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红楼梦》不可避免地要跟清代的社会政治结构乃至明清递嬗的历史联系起来，只不过涉猎有深有浅耳。即就浅者言之，也需要知道是书作者曹雪芹是清代的何许人，出生于何时何地，家庭亲族的背景如何，父、祖的身份地位有什么来历，以便知道其写出《红楼梦》这部杰作并非偶然。涉猎深的，则不满足光是知道作者的经历和家庭环境的背景，而是振叶寻根、观澜索源，想追寻作者更为详尽的家族世系，试图弄清楚与作者及其家族相关的每一个人物和事件的真相。
百年来的红学研究，考证派红学事实上走的就是这条路。成果无疑是丰盈的，不仅曹雪芹的家族世系有了较为系统的了解，曹家的亲戚和朋友、亲戚的亲戚和朋友的朋友，以及他们和朝廷的关系的蛛丝马迹，都考论得细如毛发，深若掘泉。以致于有红学变成了曹学之说，引起钟情于文本的读者和研究者的微词。研究者中以已故的周汝昌先生的成绩最为突出，知者称之为考证派红学的集大成。但问题亦随之而来，迄今为止，鲜有此界学人能够共同认可的结论。有此一说，便会有彼一说与之抗论。连大作家的祖籍是丰润曹还是辽阳曹也争论得如同路人。最后连《红楼梦》是不是曹雪芹所撰，甚至有没有曹雪芹其人，都成了疑问。这还是就作者和家族世系而言，此外还有书中书写的内容与明清史事的关系，同样为人们所关注。
《红楼梦》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警幻携住宝玉的手，向众姊妹道：“今日原欲往荣府去接绛珠，适从宁府所过，偶遇宁荣二公之灵，嘱吾云：‘吾家自国朝定鼎以来，功名奕世，富贵传流，虽历百年，奈运终数尽，不可挽回者。’”其中的“自国朝定鼎以来”，不是明写1644年的清兵入关吗？而且“定鼎”一事直接和“宁荣二公”直接相关。第十六回先是凤姐道：“说起当年太祖皇帝仿舜巡的故事，比一部书还热闹，我偏没造化赶上。”然后赵嬷嬷说：“还有如今现在江南的甄家，嗳哟哟，好势派！独他家接驾四次，若不是我们亲眼看见，告诉谁谁也不信的。”此处的对话显然是对康熙南巡的追忆，而且和“接驾四次”的曹雪芹家族相关。这些描写没法不让人将小说和清史联系起来。而曹雪芹的一些友人，如敦敏、敦诚，以及《红楼梦》的钟情者如张宜泉、永忠、裕瑞等，大都是清朝的宗室子弟，他们的诗文每与《红楼梦》相关，于是又成为红楼考史的对象。
问题是《红楼》涉明清史事的部分既有明笔，又有暗笔，事出多方，扑朔迷离，自然引起有考证癖的历史学者的兴趣。于是几代大史学家蜂拥而至，蔡元培、王国维、胡适之等以红学名家的文史通家不必说，中国史专家翦伯赞、明清经济史专家傅衣凌、清史专家韩大成、中外交通史专家方豪，以及五四运动史专家周策纵、思想史专家余英时、经济史专家赵冈，都在红学领域各树一帜。最后连以治人口土地史著称的何炳棣也走进了红学。
我讲上述红学掌故是想说明，黄一农教授《二重奏：红学与清史的对话》的选题及其书写内容，于红学研究于清史研究是完全成立的，是红学研究者并不陌生的选项。而且作者以治中国科技史和中外交通史的专长转而入于此一领域，虽令人稍感意外，细详却并非偶然。前辈学者许多都是这样做的。只是此一选项在今天具有相当风险，如果不能比前贤或红学时流提供更多的可以取信的新材料，极易受到质疑。我与一农相识多年，不是由于红学，而是1992年在德国“纪念汤若望400周年诞辰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提交的论文是《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的角色意义》，不过是勉强能够发挥己长的“出位”之文，一农则是地道的从中西交通史的角度谈耶教东传及其文化冲突的著论。承他宽谅，对我为文的人文气息给予赞赏。从此我们就时不时地能够见面了。他总是带来新的信息。一次他告诉我正在致力于向台湾小学生推广计算机。还有一次他说王征的故事其实可以写一个电影脚本。他作为科技史专家的奇思妙想常令我这个念文学出身的人自叹弗如。还有一次，就是接到他来到北京之后的电话，说已开始涉身红学了。我陪同他拜望了周汝昌先生，为不分散他们的交谈，我坐在车里等候。但没有想到他在红学的海洋里游得如此自由如此遥深，更没有想到最终成书会以《二重奏：红学和清学史的对话》这样恢弘的面貌出现在读者面前。
