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年前，现代主义之父格罗皮乌斯在魏玛创立了包豪斯学校，标志了包豪斯主义的诞生。100年后，2019年，世界中的许多城市都会以各种各样的方式致敬这深刻地影响了20世纪以后整个世界建筑风貌的设计运动的诞生。从城市中个性十足的包豪斯建筑到包豪斯主题展，再到包豪斯酒店，无论你在世界哪个角落旅行，似乎都可以参与到这次盛事中去。

　　魏玛：故事开始的地方

　　它是一所迁徙的学校，一种流变的风格，一个矛盾的理念，一段与风云巨变的历史同步、在内忧外患中坚持前行的传奇，一颗短暂划过夜空却照亮了未来一百年世界面貌的彗星。

　　从1919年到2019年，百年之后，要在地理上来追寻包豪斯的踪迹，我们必须先来到这一切的起点——魏玛。

　　魏玛首先当然是歌德的城市。从1775年开始，歌德在这里生活了近60年，他和席勒的伟大友谊早已化身为歌剧院前那尊携手远眺的青铜雕像，成了魏玛的象征。感谢美第奇式的艺术赞助人卡尔·奥古斯特大公，是他让魏玛攀上了德国古典艺术的高峰，成就了一段神话。而作曲家巴赫、作家维兰德、音乐家李斯特、画家克拉那赫兄弟，甚至是德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理论家赫尔德留下的生活印记，也让魏玛成为一个群星璀璨，堪称是德国文艺与精神首都的地方。

包豪斯三原色在魏玛街头无处不在。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 张路宁 图

　　除此之外，魏玛还是一座童话般美丽的城市，依偎在埃特斯山的怀抱中，纤细清澈的伊尔姆河水从身边静静的流过，幽静的街道、小巧的建筑、精致的广场、绿意盎然的公园点缀其中。恰如安徒生所说，魏玛不是一座有公园的城市，而是一座有城市的公园。晨风拂过，落英遍地，魏玛的空气中都是甜腻和满足的味道。

　　每个来到魏玛的游客都会去游览美丽古建筑构成的“古典魏玛”，有雅兴的也会去“公爵夫人安娜·阿玛利亚图书馆”附庸一下风雅，而很少有人会想起来，魏玛曾是“包豪斯之城”，尽管这也被列入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走在魏玛街头，思绪回到了1919年。随着一战战败、德皇逊位，德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尝试着走向共和，国民议会就在我面前的魏玛国家歌剧院里制定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在政治的风云激荡中，处于暴风眼的魏玛却保持着相对的宁静。

　魏玛的包豪斯学校。Nathalie Mohadjer 图

　　我坐在街边花丛间的长椅上，看着36岁的建筑师瓦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风尘仆仆地来到魏玛。他找到了一份理想的工作——执掌合并后的魏玛美术学院和工业美术学校。1919年4月的他，无暇理睬长椅上2019年的我，他满心澎湃，要在此打造一个属于建筑师的乌托邦。

　　从疾风骤雨的外围走到貌似平静的风暴中心，格罗皮乌斯带着极强的使命感，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之后，他感到“必须改变人们的思想”。他开始相信，“由于资本主义与强权政治，我们这个民族的创造力已昏昏欲睡，数目惊人的布尔乔亚庸人正在窒息着生机盎然的艺术。布尔乔亚知识分子已经证明了，他们没有能力为德国文化充当栋梁”。于是他选择了魏玛，“我对魏玛的设想可不是小打小闹……我坚信，恰恰是由于魏玛具备了国际声誉，它才最适于为思想的共和国奠基……”

　　他看中的正是魏玛作为传统意义上的德国文化中心和当下社会变革滥觞之地的双重地位，他要在暴风眼中发动一场来自工业延伸至思维的革命。

　　格罗皮乌斯下车伊始，就为合并后的学校起名为“国立包豪斯”。Bauhaus是个意味深长的生造词汇，中世纪的时候，建造教堂的建筑工人和石匠行会叫做Bauhuette，而倒装的hausbau又是建造房屋之意。这个文字游戏意味着包豪斯应该填平艺术家与工匠间的鸿沟，让他们把自己的技艺结合在建筑之中。他们的集体协作又应该以中世纪的行会为榜样，借助合作的力量、整合的力量、创造实体世界的力量，去改变社会的面貌。

