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如既往，林怀民身着无印良品的黑色棉质针织衫，清癯瘦逸，透着当年跳舞男子的俊美之气。

　　10月21号，台北东部信义商圈，诚品三楼。林怀民新书《高处眼亮》发布会现场，稍带闽南甜糯之味的口音，不时爽快地爆出几句让众多老少粉丝开怀大笑的诙谐之语。

　　这回，歌手胡德夫、远流出版社董事长王荣文也来了。

　　或许，大部分人了解的林怀民，是云门舞集的创办人，台湾现代表演艺术的巨人，全世界编舞名家等名头。但鲜有人记得，林怀民二十二岁出版小说《蝉》，后又出版著作《说舞》、《擦肩而过》、《跟云门去流浪》，他甚至是《摩诃婆罗达》剧本的译者。

　　如今时隔二十一年，林怀民将旧作加近几年的文章整理成集出版。

　　私密的文字

　　确实，“妻子”和“情人”的纠葛，在林怀民四十多年的舞蹈岁月中不断上演。

　　搞文字出身的他，早期舞蹈作品《白蛇传》、《薪传》、《红楼梦》都有叙事的色彩。之后他认为文字限制了肢体的丰富性，“文字伤舞，舞近于诗”。他用二十多年的时间，试图洗去文字的牵挂，只让画面来思考。

　　但他所谓“排斥”文字，也只限于不书写。

　　刚从巴西飞回来的林怀民，又要忙着两周后的新戏《屋漏痕》。连“打坐”都成为工作，只有少许“生活”的他最喜欢做的事情是阅读。

　　像他每公演旅行一次，从不拍照，只是发疯似的找来与当地历史人文相关的书。

　　久未写作，直到2007年，云门人怂恿林怀民将在国外巡演的事情写成书。他终于下定决心，在旅馆、剧场，甚至在飞机上写字。那本《跟云门去流浪》，不多述异国风情，却将云门这一“随水草而居”的行业生活图像描述得辛酸感人，豆瓣网友评价，“读这些文字，常常是对心脏的一种挑战”。

　　那些舞台上发亮的舞者所经历的艰难与喜悦，怕是林怀民最了解的，“芍药每朵0.8欧元，我买了一大捧，送给每人一朵”。

　　如果说在《跟云门去流浪》中，林怀民跟云门的感情得以一一细述，那么这次《高处眼亮》，林怀民将自己在不同时期的彷徨与执迷、痛苦与放下一并向读者告白。

　　“文字跟舞蹈很不一样，它非常私密。”如果舞蹈是群体的合作和欣赏，一种交换能量的表达，那么写作、阅读便是林怀民享受孤独的时刻。他感叹书写无限的想象力。何况，书写可以表达欲望、幻想，各种恨与爱的纠结。

　　就像《高处眼亮》中《馆前路四十号》一章，林怀民深刻地怀念自己的老师—著名京剧剧作家俞大纲先生。台风过境，窗外风雨声像海浪般翻腾。诚品对面的101大楼于黑蒙蒙的天空下呈现吊诡的现代堂皇。

　　这一边的屋内，林怀民捧起书，扶了扶黑框眼镜，一字一顿地念：“那年我住在新北投……接电话的年轻小姐慌张急促地说，‘到台大太平间，俞老师在太平间’。”

　　云门才四岁那年，俞大纲先生去世。一向爱哭的林怀民却哭不出来，只告诉自己，要成熟。只是在半夜，邻家电话作响，他翻被坐起，蒙胧间以为俞先生打电话来找。[NextPage]

　　林怀民总记得俞先生第一次打电话给自己，“林先生，我这里刚好多了一张票。”以及后来一次次的“多了一张票”，让他亲近了平剧（台湾人对京剧的称呼）迷人的世界。于是后来观众便在《白蛇传》中看到了平剧的成分，看到了现代舞中也可以有中国文化圆润的身影。

　　才二十几岁便一脚踏进前无古人的现代舞团，林怀民经常感到撑不下去，俞大纲先生曾命令式地鼓舞他：如果平剧一定要僵化，我绝不惋惜，但云门不许关门。

　　“有一天我又在钻牛角尖，他说，‘别叹气，你来，我讲《庄子》给你解解闷。’……”长达6分钟，林怀民打坐般纹丝不动，声调沉缓地将《馆前路四十号》念完。

　　向人民学习

　　林怀民不爱在话中指涉“中西文化”、“如何结合”等概念名词。这次也不例外，“我从来没有想要结合东西方，也不想要从中国文化取材。我从生活取材”。

　　林怀民家里的厕所、床头，到处都可以看到唐代书法家张旭的字，之后在被欧洲舞评家们评为最佳作品的《行草》中，他试图用人的肢体灵妙地展现中国书法家的精“气”。

　　艺术家眼中的美来源于生活并不稀奇。林怀民眼中离不开的美，是真正的“台湾之光”—那些日常生活中的百姓，正是这些让林怀民惊鸿一瞥、众多无名的“台湾之光”，让他“坚持”熬过这么多年。

　　作为民间剧团，林怀民时刻担忧着剧团可能沦为父亲口中的“乞丐行业”，“我连财经杂志也要看。”他记得有杂货店老板娘，关了店门来看舞，下了舞台，手里紧握三千元，要给云门的舞者买夜宵。

