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王雪云

　　正在上海证大现代艺术馆展览的《软力量：亚洲态度展》共展出了来自亚洲15个不同国家及地区的30位艺术家的作品。展览试图通过作品反映出亚洲国家及地区因自身政治、经济等发展状况而引起的多元文化，并试图解决出当代艺术在全球化、后殖民语境下，适合亚洲自身艺术发展状况的评价体系。因为亚洲地区的绝大部分国家属于第三世界，对于第三世界，有很多自身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因此艺术家的目光更多的关注亚洲现状，关注因经济的过快发展所影响到人自身的空间发展。提倡并重视人文价值。将“硬”——物理化空间的权力介入和“软”——心理空间的被异化、奴役而造成的相互对照，通过艺术的手段，达到人文关怀。

　　硬——物理化空间，权力的介入

　　和“软”相比，“硬”让我们更多的想到了力量感、强制性。其延伸出来的是关于“权力的介入”。其表现出来的态度是很强硬。但是对于“权力”则是硬中有软，因为我们常说“斡旋”，指的就是权力的虚实转换和态度的强硬与否。进而传达出关注人自身的发展，人文的价值关注。

　　象泰国艺术家瓦三·斯菲卡特(Vasan·Sithiket)的《影子戏》表演，在可爱但又丑陋的人物皮影中，我们听到了艺术家幽默风趣但又辛辣的批判话语，抨击了泰国社会政治的黑暗。通过皮影戏的表演，这种直白的、辛辣的语言，可以立即引起更多公众对泰国政治的关注，

　　进而使公民可以更好的履行自己的权力。从宏观上关注国家到从注重公民个人权利的微观入手。社会政治——硬的物理空间，通过权力的介入，而得到了有效的关注和参与。

　　印度艺术家吉提斯·卡拉特(Jitish·Kallat)的《皮特吗啡》(铸塑树脂)，用树脂塑造了很多残缺不全的汽车、卡车、警车等不同交通工具的形象，它们错综复杂的纠缠在一起，我们立马就明白了艺术家的意图——城市交通的混乱。轿车、汽车固然给人类带来了很多的生活享受，但是也带来了很多生活麻烦，交通堵塞，环境污染等问题。作品意在让人们反省人类自身既是制造者，也是受害者。这让我突然想到法兰克福学派对异化的批判“在今天全人类都在成为他自己创造出的政治制度的囚犯，心惊胆战的人类正焦急地盼望知道是否能从自己所创造的物的力量中拯救出来……”(注：转引自《西方学者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第67——68页，复旦大学出版社，1983年)

　　中国艺术家金峰的《余奇威》(观念)，是在透明的行李箱中藏匿着一个行窃者(是现实中真正的小偷，是真人，有偷盗被逮捕的经历与证明，他的名字叫余奇威)，关于在中国有一些新的盗窃现象，一些窃贼通过同伙把自己放进行李箱进入巴士的行李库，在巴士运行中进行盗窃。箱中有具体的作案工具，如刀子、老虎钳、起子、手电筒等。作品指涉出隐患就在我们身边，批判了社会治安的不稳定性。通过将真人放在行李箱中，真实而形象的揭露了盗窃的罪恶，从而引起更多人的关注，行使公民的应有的权力。行李箱、真人，这样一个实在的 “硬”空间，所传达出来的是人们对社会险恶现象的防范和对社会不稳定因素的批判来提升对人自身的关注。

　　软——被异化的心理空间

　　所谓异化，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异化是人的生产及其产品反过来统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20世纪以后，异化对人的统治已从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转向各种普遍的、异己的文化力量对人的自由的束缚。在今天，扮演着“异化”的帮凶有很多，诸如媒介中的“假新闻”;大众文化中的媚俗文化;不同宗教之间的金科玉律等都是人对自身的异化。

　　中国艺术家苏新平的油画作品《风景》，整个画面首先是黄灰色基调，在画面的1/4多点的地方出现了一个人骑车的形象，其他的3/4都是黄色底料，画面的中心地方是空的，人物处于边缘地带，很显然艺术家的用意不是单纯的想打破人们对于绘画的常规理解。可是为什么处在边缘地带、陡峭的地方，人骑车时还双手松开，试图在不稳定中找寻平衡?面部表情似乎游离在惶恐和惊喜的矛盾之中。因得到平衡而惊喜，但又害怕突然的跌足而产生恐慌。是什么导致了人物的边缘?表面看来画面似乎没有任何暗示，难道是自我边缘?这正体现了人们心里的异化过程。因被边缘而产生失重感，但又要拼命的在失重中寻找平衡，这正是现代人生活的心理状态。在物欲横流的社会中，社会力量、经济力量、文化力量……到处以“量”来量化的方式，必然使得现代生活中的部分人们因差距而被边缘化，但内心又渴望得到平衡，这种因边缘而产生的惶恐和不安，正是异化带来恶果。

　　同样，宗教信仰的金科玉律象枷锁一样桎梏着人们之间的交流。尤其是在南亚这样一个多宗教信仰的地方。但无论人们有无宗教信仰以及信仰如何，在上帝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有拥有梦想和大声说出的权利。香港艺术家梁美萍的录像《别责怪月亮》就是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艺术家把在南亚的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如印度教的、基督教的、佛教的和伊斯兰教的小孩，带进有别小孩个人宗教信仰的庙宇或教堂里，让他们在不同的圣像前说出自己的梦想。有的小孩想成为老师、科学家、医生等，但这种敢于突破宗教禁忌的做法很快被月食剪影的效果慢慢地蚕食掉了小孩的影像，直至月亮阴影全部笼罩，“别责怪月亮”。艺术家似乎在表明人们对于生活中的突破有时候只是形式的突破，是一种革命的不彻底性。尤其是要冲破信仰、心灵的桎梏是异常艰难的。

　　新加坡艺术家陈凯欣的《导游的大屠杀》，作品拍摄了关于城市旅游的问题，艺术家故意用倾斜的拍摄角度使得画面中的城市空间、人群等在紊乱繁杂的同时多了很多不稳定性，给予观者更多的是惶恐、不安、暴躁的感觉，每一个神经都因画面的快速跳跃而紧张，观看录像的过程真的像是跟导游经历了一次生死之旅。有意思的是艺术家探讨了关于“城市流浪者”作为特殊旅游者的身份话题。更加突出了城市生活对人自身的异化和人性的“屠杀”。

　　通过以上作品的呈现，我们看到了亚洲自身存在的不合理的物理空间和因物理空间而产生的对心理的异化。艺术家通过自己对问题的聚焦，呈现了亚洲的现状。当代艺术就是要反映当下问题，尤其是在全球化的语境下。对于自身艺术的评价标准显得尤为重要。或许关注当下、关注人自身心理的发展正是亚洲当下面临的问题。而如何在批判与超越中使人们逐渐摆脱被自己创造物“奴役”、异化的状况，从而实现社会个体与社会整体的自由发展与全面进步，

　　则是《软力量：亚洲态度展》呈现出来的问题，也是作为亚洲一个新的批判体系的所要解决的问题。

(实习编辑：郭明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