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德）

　　一

　　从1920年开始，德国电影开始冲破协约国针对昔日敌人设置的联合抵制，它们震惊了纽约、伦敦和巴黎的观众，这些成功的作品既让人困惑，又叫人着迷。作为未来所有战后影片的原型，《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Das Cabinet des Dr Caligari）引发了激烈论争。有评论家称之为“通过电影术的媒介进行具有想像力的表达时的第一次意义深远的尝试”，另有人称：“影片散发着腐败食品的气味。在口中余下残渣的味道。”在揭示德国人灵魂这一方面，战后影片似乎更是令人费解。“恐怖的”、“凶恶的”、“病态的”，这些是人们描述它们时最爱使用的形容词。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电影的主题和叙述方式有所变化，尽管如此，它们仍保留着甫领轰动时便具有的某些典型特征——哪怕是1924年之后，是年被认为是一段漫长衰落期的开端——美国和欧洲的观察家们已经就有关这些特征的评价达成一致。他们最为激赏的是德国电影导演自《卡里加利》时期开始在整个视觉领域展现出来的控制能力，对制作令人印象深刻的布景的直觉，通过巧妙的照明推动情节发展的精湛技艺。专家们同样意识到了摄影机在德国影片中扮演的显著角色，德国人最早熟练灵活地使用摄影机创作了这些作品。此外，没有人会否认组织才能在这些影片中的作用——集体纪律成就叙事的统一以及灯光、布景和演员的完美合一。由于这些独特的价值，德国电影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影响，尤其在《最卑贱的人》（The Last Laugh，1924）和《杂耍场》（Variety，1925）之后，在这两部影片中，德国电影在摄影棚及摄影技法方面取得了全面进步。“对好莱坞影响最为深刻的正是德国的摄影技巧（camera work，取该词最完整的意义）”。作为特有的致敬方式，好莱坞雇用了所有它可以弄到手的德国导演、演员和技术人员。事实证明，法国同样受到莱茵河对岸银幕风格的影响。俄罗斯经典影片则从德国的照明技巧中受益匪浅。

　　可是，羡慕和模仿终究不需要内在理解作为基础。已有许多关于德国电影的文字一直在尝试分析其非同一般的特质，如果可能，它们还试图解答与德国电影生态密切相关的一些令人焦虑的问题。可是，这些本质上强调美学的文献把影片当做自主的构造来处理。例如，从未有人发问何以摄影机首先在德国彻底实现了灵活性。人们也不了解德国电影的演进过程。一直与英国电影杂志《特写》（Close Up）合作的保罗·罗沙早就发现了德国影片的艺术价值，他也仅止于完成了一份编年式的摘要作品。“如果考察从战争结束到美国对白片（dialogue film）出现这段时期的德国电影，”他说，“可以大致将这段时期的作品分为三类：其一，戏剧古装片（theatrical costume picture）；其二，重要的中期，制作摄影棚艺术片；其三，德国电影的衰落，作品向美国的‘画面感’（picture sense）作品看齐。”至于为何形成这三类影片的继起，罗沙没有尝试给出解释。类似的外部性说明成了定规。它们直接引致危险的误解。由于将1924年之后的衰落归因于重要德国电影人的出走和美国介入德国电影业，大多数作者倾向于认为该时期的德国影片是“美国化”或“国际化”的产物。但是人们会发现，这些所谓“美国化”的影片实际上是对当时德国人生活的忠实表达。而且，一般说来，要充分理解某国电影的技巧、内容及其演进，最好能结合这一国家真实的心理模式。

　　（实习编辑：崔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