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述的“DevolutioN 退化建筑” 成立于2016年，三名成员的背景分别是建筑、平面设计、艺术策展。”DevolutioN 退化建筑” 致力于提供建筑、艺术、广告创意，也是尝试将建筑与不同媒介对接，输出城市和建筑观点的开放创作机构，希望用建筑思维和艺术生产的方式，在不同环境中肇事。

　　本文由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学生团体“TriggerFinger 触发”邀请主讲人远程分享，而后整理成文字，经主讲人修订后发表。

“DevolutioN 退化建筑” 合伙人，左起：王琦、汤建松、杨鹿童。 本文图片均来自于“退化建筑”的官方网站http://devolution.cn/

　　中国已经经历了大概30年的房地产以及设计行业快速发展的时期，需要重新反思设计行业跟设计行业的服务对象，以及产业升级的问题。在这里我要讲的就是“退化建筑”对其的思考。

　　我们是在厦门的一个团队，后来很多项目在上海发生。接到来自“创造者的创造”设计展（Creation of Creators，2018摩登上海时尚家居展的新设单元——编注）邀请的时候，我刚好在上海找房子。我发现，跟十年前我在上海生活时相比，租房的价格相差很多。我找到一些价格在8000块人民币以内的房子，选择已经很有限。

　　众所周知，大城市集中了更多工作和教育资源，吸引了很多年轻人。但租房和生活成本也因此较高，选择越中心区的房源，意味着你的选择范围越低。这也是很多年轻人面临的问题——既有自己的居住审美诉求，又受限于租房的种种不确定性，不得不面对原有的“出租房样式”家具。

　　作为一个设计公司，我们能做点什么？我们考虑了几种方法，都不大理想，因为你需要去平衡经济性和舒适性、“居住”这种长期诉求和“租房”这种可能是非常临时的状态的关系。后来我们发现，这些宜家其实基本上都解决了，产品有设计感又便宜，还一并解决了包装、运输问题。

　　这其实隐隐约约反映出一个问题：对租房居住的年轻人而言，是不是除了宜家之外，缺少更多的选择？而我们参加的设计展里的设计都是“设计师”的设计，更多面向某一个消费阶层，这些在出租房里有审美需求的人，好像又不是设计展的对象。

“退化建筑”参加“创造者的创造”展的项目

　　后来在这个展览里我们做了一个“假”的宜家样板房，在一个16平方米的空间里。我们索性从宜家采购了一批家具，仿造宜家的吊牌做了自己的吊牌，模仿了它的视觉风格。当我们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主办方其实不太希望我们做这个项目，他们觉得这个提案比较像一个艺术项目，因为其中没有自己的产品，不像设计展会展出的作品。这样模糊的界限，就涉及到一个对“退化建筑”的疑问：退化建筑到底是干嘛的？

　　“退化建筑”到底是干嘛的

　　在运营两年的时间里，我们经常被问到：你们到底是干嘛的？

　　接下来，我简单介绍一下“退化建筑”。“退化建筑”由汤建松、王琦、杨鹿童三名成员组成。我们三人有不同的背景，汤建松是一名建筑师，杨鹿童是一名拥有自己品牌的平面设计师，我很长时间从业于媒体和艺术策展的工作。我们三人在年纪上有一些差异，在意识形态上也有一些差异。

　　我们最早做“退化建筑”，实际上是有一些对城市化的反思。厦门早期是个很小的城市，这几年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现在整个厦门的人口激增，整个城市的主体建设，包括道路建设、整个街道的尺度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极速的城市化，它到底有没有问题？我们看到城市在进化，同时人的观念也变得越来越“社会达尔文”。

　　我们的前身是一个有过十年经验的设计公司，从商业的角度来看，这种公司的存在，包括它所面向的对象，它的局限性已经显露出来；另一方面是，这种类型的设计公司，在关于城市、关于建筑的讨论里，是没有话语的，只能做一些点状的商业项目，但其实很难发声，无法有观点上的输出。

　　我们现在称为自己是一家“3A”公司，我们做建筑（Architecture）、艺术（Art）以及广告创意（Advertisement）的综合方案。我们希望把原本的建筑这种比较精英化的、严肃的东西一步步“瓦解”掉，也希望建筑可以跟不同的媒介去对接，输出一些商业以外的城市观点。