我为有幸成为一农兄这部新著的早期读者而感到高兴。同时毋庸讳言，我作为见证此学此科的过来人，是怀着疑惧参半的心情来阅读这部于我并不陌生的著作的。在我看来所谓红学，处处都是陷阱。所以余英时先生早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就说，红学是一个碰不得的题目。何况黄一农先生赫然地是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开始，无法不让人产生“一部十七史，不知从何说起”的疑虑。不同已往的是，著者将此项研究置于e考据时代的背景之下，大量使用各种所能见及的数据库，使本课题的取资方式与甄别类分比前辈占有更大的优势。所涉及的曹家上世以及曹雪芹本人的材料，从前的红学研究者也曾涉猎过；但《二重奏》（以下以此简称此书）把相关数据铺展成一个完整的网络，遗漏或空白的部分则有所补充，又用独自发现的一些新数据建立起立说的支点。而考证曹家的上世从史有明文的曹振彦讲起，说明著者采取的是科学考据的态度。对于曹家的祖籍是丰润抑或辽阳这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作者未简单作左右袒。
但他考证出从丰润出来的张氏一族之张自德及其子张纯修，与曹雪芹的上世关系不同寻常。对曹振彦入关前和入关后的生平事迹的梳理，包括确定其所属旗籍为多尔衮旗下（与张自德同），所属之自家主子为阿济格；入关后成为“贡士”，后又担任山西一府之知州等，作者的考订理据充足，宜可采信。张纯修与曹寅、纳兰性德的相契为友，是为《二重奏》的第三章，为本书具有坚强说服力的一章。此章围绕禹之鼎所绘之《张纯德像》及诸满汉名士的题词展开探讨，并论及时任江宁织造的曹寅邀禹之鼎等绘《楝亭图》，以及通过博学宏词建立与汉族知识分子的沟通管道，这些考论较此前的诸家论说，似更为详密而少漏。学者如周汝昌等考订《楝亭图》和《楝亭夜话图》较多，对张纯修的来历较少涉及。本书作者因掘发出纯修之父张自德的来历，并建立起曹寅与张纯修、纳兰公子之间的关系互动网络，是为近年红学考证的一项贡献。
《二重奏》第四章考论曹寅的血缘世系、第五章考论曹氏家族的姻亲，虽也都是旧话题，但由于作者思理细密，依据既有材料逐层分析，给人以不致有误的印象。关于姻亲部分，材料尤为详实，可为的论。至曹氏本族之人物关系，历来不易推定。曹振彦有子尔玉、尔正，尔玉即曹玺；玺子为曹寅、曹荃、曹宣（周汝昌称“迷失的曹宣”），谱史之载甚明。惟寅、荃一代，寅少子，荃之子息多，中间并有复杂的不止一次的过继关系，谱牒与曹寅诗文之称谓有歧，理清殆非易事。《二重奏》作者不仅层层理清了这些复杂关系，且对其中两大难点提出值得思考的解题方向。一是曹雪芹的生父究竟为谁。作者采取排除法，在既有材料基础上排比驳难，认为曹颙的可能性近于无。这就使得流行一时的“遗腹子”说受到严重质疑。剩下的只有芹为曹頫之子的可能性最大。然而这是旧说，自胡适《红楼梦考证》以来，大多数研究者均主此说，惟证据犹嫌不足。二是曹寅和具有遗民身分的顾景星是怎样的“甥舅”关系。作者于此题的考订如层层剥笋，情理物则具有不容提出否证的说服力。特别“面对面接触”节、“相互称谓”节，有让人回到历史人物的情境现场之感，展现出作者思理细密和重构历史真相的考证本领。但是否曹寅之母即为顾氏的“族妹”，只是剥离推论而“逼出”的看法，能否成为定论，尚存疑问。