歌德和希勒携手注视着包豪斯博物馆。资料图

　　今天，走在魏玛及其周边爱森纳赫、爱尔福特、耶拿等深受包豪斯影响的城市里，百年庆典让这几个字母的组合以千变万化的形式随时随地映入眼帘。而当年，在这些塞满了古典建筑的小城里，包豪斯也顽强地在缝隙中寻找着生存的空间。

　　当我来到位于歌德故居斜对面，他当年常去的施瓦本啤酒馆小酌一杯时，我也曾想举杯与歌德隔空对饮。但当我走在魏玛街头时，最希望能陪我漫步的却是活跃于这个城市的一个神鬼莫测的大师——第一批来到包豪斯的形式大师，瑞士人约翰尼斯·伊顿（Johannes Itten）。我一直幻想着，是他穿着修道袍陪着我讲解他和包豪斯在魏玛留下的每一处痕迹。我相信，由他来解说如今我在包豪斯学校中看到的每一个设计、每一处巧思，最会有出神入化的效果。

　　他是一位神秘主义者，一个虔诚的拜火教信徒，严格遵循着拜火教的教义，素食、定期斋戒和灌肠，通过净化身体来清明头脑，以便提升自己的能力，透过纷纭的物象看到本质和更高的存在。即使在伊朗，如今的我也只能在有限的石刻遗迹中才能找到琐罗亚斯德教的遗存，但在当时的魏玛，正需要来自洪荒的造世主般的神力，来打破所有的束缚。

　魏玛包豪斯学校内景

　教学楼一角依然保留着当初的样式

　　在古典魏玛，被歌德劝来这里定居的约翰·戈特弗里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既是欧洲顶尖的思想家，也是著名的传教士。在包豪斯，伊顿同样既是大师，也是传教士。他穿着形似修道袍的自制长袍游荡在魏玛街头。在魏玛的伊尔姆河畔公园——魏玛公爵送给歌德的礼物——人们经常看到这位修士领着包豪斯的学生们做着类似太极、瑜伽或冥想的晨练功课。这副景象即使对2019年的魏玛居民来说也可谓惊世骇俗，这也为包豪斯日后被逐出魏玛埋下了伏笔。

　　伊顿应该庆幸自己没有生活在中世纪，否则最终归宿多半是市政广场上的火刑柱。在如今魏玛的博物馆、美术馆、酒吧，依然能看到太多让人迷醉的伊顿作品，而这迷醉也正是当时包豪斯面临的困境。

魏玛包豪斯学校最著名的一张照片

格罗皮乌斯肖像。资料图

　　这个时期的格罗皮乌斯仍然纠结于诸多矛盾，是中世纪的手工理想，还是工业化的社会责任？是机器时代精确无误的物理法则，还是表现主义情绪张扬的个性趣味？艺术家还是工匠？感性还是理性？他认为，一切创造活动的终极目标就是建筑，现实中，却只能整天在作坊中小打小闹。

　　矛盾的格罗皮乌斯与纯粹的伊顿同样构成了一对矛盾。对伊顿而言，包豪斯的最高目标就是唤醒和培育人的创造力，让他与自身及周遭世界达成崇高的和谐，这一切都关乎信仰。而“格罗皮乌斯是一个生意人、一个实践家……他说，我们决不能把自己关进象牙塔，不去接触生活和现实……伊顿希望培养的天才是在寂静中形成的，而格罗皮乌斯渴望得到的个性却来自于世界的躁动不安。”（奥斯卡·施莱默）。

　　格罗皮乌斯寄望于通过引进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和保罗·克利（Paul Klee）这两位大师来限制伊顿的影响，可矛盾再次出现。康定斯基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通神论者，强调“艺术中的精神”，作为康定斯基密友的克利，同样在艺术创作中追求神秘的体验。他们的到来丝毫没有动摇伊顿的地位。

　
魏玛包豪斯学校著名的旋转楼梯

　　一个外人为这一切画上了句号。来魏玛做演讲的荷兰画家凡·杜斯堡（Theo van Doesburg）的批判，极大地刺激了格罗皮乌斯。对杜斯堡，这位追求高度理智和绝对单纯，宣称“方块之于我们就像十字架之于早期的基督徒一样神圣”的风格派领袖来说，包豪斯不切实际、不事生产，正“无可救药地变得浪漫”。格罗皮乌斯内心蛰伏已久的理性渐渐开始复苏了。