　　上世纪80年代，云门舞集每次出国表演，都要面临演员长时间抛家弃子、每日一城咬牙演出的各种痛苦。林怀民曾给自己找了一千个理由拒绝当时欧洲的演出邀请，夜夜买醉。直到他遇到一名建筑工人，瘦削男子一句“什么工作不辛苦”让他羞愧不已。还有那位咬着槟榔、拒绝收他钱的司机，“林先生，更要打拼，要替中国人争口气！”

　　林怀民一边签书，一边惊叹于这些平凡人的事迹：政治家的所说所做从没办法感动我，感动我的，只有这些平凡人啊！接着他“呼吁”—我们不是要为人民服务，而是要向人民学习。

　　林怀民认定自己也是个渺小的平凡人。

　　要真正理解林怀民的这种感触，或许可以再换一个更远的场景。1988年，因对当时台湾盛行的“拜金主义”感到失望，林怀民在越发高涨的赞誉声中解散了云门舞集。之后他去了瓦纳拉西的恒河，眼前波光闪烁，他似乎有所领悟：神普度众生，是因成为众生。

　　“太阳哗哗地照下来，你看着那些人，你知道你跟他们本质上是完全一样的。”从印度回台湾后，林怀民便完成了他最喜欢的舞蹈作品《流浪者之歌》。

　　早在1978年，林怀民在第一出讲台湾历史的作品《薪传》中，试图表达这些为更好明天打拼的平凡人精神。到了2004年，林怀民利用自己得到的台湾“行政院”的文化奖—60万台币成立了“流浪者计划”，资助有艺术梦想的普通人去世界各地流浪。

　　“伟大的人民。”胡德夫跟林怀民心有戚戚焉，他如此评价《高处眼亮》：“林怀民他默默地看到陌生人的鼓励，所以他的舞码从不讲奥赛罗式的英雄，都是平凡人的人生。”胡德夫为自己能在书中看到那些“贩夫走卒”而高兴。“跟他要展演的图像一样，其实我要写的歌也是平凡人”。

　　“我们真的华丽不起来。”他又想起好友李双泽（台湾民谣歌手）刚高中毕业时所写的那首《美丽岛》，“‘小朋友你知道吗，我们吃的米哪里来……’很简单的歌词，是从生活中感受到什么，用很单纯、诚实的心去写出来。”[NextPage]

　　不要遗忘“古人风范”

　　有那么一瞬间，坐在沙发凳里的胡德夫身子往后仰，苍苍白发下的两眼瞪着天花板发起愣来。直到众人将他唤醒，方才回过神，“噢，我掉进那个年代了。”

　　林怀民、胡德夫和王荣文三人，都在年轻时经历过台湾的戒严时期。那本是一个痛苦的时代，可是今天想来，却叫三人不约而同地怀念。

　　林怀民甚至称“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

　　越是被禁止，越是有呐喊的力量。

　　1972年，林怀民在美国获得艺术硕士学位，教自己舞蹈的马夏·谢尔老师不停游说他留在美国。林怀民只是在电话这头机械地反应“我要回台湾”。马夏·谢尔只好说，“你回去，去把台湾舞起来，再见。”

　　当时林怀民心中的声音是，“在海外，再叫再嚷，又有什么意思呢？”

　　受到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运动的感召，1973年，林怀民回台湾后便创办了云门舞集。五年后云门上演《薪传》，因这戏与当时政治体制“不合”，只好将演出地点换成离司令部更远的地方—嘉义体育馆。演出前夜林怀民心惊地失眠了，第二天早上却有记者跑来，“中美断交了”。过了二十多年，林怀民笑说“是卡特救了我”。

　　也是那几年，胡德夫在卡车上一边唱歌一边演讲。林怀民笑说对他“崇拜得不像样”。胡德夫在一旁自我解嘲，“问题是我们被禁唱，只能在卡车上唱”。

　　王荣文也忆起当年自己一心想为云门卖票，那时卖票程序复杂，每张票都需要政府单位盖章，不知如何处理票务的林怀民，常让王荣文亏钱。

　　今天，他们三人都坐在诚品信义店，四周的一切光鲜亮丽。

　　可是，林怀民问在场的听众，也像在问自己：今天我们是不是被驯化了？我们是不是被诚品这么美丽的环境弄得有点舒服了。像这本书一样精美。我们是不是小资了呢？我们是不是布尔乔亚化了呢？

　　林怀民希望可以有胡德夫当年坐在卡车上、随时可能半夜回不了家的气魄。

　　这种抵抗体制的精神，在林怀民看来，是正在逐渐消逝的“古人风范”。他在书的序言中这样写道，“我很愿意重复宣唱一些‘古人’的名字，描绘他们的风范，好像《薪传》吟唱陈达的思想。”

　　就像侯孝贤，在新时代的台湾人眼中，就已经是“古人”了。

　　胡德夫说不少从戒严时代走过来的文化人士都对今天的社会感到忧心。“前辈的风范是无私的、丰盛的尊贵。可今天的人不再无所计较。”在他看来，那个不分绿营蓝营的时代，无论是妇女问题还是原住民问题，哪里应该说话就去哪里说话。曾经团结一致的社会运动者，今天却为了各自利益产生分裂乃至相互斗争。“以前风雨再大，旗子都立得起来。今天是自己制造风雨。”

　　那个曾热血沸腾的“战士”胡德夫，如今声音像微风吟过低空，接近无欲无求，“不要说去学习古人风范，我们起码要敬仰，不要遗忘吧”。

    （实习编辑：明莉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