　　城市测量“1”

　　我们做这个项目时，刚好厦门前两年房价暴涨。我们当时就想，为什么要去讨论城市，一个很重要的基点，我们对城市的尺度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我们的第一个项目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的项目——重新去做城市的测量。由于房价暴涨，你原本可能可以用100万元买到50平方米的房子，现在也许只能买到20多平方。城市里面的人对自己居住的生活空间（内部空间）的尺度越来越敏感。随着房价持续增长，居民对居住空间更加珍惜，能使用的面积更小。从城市建设的角度看，城市范围在不断扩大，建设了非常多的广场、道路。但是目前大家对广场、道路的使用率非常低，大家对这种城市的公共空间（外部空间）的尺度感是相对模糊的，所以我们做了一个关于测量的项目。

　　我们做了三个尺度：1米，1平方米，1立方米。

1米 我们用一米的气球去测量厦门大学边上一个300米的高楼。

1平方米

　　中国特别常见欢迎光临的地毯，被裁剪成一平方米的尺寸。用六块这样一平米的地毯放在厦门六个不同的区，并附上各个区里面1平米房子的售价。我们借此戏谑一个城市高昂的房价跟物价，与对年轻人欢迎光临的态度相互矛盾。

1立方米

　　我们把一个一立方米放置到不同的城市空间去测量它与空间的关系。从它跟厦门最古早的街区这种挤压的空间关系，到它和城市空间的关系，可以看到这种城市跟人的尺度关系发生了一个挺大的变化。

　　后来我们就把这一平方米的地毯重新放到淘宝上，以三万的价格去卖。我们以这样戏谑的形式，随着房价去调整它的价格。

　　城中村负模

　　其间我们做了很多小项目。其中有个小项目叫作“城中村负模”。我们倒出了一组城中村负模，它们的原型来自翔安隧道附近的田头社，村民自建的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缝隙。城中村的建筑之间的缝隙都是狭窄的。因为村民都尽量将房子建设得很大，一是以此从政府的城市改建过程中获取更多的赔偿；二是如果等不到政府的赔偿，可以把房子分租出去，赚取更多的利润。这组雕塑就出自于低廉出租住宅的相互挤压，我们对这些灰色空间进行着色，以便更好地看见城市化过程中地权经济催生的这种特殊的尺度景观。

城中村负模

　　退化公园 DevolutioN PARK

　　接下来要介绍的这个项目，是我们去年做的一个传播度比较高的项目——退化公园。在一个50层高的住宅的27层，我们租下一套面积约90平方的两室一厅的公寓，将其改造成一个公园。

　　这栋住宅位于厦门杏林湾，一个新兴的高密度住宅区。这些新兴住宅区在短时间内变成了一个人口密度非常高的区域，里面的居民原本不属于这里，文化也不在这里，在短时间内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稳定的共同体的形态。

　　这里面有很多的住宅其实是投资客为了房屋增值而买的房子，所以空置率其实很高。我们的房东之所以允许我们进行这样的改造，是因为他购买这个住宅是作为投资或在未来居住，他并不希望将其简单装修后出租，因为这样显然是不划算的。因此在我们租下它之前，很长时间内这个房子是空置的。

　　我们在毛坯房里做了个公园，公园的选择来自于我们对公园的记忆和感知。我们是80后，小时候住的房子就像我刚才提到的那种开放式的小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宿舍楼。小时候对公园的记忆就是，那时的公园是完全公共的，几个小区的人共享一个公园，有老人在那边下棋，小孩在里面踢球、玩捉迷藏。但是商品房兴起，“公园”变得私有，商品房的公园更精致，但是有门禁。“公园”这种所谓的公共性的空间变得的私有化。我们其实在讨论一个公共空间私有化的问题。

　　在“退化公园”的项目里，我们更极端化这个问题，把它作为一种更私密的公园的形式供大家使用。与此同时，在公园内部，安置了我们与新媒体团队SeeekLab合作开放的一个线上公园。非公寓住户可通过电脑和手机端进入这个线上公园，它与27楼的“退化公园”实时相连，人们可以在电脑或手机上，通过弹幕的方式参与并展开另一种公共生活，它是基于互联网的、匿名的、非共同体的。