　　于是，穿着修道袍的伊顿走了，不再陪我散步了，穿着工装裤的莫霍利·纳吉（Moholy Nagy）来了，对我不屑一顾。工业与技术进步开始引导包豪斯的发展。1923年，魏玛的包豪斯展览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由学校的各个作坊通力合作建造的霍恩街住宅更集中体现出标准化、功能化的现代美学追求。

　　不过就保守的魏玛本身而言，展览显然是失败的。家长甚至威胁顽劣的孩子，再不听话就打发他们去包豪斯。《魏玛报》则评论道：“我们看到的全是机械把戏、材料运用、色彩效果、扭曲的白痴头像和古怪的人体、精神错乱的涂抹和窘境中的试验，它们全都具有颓废的价值，被包豪斯的校长和大师们戏剧性地吹成了艺术，却缺乏艺术的创造性。”

　　1924年初在图林根上台的右翼政府响应了依旧沉溺于古典主义的民众，1925年包豪斯被迫从魏玛迁往德绍。从那时候至今，那著名的旋转楼梯不再有奔跑的学生，包豪斯学校对于魏玛就只剩下象征与纪念。

街头看到的包豪斯展览宣传装置

　　德绍：渐入佳境的包豪斯

　　与丰富得近乎甜腻的魏玛相比，今天的德绍显得空旷而冷峻，周末傍晚的街头行人稀疏，卡尔·马克思的雕像凝视着安哈尔特剧院，教堂对面矗立着前东德时期匆忙建起的板楼，有轨电车偶尔驶过，带来唯一能打破静寂的响声。但对当年的包豪斯而言，德绍就是天堂。

　
德绍街头。本文图片均为 张路宁 图

　德绍包豪斯校舍门前一瞥。

　　德绍本身就有工业，尤值一提的是容克飞机厂。一是有经费，市长黑塞四处游说为学校争取了一笔客观的预算。二是有市场，1925年的德绍有5万人口，到1928年便激增到8万，城市规划和住宅建设迫在眉睫。最后德绍还有政治氛围，社民党牢牢把持着议会的多数席位。

　　当然这里还有沃尔利兹公园——每一个游客都少不了去看看。这座建于18世纪末的英式花园，并不是一座封闭的皇家园林，尽管它的主人曾经是弗里梅克伦堡-什未林的统治者德里希·弗兰兹大公。

　　这位深受启蒙主义影响的德里希·弗兰兹决心把兴建园林作为一种改革社会和启发民智的手段，于是公园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艺术、建筑、园艺与农业的教育基地，对普罗大众免费开放。泛舟沃尔利兹湖上，岸边一字排开宫殿、教堂和犹太会堂，当地人把这一景观称为“宽容之象”，因其寓意着王权与教权的平等，也象征着信仰的自由。

　　难怪UNESCO在把它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时会如此评价：“这（园林）是对启蒙主义哲学观念的杰出应用，景观设计与艺术、教育和社会目的圆融和谐、浑然一体”。这些景象至今仍然分毫不差地展现在我的眼前，就如百年前展示在格罗皮乌斯的面前。

包豪斯校舍的老照片

　　一个公爵的乌托邦，在气质与精神传承上恰与包豪斯不谋而合，也许这才是格罗皮乌斯拒绝法兰克福、慕尼黑、曼海姆和汉堡等大城市的邀约，而来到德绍所寻找的精神内涵。

　　他认为要在“物品与历史之间建立起真实的联系”，并且从中形成对待设计的一种全新态度，比如：“坚决接受这个充斥着机器和交通工具的生活环境。”

　　无论如何，包豪斯在德绍走向了成熟，而其主题词也终于变成了建筑。格罗皮乌斯在1926年的一篇文章中说道：“包豪斯的理想是，以一种融合时代精神的方式，为住宅的发展做出贡献……它必须要有实际的功能，必须廉价、耐用而且美丽……”

　　魏玛时代包豪斯的浪漫主义色彩几近洗白，强调实用、功能与社会性的工业美学成为新的主宰，而德绍的包豪斯校舍正是这种精神的最佳物质载体。我面前这座教学楼，线条明确、功能突出、毫不矫饰、充满了工业自信，是二十世纪最重要、也最意义深远的建筑。当时和现在，包豪斯校舍都是现代艺术的圣殿。

　　它的所有物理形态都浸润在“时代精神”之中，在今天的校舍里，我动手转动墙上近百年前的转轮——恰如当年格罗皮乌斯所为，一系列传动装置就可以同时开启多扇窗户。这里对工业的热忱甚或崇拜，更直接体现在高挂于墙壁正中的暖气片上，在通常的建筑中，那里应该是悬挂古典大师画作的位置，抑或是房屋的历代主人本应向你展示诡异笑容的位置。

