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晚，我再次来到国话先锋剧场，欣赏一个特别的丹麦舞蹈剧场。这个作品被安排在2011“青戏节”中“戏剧工作坊”这个单元。近几年我游走在欧美不同国家间，而每每让我获得心灵震撼的都是由不同的剧场表演所带来的，无论是否喜欢，唯一相同的，就是绝无雷同。现代舞世界给我最大的吸引力就在于尊重差异，容忍异端。一个社会对现代舞接受程度的大小往往能反映出这个社会的文化包容度。这不是一篇严格意义上的舞评，而是这部作品让我产生了不少切身的感受。
为创作而存在的Freelancers
来自丹麦的佩尔·格朗杰和随行的11位艺术家共同带来了《舞我至极》。他们在作品中的任务各不相同，舞蹈、歌唱、演奏……一个现代舞团有这么多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真让人感到惊异！当晚演出的“演后谈”帮我厘清了这个疑问：参与演出这个作品的艺术家们其实都并非是格朗杰舞团的全职舞者，他们都是为了这个艺术作品而集结在一起的。换句话来说，这个作品是由一些各具才华的有独立精神和创造性品格的独立艺术家们创作出来的。他们是一些不以商业获利或政治献媚为目的，纯以自己喜好来做艺术去挑战自己的艺术家。实验、先锋、叛逆、另类、小众是他们的特点。由于中国的舞蹈主流并非是现代舞和现代舞人，独立艺术家也难以获得免税、资助等各种优惠，所以在中国从事现代舞创作和表演的独立艺术家是微乎其微的，一些官方或主流的舞蹈平台常常也只能代表着一部分中国“学院派”及其派生出来的现代舞人，民间独立个体或团队很难引人关注。但独立舞者在西方许多国家已经成为了现代舞人生存的一个常态。
编导与演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近两年我开始对编舞过程和编导演关系感兴趣，在跨文化和全球化的语境中来看待创作方式的巨大差异逐渐成为我较为关注的角度之一。中国主流舞蹈编导的创作过程常常是“演员融入编导的创作”，是以编导视角为主体的舞蹈创作，中国编导常常也是动作的示范者，演员往往成为编导的影子，或是编导意志的载体。而许多国际性的编导常常采取的做法是“编导融入演员的创作”，这是一种以演员为主体的舞蹈创作。演员对编导的激发是创作核心，与此同时编导也能激发出演员的创造力。《舞我至极》的编导格朗杰强调，他的所有作品都是由他和舞者们以及视觉设计师合作的成果。他们的合作基于一种被称作“障碍技术”的方式，这种技术的目的在于通过寻找动作的运动原理，从而找到舞蹈的核心。他认为，不同的动作来自外界受阻碍的不同运动方式，这迫使他或她要么适应动势，要么重塑、重建或重构动作，从而发现新的、意外的运动模式，每个人的风格和潜力都被极大限度地激发了出来。《舞我至极》的“障碍”来自于文字和音乐，但是每一部作品的目的并非是推介舞者或呈现编舞技法，而是去展现真实复杂的男人和女人。我想这种编舞方式恰似斯特拉文斯基所言之“设限自由说”。
混溶的表现形式
“舞蹈剧场”创造每一个有生命的源自于内心的剧场行为，并把形体、人声、音乐、影像、道具等各种舞台元素都调动起来，以探索舞蹈与剧场结合的可能性。现代舞蹈剧场不强调技术，强调的是表达的意义。因此歌声、舞技、琴技本身在这个作品中显得并不重要，关键在于是否适合传达出编导的意图。与西方很多现代舞者一样，格朗杰25岁才开始学习舞蹈，其肢体动律也并非是“被规约”的风格化身体语言，有时仅仅只是重心不变的手臂之舞也蕴藏了极强的表现力。更为值得一提的是，这个作品中，格朗杰试图通过莱昂纳德·科恩的音乐和自己20年来的创作意象构建了一副新的舞台图景，他称为“舞蹈音乐会”，而不是在英语中常用的“concert dance”或“dance concert”（舞蹈演出）。科恩的音乐情绪起伏不大，演奏的方式也非常朴实，简单的吉他弹奏，有时会加入一些小规模的弦乐及打击乐器。实际上，我们没有必要去计较作品中的舞蹈、诗歌、歌声和视觉艺术谁为主体。作品中场景变换很快，许多场景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格朗杰以他那夸张的表情和声音释放掉那些缠绕在头上的数条皮筋时；当幻灯片上的一组忧郁文字被进行调换重组时；当一个一个道具头颅被毫无尊严地随意摆弄、随意丢弃时；当真假头颅难辨真伪时；当有着甜美歌声的女人用针任意刺向道具头颅时；当头颅被双脚任意践踏时；当自己把头用丝袜蒙蔽起来时；当人影和乐声在明暗交织中迅速交替时……形形色色的大千世界中关于人的意象就产生了，这些意象像梦一样可以渗透进人的脑海里去。
多义的表达
虽然《舞我至极》是格朗杰的自画像作品，但并非是“新瓶装旧酒”。20年的昨日意象重现也更是一种对未来的寄托。格朗杰在莱昂纳德·科恩的民谣诗作和音乐中获得了创作的灵感。科恩是飘泊在现代都市的游吟诗人，来自寒冷而富有浓厚欧洲气息的加拿大蒙特利尔，过的是一种波希米亚式的生活；格朗杰来自北欧丹麦，冬季数月的黑夜与寒冷常常让他产生出对温暖的向往，而这种向往常常又是伴随忧郁而来的。特别的人生体验让他创造了舞蹈创作的“障碍技术”，也造就了他善于转换的功力，在作品中，我们随处可见、可闻、可体验到这种力量，文字转换成了歌声，音乐变换为图景，而痛苦则化为忧伤的美丽。他还善于把宏大的人生议题、社会问题以幽默、荒诞的手法转化为一系列神奇微妙的意象。他的作品不只带给人一种惊奇，往往有一种震撼的力量直触人心。由于“地缘差异”和“文化代沟”，格朗杰非常希望得到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观众反馈，从当晚观众多样的解读中已经说明了该作品开放的解释空间。
（编辑：刘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