第六、七、八三章，是为考订《红楼梦》的“本事”。盖红学“索隐”一派，历来所追寻在此。此由于《红楼》一书的特殊性，红学研究实无法避免索隐一途。但同为索隐，《二重奏》的研究考论，更多的是对清史和红学史诸典型案例的分析，而不是简单比附人物和事件。本书之发明处，在于对“明珠家事说”和“傅恒家事说”的肆力张皇其论，广收博采，隐微发覆，重构出一幅明、傅两家族与雪芹曹氏之间比较有说服力的《红楼》故事背后的政治、事件、人物互为关联的历史文化图景。当然作者并没有对此两“家事”说作全然刻板的肯定，而是以相关史料证明《红楼》所写的部分内容与两家之遭际确有约略相似者，而曹雪芹亦极有可能或直接或间接听到过关于此两家传奇故事的叙说。关于“元妃省亲”的“本事”，黄一农先生提出了不同于已往的新见，认为《红楼》书中的“元妃”极有可能根据的是乾隆皇帝刚登基时获允回家省亲的顺懿密太妃王氏的事迹经历。因为这位密妃“曾于康熙三十八年（1699）随驾南巡时顺路寻亲，并在苏州觅得断绝音讯已二十年的父母，此与小说中所称允许省亲乃因入宫多年之嫔妃皆“抛离父母音容”的理路相合，亦与第十六回回前之脂批中所称“大观园用省亲事出题，是大关键处，方见大手笔行文之立意。借省亲事写南巡，出脱心中多少忆昔感今”的说法若合符契（第7章，页309）。
不过一农兄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的资料举证分疏，到头来也只能是各种关于“本事”猜测中的一种而已，终逃不出索隐派红学的终极局限，即所有一切发覆索隐都不过是始于猜测而止于猜测，无法得出确定不易的考实结论。然而传统红学的不可磨的学术趣味亦在此。结论既不能证实，但亦无法证伪。《二重奏》的独异处，在于联结而成比已往任何研究者都更接近本题义旨的历史人物的真实网络。本来袁枚《随园诗话》中的涉红记事漏洞百出，一农兄已认定其不足取信，且批评了胡适《红楼梦考证》的“轻信”。但亦不妨一看他顺手理出的相关的人际连接网络：
涉红记事的当事人明义应与曹雪芹至少有一些间接关系。由于弘晓、永忠、明仁（明义之兄）、明义和曹雪芹等人常出现在阿济格裔孙敦诚的社交圈，且明义亲叔傅恒之女嫁淳颖（阿济格弟多铎之裔孙，承继多尔衮支，袭睿亲王）为嫡福晋，另一叔傅文之女生裕瑞（多铎裔孙，其父修龄袭豫亲王），一位同曾祖之堂姊配弘晓（允祥之子，袭怡亲王）同母兄弘暾，弘暾死后无子，乃以弘晓之子为承继子。再者，明义最好的朋友张宾鹤（1724-1790）不仅馆于弘晓府邸十余年，也与明仁、敦诚、永忠以及明义的堂兄弟明瑞、明亮、奎林等交结。
至于曹雪芹，其高祖振彦尝任阿济格王府长史（相当于总管），其表哥福秀娶明珠（其妻为阿济格第五女）之曾孙女，福秀之连襟则包含傅恒和永堒，其中永堒与永忠、敦敏、敦诚、明仁、张宾鹤等人屡有唱和，且曾序敦诚的《四松堂集》。（第8章，334页）那么，谁又能够证明《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与这一网络中的人物会没有一定关联呢？我们大家也许不情愿但亦无法不向《二重奏》的作者靠近哪怕是一小步罢。他的复制历史人物关系的本领着实令人惊叹。第九、十章考论曹雪芹的交游及诸友情形，张宜泉一章最见佳处，历来涉及此一题旨者均不能与斯著同年而语。
但第十章考论新发现的两本画册，一为《李谷斋墨山水、陈紫澜字合册》，另一为《种芹人曹沾画册》，一农兄未免过于相信“耳食之言”了。《李陈合册》可暂不置论，所谓《种芹人曹沾画册》依愚见与《红楼梦》作者应毫无干系。即如画册中末属“种芹人曹沾并题”的第六图，笔墨臃堆鄙俗，无论如何无法与“击石作歌声琅琅”（敦诚《佩刀质酒歌》）而又善画石的雪芹曹子联系起来。而所题之“冷雨寒烟卧碧尘，秋田蔓底摘来新，披图空羡东门味，渴死许多烦热人”诗句，更与写有“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奇句而具有李贺遗风的雪芹诗作相差天壤。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普大与余英时先生语及此话题，他说七十年代后的所谓关于曹雪芹以及《红楼梦》的“发现”，绝大多数都不可靠。至哉斯言，虽过去二十余年，我认为至今仍难以对此说提出否证。我所说的红学一科处处是陷阱，即包括此一方面的案例在内。