学校宿舍背面，有故事的阳台

　　从包豪斯校舍出来，无论如何你都要沿着林荫道向北走上一公里，这里有四座近百年前的教师住宅，每一个曾经的房客之名都振聋发聩：康定斯基、克利、费宁格、格罗皮乌斯……

　　当然，如果我未曾对着路边牌子念出这些大师的名字，你会对这些林间别墅不屑一顾。似乎就是某个开发商在几年前用几张用滥了的图纸，匆匆建起了这些宅子——非常精辟的评价，完美地诠释了：包豪斯的现代建筑，在这里已经完全成熟了。或者换个说法，我们身边已然见惯的所谓现代建筑，就从那时开始起步。

　　站在康定斯基和克利的双体住宅前，午后的阳光穿过松林在仿若画布的白墙上玩着光影的游戏。我爱极了这房子，正如两位抽象派大师对这房子的喜爱。走进房间，极其康定斯基的内饰直接告诉了你主人的姓名，原色色块、几何结构、通贯三层楼梯间的长方玻璃窗，这也许是康定斯基最大的一件作品。

康定斯基的住宅

　　德绍的日子如天堂般快乐。我背着双肩包拿着相机游走，想要捕捉当年的场景——衣着一贯无懈可击的康定斯基骑着自行车四处闲逛；保罗·克利在各种场合玩票小提琴；而容克公司为了保罗·克利50岁的生日，用飞机从天空撒下鲜花和礼物，堆满了他家周围；包豪斯学校爵士乐队的演出甚至吸引着从柏林远道而来的乐迷，学校的主题派对更是激动人心……百年前，就有众多和我一样的艺术朝圣者纷至沓来。在9年的艰苦奋斗之后，一切都那么顺理成章。

　　然而1928年初，格罗皮乌斯出人意料地提出了辞呈，他在辞呈中不无心酸地写道：“迄今为止，在我所做的工作里，百分之九十的部分都是在努力地捍卫着学校”。他终于想摆脱无休止的政治、预算和理念的斗争，献身于他所热爱的建筑事务了。

　　同样出人意料的是，他选择了瑞士建筑师汉纳斯·迈耶作为继任者，这一选择让学校的境遇急转直下。迈耶反对艺术至上的立场，主张学校参与社会变革的步伐应迈得更大更快。用他自己的话说，包豪斯“名声在外，远远超出了它做成任何一件事情的实际能力”，他希望更多地参与到政治和思想的斗争之中去。格罗皮乌斯的离职让矛盾失控，进而不可收拾。

如今改名为“谷仓”的餐厅，也是一件著名包豪斯作品

　　1930年8月，我最喜爱的建筑大师密斯·凡·德·罗成为了包豪斯的第三任校长。这位亚琛石匠的儿子，格言“少就是多”的创造者与恪守者，受命于危难，却独木难支。1931年，纳粹党控制了德绍议会，于是连包豪斯在建筑设计中坚持使用的平屋顶都成了罪状。1932年，德绍包豪斯被封闭。

　　芝加哥：逃离后的重生之境

1943年建成的石金楼是凡·德·罗在芝加哥的第一件作品。本文图片均为资料图

　　1933年，包豪斯学院在第三任校长密斯·凡·德·罗的任期内最终走到了尽头。包豪斯所推崇的精简现代主义建筑被纳粹当局视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产物，盖世太保的频繁审讯轰炸，让多位旗手人物相继逃离柏林。1937年，凡·德·罗远赴芝加哥，同一年，瓦尔特·格罗皮乌斯经伦敦前往哈佛，两人分别被伊利诺斯理工学院和哈佛设计研究院委以重任，开始在新的土地上书写建筑之于20世纪城市的影响力。回望这段历史，或许我们可以借用狄更斯的名句作为总结——“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凡·德·罗在芝加哥生活长达32年，直到1969年去世。如果说在包豪斯时期，这位底层逆袭的建筑天才（凡·德·罗出身于小城亚琛一个贫苦社区，祖上三代均为石匠）留给大众的印象接近于巴尔扎克《幻灭》里的外省青年的话，那么到了芝加哥，其人性格底色中的野心勃勃、坚韧不拔，进一步被专横和坚定取代。凡·德·罗成为一名强有力的城市蓝图规划者，从20世纪早期建筑大师路易斯·沙利文、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手中接棒，带领芝加哥走上了不断被效仿、从未被赶超的美国现代都会典范的宝座。至于他自己，也从一个距离普通人生活较为遥远的专业人士，变成摇滚明星似的存在。生活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大约会带着崇敬之情或是以八卦口吻说起他，“那个建造美国城市的德国人”。

