此。丈夫在战乱中丧生，家园被毁，只能独自守着茅棚，“时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带叶烧。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征徭。”（《山中寡妇》）
杜荀鹤把他途中所见所闻写成十首诗，整合成一组《时世行》献给当时已封为梁王的朱温。他知道此时的梁王已经权倾朝野，希望他得悉百姓疾苦后能为民办点事情。可是朱温哪里理会这些，随便瞟了一眼就把诗稿扔到一旁。他召集才子来府上不是探讨世务的，他要的是一首能隐喻天意的诗。朱温指着天空说：“这天上没云却下起了雨，可知是什么征兆？”聪明的杜荀鹤马上回复了一首：“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朗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
一切都水到渠成。朱温借刀杀了唐昭宗和诸王子，在黄河边处死三十多位朝臣，于天祐四年（公元907年）逼迫年幼的唐哀宗禅位，改国号为梁，定都汴州。朱温从来不愿意使用朱全忠这个名字，因为他知道自己既不会效忠大齐，也不会忠于唐朝。正式称帝后的朱温，给自己取了一个新名字叫朱晃，把自己与唐朝的那点瓜葛切得干干净净。
唐朝由军事集团开国，又被军事集团所灭，由盛而衰走了一个轮回，为中国史书留下恢宏的一笔。煌煌二百九十年的历史，不是几首唐诗就囊括的。又唱唐诗，我愿意花更多的笔墨，在唐诗中解读那些遗落在唐朝的点点滴滴。
（实习编辑：葛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