我读《二重奏》，认为第十一章“《红楼梦》与清初政争中的悲剧身影”，是此书最见精彩的部分。全书上下求索，似乎都为的是此一章的出现，也可以说皇皇巨论都是在为此章预埋伏线。脂评所谓“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本书作者无意中借来作为学术著作的结构的针线了（针线为戏剧家处理戏剧冲突之用语）。原来与《红楼梦》作者交游互动以及读其书而发为共鸣的敦敏、敦诚、额尔赫宜、明义、永忠、淳颖、裕瑞、弘晓、张宜泉等，都有远至清初的多尔衮、多铎、阿济格案，中远的康熙诸子夺嫡案，近在方策的父执辈李煦、年羹尧、纳尔苏、傅鼐、延信诸案的背景，雪芹本人则有父辈被抄家的直接背景。所以才会有奇书《红楼梦》的问世，所以才会有作者身边人群的强烈反响。《二重奏》作者称之为“一小撮具‘受难者家属’身份的宗室”，可谓确切至极。《红楼梦》这杯佳酿，他们这“一小撮”是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的块垒，还是自家有酒自家斟，惟忠于史实的考据家能知其味。文学鉴赏家则未免隔靴搔痒。
本人早年涉猎《红楼》有关资料，也曾对淳颖的《读石头记偶成》大感兴趣，但正如周汝昌先生所说，不免“瞠目不知所对”。下面试看此诗是如何写法。
满纸喁喁语不休，英雄血泪几难收。痴情尽处灰同冷，幻境传来石也愁。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红颜黄土梦凄切，麦饭啼鹃认故丘。
诗的首句“满纸喁喁语不休”，诚然，《红楼》一书篇幅原本很长嘛。但第二句“英雄血泪几难收”，就不知说的是谁与谁了。“血泪”是有的，但“英雄”何指？难得一农教授把此诗作者的来龙去脉考论得清清楚楚，包括此章附录之“论淳颖非敦诚之连襟”，一并具有历史考论之重要价值。顺带说一句，《二重奏》诸多章次后面的附考专论，计有三十四题之多，实为学术著述的一种创体，论学治史者不可不察。原来此诗作者淳颖是多铎第五子多尔博的裔孙，乾隆四十三年多尔衮与多铎获全面平反，淳颖奉旨复袭睿亲王，故有是诗之作也就并非偶然了。此诗的五六两句：“怕见春归人易老，岂知花落水仍流”，随即有了着落。“春归”不就是指的那次“平反”吗？据一农兄考证，这首诗作于乾隆五十七年，那么也只是在当年的“英雄”获得“平反”的十四年之后，他们的后人才敢于写出如此的诗句，而且傲慢地宣称“花落水仍流”。
《二重奏》是一部严谨的红学考证著作，是资料极为丰富的清代史辨著作，也是富有阅读趣味的文史学术著作。梳理考辨的虽是此学的旧话题，却注入了新的思维方式。特别在建立材料之间的有效联系，重建历史当事人的人际关系网络方面，此书有大胜于前人之处，不失为百年红学研究的集成之作。但若问书中所得结论是否可靠，我的回答是“不一定”。只能说是在通往可靠结论的路上比前人迈出了更大的一步或是几步，已经属于至为难得。近年继续嘈杂不衰的红学，很难看到如此充实有趣的著作了。问题是，即使是跨越前人的一步或者几步，也必须跨过一个个的陷阱。当一农说《红楼》“作者很可能是以其本身或自亲友们听闻之代善、阿济格、多尔衮、多铎、弘庆、明珠、傅恒等人的一些家事做为创作素材”，他算是比较顺利地跨过了“陷阱”。但说《红楼梦》第一回写的开卷之第一个女子英莲，可能“有英亲王阿济格真正堪怜之意”，我们的一农教授就不慎落到陷阱里了。
（编辑：白俊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