皇冠礼堂外景。

　　伊利诺斯理工学院是凡·德·罗在芝加哥工作、生活的起点，也是如今建筑迷们探访城市建筑遗产的首选地标之一。伊利诺斯理工学院的前身是阿芒技术学院和刘易斯工学院。凡·德·罗初到芝加哥，即以阿芒技术学院建筑系教师的身份展开活动。1940年，两间学校合并后以伊利诺斯理工学院的名称挂牌，凡·德·罗拿到了自己在欧洲以外的第一个项目：为新校区增添几座气派的教学大楼。这一阶段的作品，按照落成后时间顺序依次为石金楼（Minerals and Metals Building）、校友礼堂（Alumni Hall ）、维什尼克礼堂（Wishnick Hall）、泊尔斯丁礼堂（Perlstein Hall ），以及皇冠礼堂（S.R. Crown Hall）。

　　皇冠礼堂在1956年完工，是伊利诺斯理工学院的核心建筑，现在仍被建筑系师生们使用着。这是一件耐人寻味的作品，表面上看整个空间系由两个白色方柱、一个巨大的屋顶，以及由玻璃、钢梁搭建的围和结构代替外墙构成的，看起来如同一个空空如也的火柴盒。实际上，如果一个人站在建筑前凝视，用不了多久，就会从那些变得模糊的轮廓找到酷似蝙蝠侠头盔的线条和形状，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栋随时跟着视角、光影与周围风景变化而变化的建筑。皇冠礼堂的内部也很有特色，凡·德·罗使用可移动的木质隔墙和立柜代替传统的砖石墙体对大厅、图书馆、自习室等不同空间进行分区，在通透开敞的空间里，营造出一种纯粹而喜悦的求知氛围。

　　皇冠礼堂周围的建筑也同样带有外在的粗犷和内在的雅致两种矛盾特征，这一点让人想到凡·德·罗其人与他的作品之间的反差——他被认为是一个为人冷酷、难以亲近的独行侠，而他的作品却温暖、热情，有着实实在在的包容力。我猜想，那些有兴趣在秋天早晨来校园散步的访客，看到这些黑色建筑、绿色灌木丛与灰色砾石小道拼贴出来的抽象画，可能会不自觉的产生一种身在京都参禅的错觉吧。

皇冠礼堂内景。

　　在伊利诺斯理工学院工作期间，凡·德·罗也接到几件民宅设计的委托，其中，争议最大也是最出名的一件是1951年为伊迪丝·范斯沃斯博士建造的世界首例玻璃幕墙别墅，范斯沃斯住宅（Farnsworth House）。访客沿着55号州际公路一路向东行驶，循着普莱诺的指标，可以不费力的来到市郊一个仅有几栋住宅组成的迷你型城镇。范斯沃斯住宅就坐落在福克斯河堤岸边，一片空旷的玉米地里。

　　住宅的建筑结构已经缩减到只剩一个框架，确切地说，它只剩一间单人房和一个厕所。大面积的玻璃幕墙带来了通透开敞的立面，也让住户对于个人隐私和生活基本需求无法得到满足而倍感焦虑，甚至不得以撕破脸对簿公堂，要求建筑师本人修改设计方案。在命运的一连串转折中，这栋房子最终被伊迪丝卖掉，由来自英国房地产开发商彼得·帕伦博买下，作为收藏品开放给公众参观。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凡·德·罗的代表性住宅项目，帕伦博还收藏了勒·柯布西耶和弗兰克·劳埃德·赖特的作品。

　
范斯沃斯住宅。

　　湖景大道2400号（2400 Lakeview Avenue ）是凡·德·罗操刀的最后一个住宅，于1963年完工，梅尔·吉布森的电影《女人想要什么》在这栋公寓里取景，男主角尼克·马歇尔的住家就坐落于此。说起来，凡·德·罗自进入1960年代之后作品数量锐减，在湖景大道2400号落成后，他仅有三件作品问世，分别是联邦中心（Federal Center）、芝加哥大学社会服务管理学院（University of Chicago's SSA）以及直到1973年，建筑师本人逝世四年后才完工的IBM广场（One IBM Plaza）。在IBM公司搬迁后，位于北瓦巴什街330号的IBM广场被朗廷酒店收购，又经凡·德·罗的孙子、建筑师迪克·罗翰（Dick Lohan）之手，变身为一栋富丽堂皇的塔楼。眼下，这里是欣赏芝加哥城市天际线的最佳场所之一。