　　在项目进行的半年内，形成了非常后现代的一个现象：一方面，当我们在一个非常现实的、物理的公共空间活动的时候，我们的公共生活仍然建立在互联网上；另一方面是互联网这种匿名化的公共生活，其实已经很大程度替代了我们对现实公共空间功能的使用。这是我们在做这个退化公园项目前没有想到的。

　
线上公园 Online Park：www.devolutionpark.com

　　这个项目传播度比较广，各种各样的媒体进行了相关的报道，包括民生类的媒体，包括一些异类的媒体报道，一些专业媒体报道，给这个项目带来了非常多元的反馈。例如，在某个报道下的评论区有人问到关于房屋防水的问题，房屋承重的问题。也有比较情绪化的评论，说这就是有钱任性。这个项目讨论的范围不局限于专业、艺术人士，受众比较广泛，涉及了一些真正公共化的讨论。但在媒体报道后，我们也收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我们接到了业主委员会的电话投诉，他们以防水、承重问题为由勒令我们要拆除这个公园。很多居民对这种项目持有相对封闭的态度。所以我们在半年后把这个项目关掉了。就讨论公共性而言，这个项目是蛮有趣的，它展示了一种更极端的私有化公共生活，以及现代城市中私人空间同公共空间的关系。

　　退化城市

　　“退化城市”项目和我们事务所的出发点很有关系。我们原本作为一个传统设计公司，没有渠道参与关于城市化的观点的输出，虽然我们做了很多旧城区改造的项目，但基本上都只能停留在飞机稿阶段。所以我们将城市观点和艺术等其它类型的工作方式结合，使传播渠道变得更广泛。

　　“退化城市”项目基于我们对“城市让生活更美好”这句话的反思，质疑是否城市只让有钱、有车的人生活更美好。这个项目希望探讨多个中国城市中的问题，比如香港的贫富差距、居住空间、不同人群之间生活空间分化的问题，以及上海的都会化、共享经济的问题。

退化城市上海站海报

　　我们希望截取不同城市中的建筑单体，和电子音乐结合。建筑和音乐有某种程度上的相似性，他们都有结构性和建构感，所以我们希望用电子乐重新去建构这些大楼，重新建构城市观念。这个项目和卡尔维诺的《看不见的城市》有关，书中充满了对城市差异化、个性的想象和误读，而反观当今的城市，其中的差异性却被抹杀。

　　这种建筑和音乐结合在一起的形式，实际上是一个“剧场”。当我们将观点介绍给音乐人时，他们不可避免地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和延伸，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情况。项目的第一站是在上海邀请了一位瑞士音乐人Feldermelder，他有丰富的在中国生活的经验，我们将对上海的看法与他沟通后，他也加入了自己的理解，形成最终作品。

　　罗德岛设计学院的学生和王琦的远程对话

　　李奇航：你好，我想问你们在做“退化公园”项目时是否想探讨“空间”这个概念？把一个室外的设施，比如公园、喷泉放在室内，它们本身不属于这里，所以观众觉得很新鲜。关于这种反差，你们有没有希望从空间的角度来探讨？

　　王琦：我们的工作方式是每年会做一个类似退化公园的项目，它是偏艺术的项目，但是从空间干预的方式出发。做空间干预项目的出发点是在空间里制造事件性、冲突感、话题性。空间的反差正是其中一种方式。

　　蔡星洋：请问你们三个人的合作方式是怎样的？是全职的吗，或还有别的工作？

　　王琦：我们公司团队有十几个人。我们三个人有不同的背景，鹿童负责视觉的部分，我比较偏重艺术概念，建松做建筑行业很久，执行力和把控力都很强。一些艺术家可能想法很好，但在执行和设计管控方面相对薄弱。三人配合使得我们公司只要有了项目就可以快速落地，成为我们公司的优势。另一方面，我们三个人在很多问题的认识上面还是有一定差异的，我们在一些项目上表现出偏左的倾向，但是另一些项目和时尚、消费又好像很亲近。对一些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保持一种开放和弹性很重要，我们作为一个有明确服务对象的公司，同时又希望输出艺术观点，就需要去寻找艺术家、纯商业公司都不需要去寻找的平衡。