湖景大道2400号。

　　还有一个隐藏的“凡·德·罗地标”，位于安大略街的艺术俱乐部大楼一角。这件作品是这位建筑师作品集中最籍籍无名的一个，而且直到现在，人们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字眼为它命名，在这里就姑且就称之为“悬浮的楼梯”吧。

　　芝加哥艺术俱乐部成立于1916年，它在芝加哥众多高档私人俱乐部中有很高的地位，早于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在1929年开幕之前，这里是美国唯一的欧洲现代艺术展览场所，曾经承办过毕加索和其他著名国际艺术家作品的美国本土首展。1951年，芝加哥艺术俱乐部委托凡·德·罗设计了一个簇新的展览空间，内有画廊、餐厅、休息室若干，但可惜的是，展览馆在1995年被夷为平地，成为高层公寓的地基。而两年后开放的，位于安大略街201号的艺术俱乐部新馆，不仅沿用了旧馆中由凡·德·罗设计的部分室内装潢，也把整段楼梯保留了下来，让它继续作为展览厅上下层空间的衔接组件，从一面墙跳到另一面墙，创造轻盈、优雅的失重感。现在，它也被认为是艺术俱乐部最值得一看的永久藏品之一。

芝加哥艺术俱乐部里的楼梯，与已被改为酒店的IBM广场。

　　特拉维夫：白色的包豪斯

　　丰盛的早午餐后，我便开启了对特拉维夫的探索。从Sheinkin街开始，最好的去处便是罗斯查尔德大街附近的包豪斯建筑区。

　　包豪斯建筑源于包豪斯学院。它由两位建筑师建立，是一所在建筑领域极具影响力的学院。上世纪初一度在德国非常活跃。但不幸的是它没有被纳粹党认同。包豪斯所主张的“国际化”被纳粹看来是一种“堕落”。很自然，在纳粹上台后，包豪斯学院就没什么好果子吃了。

　　于是包豪斯相当现代化的设计理念被逃避纳粹迫害的犹太建筑师们带到了巴勒斯坦，也就是今天的以色列。这批建筑师在上世纪30年代先后来到巴勒斯坦。他们正好遇上了巴勒斯坦新一轮的建设高潮。就在20年代末苏格兰规划师刚刚给这块大英帝国地中海边殖民地做了一个全新的街道布局规划。崭新的街道上到处是这批建筑师施展拳脚的地方。于是大约4000座包豪斯风格的建筑在特拉维夫的市中心拔地而起。20世纪现代化的精髓就这样注入了古老的巴勒斯坦。

　　至今，特拉维夫依旧是世界上包豪斯风格建筑最密集的城市。包豪斯街区还惊动了联合国，在2003年被列为了世界遗产，在特拉维夫大约有1000座建筑是被联合国钦定的“遗产”。因为包豪斯建筑大部分外立面都是白色的，所以人们亲切地称呼遗产为“白城”。

　　要进入特拉维夫的白城，最惬意的方式就是像我一样在午后浓烈的阳光下走进罗斯查尔德大街。在这条充满咖啡吧和绿荫的大街中段，先后与Maze 和Nahami两条小路相交。这两条路构成的狭长的街区，便是包豪斯最为集中的街区。

　　午后，我从Sheinkin街走向Maze街。Maze一带街道更安静，属于纯住宅区，餐厅、商店都很少。这里的街道也变得更狭小。街道的半边停满了汽车，另半边则是供汽车行驶的单行道。包豪斯建筑就在这狭小、安静的街道两边矗立。包豪斯最明显的特征是大大的圆弧形阳台和楼梯井细长的木窗。细看之下隔三差五就会有一个包豪斯风格的建筑出现。近年来，老旧的包豪斯建筑迎来一轮整修潮。于是你会看到两种包豪斯，一种是翻新过的，一种是年久失修的。翻新过的包豪斯亮丽光鲜，漂亮的阳台以统一的尺度从建筑物里突出，一层层地谱写出包豪斯明快的韵律。包豪斯总是给人干净利落的印象，简洁的弧线，横平竖直的框架，细长的百叶窗，几乎没有不实用的装饰。只有阳台上露出头的鲜花和外墙上垂下的以色列国旗丰富着他们的颜色和样式。