　　蔡星洋：你们的项目中商业的和非商业的比例大概是什么样的？

　　王琦：我们希望是50%。我们的模式是希望靠商业项目养活艺术项目，艺术项目是自己花钱在做。我们最理想的状态是在商业项目里融入艺术项目，我们在尝试和客户沟通在他们的商业项目里加入艺术观点的输出，甚至有一些客户愿意支持我们做自己的实验性项目，现在有这样的趋势。

　　另一方面，在我们每年会有一个主题，比如Shopping Mall。“退化城市”里的瑞士艺术家提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他觉得上海、深圳以及很多一、二线城市没有“生命迹象”。现代消费完全改变了中国城市的街区样貌，因为它把人吸引到一个体量很大的商业中心里去，以至于市民周末驾车就可以完成一系列消费行为，满足一周需求，所以街区不再是步行街区。我们现在看到的街道是四车道、六车道的大街，在底商边有自行车道和人行道的模式。所以我们想要去讨论Shopping Mall，讨论它和原先的街巷商业之间的差异，我们会围绕这个主题做一些实验性的研究。

　　在客户委托我们的Shopping Mall的项目之中，我们尝试和客户沟通，将街巷尺度的设计移植其中，希望把我们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商业项目中去。

　　蔡星洋：是的，我看到你们很多项目是以某种学术研究开始，最后以装置、空间改造的方式呈现出来。在呈现方式上可能没有展示出研究结果。所以你们会以什么方式体现学术研究的内容？

　　王琦：首先我们不是一个学术研究团体，我们希望具备一些研究的知识体系，但我们不是完全的学术团体。在有些项目里，我们希望产生较完整的论述，表达我们的整个观点，另一些项目，则可能只是提供一种互联网的观看方式，有趣的，视觉化的，让大家感兴趣阅读，进而也许产生更深的关注。

　　蔡星洋：我觉得你们许多作品都和城市的“密度”相关，比如1平方米的价值，比如研究城中村的极度经济的使用方式。甚至在高楼上做一个乌托邦意义的公园空间，似乎都是某种程度上考虑城市或城中村密度的问题。

　　王琦：对，因为这些问题和我们的生活环境密切相关。我自己并不是很喜欢开车的生活方式，我很喜欢澳门老城区或台湾的一些地方，在路上行走很有乐趣，但现在国内的城市没有这样的乐趣，因为底商在不同城市之间没有差异。以前我以为中国城市的发展是沿着浦东的模式，这种都市的模式其实又是以曼哈顿作为原型。但当我去了曼哈顿以后发现其实曼哈顿非常适合走路，虽然有很多高楼，但其实街区感、公共空间非常适合步行。我们的作品并非抗拒城市化，而是思考当我们移植曼哈顿模式的外壳时，是否忽略了其在街区划分之中的考虑。这是我们项目里想要重建的内容。

　　蔡星洋：让我想到丹麦的艺术团体superflex，他们也是一个同时做艺术，传媒和建筑的组织。最后请问你们三个人在合作时最难的部分是什么？如何解决呢？

　　王琦：首先是我之前说的那种观念上的差异。比如说鹿童是一个设计师，他的思维其实更互联网化，更视觉导向，我可能更文本导向。我希望多做文本，鹿童从传播的角度考虑，希望更轻松、视觉化一些，这是工作方式上的差异，但经常也因为如此，让我们的项目思考的维度更多一些。我们需要在其中找到平衡点，这恰好是我们作为一家公司而不是一个艺术团体的能力。

　　另一方面，我们在做服务商业的项目时发现，很多客户愿意接受新观念，但在项目落地时又趋于保守。他们觉得我们想法很好，可是不愿意用在自己的项目中。所以我们在思考能否用更保守的方式来传输观点。

　　总的来讲，我们最早成立退化建筑，是希望跟其他建筑事务所做不同的事。我们的意识形态中有和城市化相反的倾向性。但在这两年接触更多商业项目后，发现“退化”这两个字有一些“退化”（笑），所以这是我们目前需要平衡的方面。（感谢蔡星洋对本文贡献）

　　（编辑：李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