　　未经修葺的建筑则显得老态龙钟。其中许多都泛着陈旧的亚麻色，有的外立面还用白色涂料零星地补上几块，就好像是在外墙上打了补丁。另一些虽说还是白色的，但斑驳得露出些许黄斑，就好像是害了“白癜风”。这些还没来得及翻修的包豪斯外表无一“疲态尽显”。想想这也难怪，毕竟这些房子都上了岁数，算起来也都有七八十岁了。

　　除了建筑，这小街上绿树种得很是密集。高大的树木能遮蔽视线，那些三四层高的破旧包豪斯也就不怎么碍眼了。只有行到街口开阔处，衰败的外立面才会“摆上桌面”。我喜欢这安静的街，不只是因为行道树。还因为在白色、奶白、黄色的建筑之间一丛又一从三角梅在外立面恣意生长着，有的夸张地覆盖整个建筑外立面。这些生命力旺盛的植物散发的浓烈热情和包豪斯的简约、肃穆形成有趣的反差。

　　更鲜明的对比是破旧包豪斯建筑与色彩浓烈、意象先锋的涂鸦。现代以色列年轻人正用涂鸦这种极具创意、带有强烈表达力的手法改变着老旧包豪斯的外表。我甚至觉得这是两代犹太艺术家的隔空交流。也有人说，这是先锋的街头艺术挑战过时的呆板建筑。但在上世纪30年代的包豪斯又何尝不是当时建筑艺术中的先锋？先锋得德国都容不下，只能流落到巴勒斯坦安静的街上。

　　包豪斯之旅的终点应该设在Nahami街和Betsal’el Yafe街等几条街道构成的一个多岔路口一带。在这里包豪斯建筑极为集中，而且都已经修葺一新，个个都“神采奕奕”。别处街道上的包豪斯多为民居，而这里的包豪斯规格更大，看上去是某些机构单位使用的。这些大包豪斯在简洁的线条结构中引入了更多的建筑样式，带有更强烈的装饰感。在这里我看到希腊式的宏伟立柱、罗马式的拱券、南欧式的阳台以及城堡式弧形内阳台。一座座建筑外立面上不断变换各种装饰和式样。建筑前一树树紫花更是把这一社区点缀得生趣盎然。在这里漫步或驻足，举目便能看到令人赞叹的美妙建筑风景。你需要做的只是慢慢走，慢慢看，总会有你喜欢的样子。

　　上海：包豪斯遇见城市规划

　　谈及包豪斯在中国建筑领域的影响，有两个人的名字势必无法跳过：理查德·鲍立克和黄作燊。

　　鲍立克在1925年于德绍包豪斯学院就读，期间，他曾与自己的老师格奥尔格·穆赫（Georg Muche）共同设计了一座钢结构住宅建筑。两年后，鲍立克正式受雇于第一任校长格罗比乌斯的私人事务所，负责德绍校园学生宿舍的建设工作。1933年，包豪斯学院被迫关闭，鲍立克因受到纳粹指控，不得不离开德国来到上海发展。在初到上海的那几年，他作为沙逊家族旗下时代公司的建筑师，主导了和平饭店和百老汇大厦的室内设计项目。

　　黄作燊则是格罗比乌斯的第一位中国籍学生。他与格罗比乌斯相识于伦敦，1937年，黄作燊自伦敦建筑学院毕业后，追随格罗比乌斯到美国哈佛大学设计研究院继续深造。1940年，黄作燊回到上海，用两年时间筹建上海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正式将包豪斯现代设计教育体系引入中国。也是在这里，他与鲍立克相遇，有了之后的“大上海都市计划”。

　　值得一提的是，相较于同一时期活跃在上海的匈牙利建筑师邬达克，无论是鲍立克还是黄作燊都没有太多建筑作品得以保全至今。原因或许是因为，两人的大部分精力都倾注在教学和学术研究方面，除了培育人才之外，他们在上海留下的最重要的作品便是与多位圣约翰大学建筑系教授，包括英籍建筑师白兰特（A. J. Brandt）、旅英多年的香港建筑师陆受谦的等人，以规划设计工作小组形式合作完成的“大上海都市计划”。该计划遵循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原则，从卫星城镇、邻里单位、高架道路等概念出发，为未来50年上海城市发展方向做了布局，然而可惜的是，建筑师们绘下的蓝图碍于国内局势动荡而未能实现。

“中行别业”，旧称中国银行行员宿舍，由陆受谦、黄作燊设计。上观新闻 资料图

　　坐落于滇池路外滩的中国银行大厦，以及万航渡路上的中国银行行员宿舍，是陆受谦、黄作燊在上海留下的代表性建筑。虽说它们无法像晚十来年落成的同济大学文远楼那样，可以被直接贴上包豪斯风格标签，但两者同样是包豪斯精神漂洋过海来到东方的见证，值得建筑爱好者们专程拜访。

　　万航渡路上的中国银行行员宿舍占地3公顷，拥有楼房140幢，小区内建有理发室、图书馆、诊疗所、小卖部、老虎灶、运动场所乃至员工子弟小学，设施之齐全、规模之大，在解放前的中国无出其右者。

　　至于1941年竣工的中国银行大厦，则是外滩万国建筑群之中唯一一栋由中国人自行出资建造，且由中国建筑师主持设计的摩天楼。其建筑外观中出现了大量中国元素，如平缓的四方攒尖顶，绿色琉璃瓦，斗拱装饰的楼檐，檐下凹凸对应的如意云纹，以及石造镂空花窗框，这些都让它在西式风格大厦林立的浦江边异常夺人眼目。女作家陈丹燕曾在文章中称中国银行大厦为“资产阶级的工业中国的梦想”。“很多人将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座大厦上，公和洋行与中国建筑师希望它是外滩最高的建筑，时任中行董事长的宋子文希望它能在英国人的外滩显示中国银行与一切外国银行平起平坐的实力，中国商人希望它象征着中国资本的力量。”

　中国银行行员宿舍鸟瞰图

　　鲍立克在上海呆了整整十六年。1949年，“大上海都市计划”第三稿完稿后呈交陈毅市长，鲍立克回到民主德国，进入国家建筑研究院担任所长，领导柏林城市规划委员会展开战后重建工作。同一年，陆谦受也回到故乡香港执业，以个人建筑事务所的名义继续承接大厦屋邨的设计项目，他的后期代表作品有很多，包括现存的丽池大厦、华仁书院圣依纳爵小堂、 业昌大厦、浅水湾大厦等。至于时任圣约翰大学建筑系主任的黄作燊，则在上海解放后继续留校执教。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圣约翰大学建筑系被并入新成立的同济大学建筑系，黄作燊担任系副主任，继续将包豪斯的理论和思想带入教育实践，培养现代建筑人才。

　　直至1954年，由哈雄文、黄毓麟主持设计的文远楼作为同济大学建筑系教学楼落成，中国才迎来了真正意义以上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在学界，有这样一种观点认为，文远楼既是国内最早的包豪斯风格建筑，同时又是唯一的典型。它所使用的建筑手法被与格罗皮乌斯设计的德绍包豪斯校舍存在诸多相似属性，而格罗皮乌斯的主张“建筑的美在于简洁和适用”也体现在这栋教学楼的立面与平面布局中。比如说，文远楼在平面上以走廊为线索，串起了不同功能的教学空间，立面设计则借助于大面积的纵向开窗让室内与室外空间有极衔接，这两点让人联想到德绍包豪斯校舍轻巧透明的走廊和玻璃幕墙，以及功能多样统一的设计原则。

　
　同济大学文远楼

　　如今的文远楼，依然安静地伫立在同济大学一隅。淡灰色的墙面、老旧的铁窗，草坡上的几棵大树遮住了不对称的门廊，建筑整体给人留下的直观印象不怎么起眼，但如果我们跳过平整无奇的混凝土框架结构，把眼光投向建筑内外的细节装饰，却不难找到更多体现设计师轻巧新颖构思的有趣设计。背阴面门廊上方的弧形雨棚就是一个值得玩味又不容易被发现的例子。

　　2007年，同济大学迎来百年校庆之际，文远楼的生态改造项目同期启动。这一改造工程由同济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携同德国伦瑞克工业技术大学节能建筑技术研究所、美国卡耐其梅隆节能技术研究中心合作完成，属于国内首开先河的历史保护建筑生态节能改造案例。为了不破坏文远楼原有的简洁、清新、朴实形态，改造工程特意采用了内墙穿夹袄，而非外墙穿棉衣的方式，对楼宇的保温隔热性能加以提升，同时也令建筑寿命得以延长，焕发新的活力。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