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的戏看得多了，有时会觉得他们很随意，很少条条框框，舞台处理显得非常灵活，不拘一格，但又不完全是时髦的拼贴或混搭，看上去很自然，很有智慧，没有跳或隔的感觉。比如前不久来京演出的《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金士杰饰演一个身患绝症的老教授，在濒死的最后几个月里，他每个星期二都要和一个叫米奇的学生见面，他们谈人生，谈事业，谈爱情，谈婚姻，也谈到衰老和死亡。有一次，米奇的夫人应邀参加了教授与米奇的谈话，教授和她谈得十分开心，然而，舞台上其实并没有这个人，金士杰通过高超的演技使我相信了这个人的存在。看到这里，我不仅惊叹金士杰的演技，更对导演大胆的舞台处理捏了一把汗，很显然，在这个看上去非常现实主义的舞台上，忽然来一下虚拟性、象征性，不能说不是一种强有力的挑战。

　　这种情形在台湾戏剧中应该很常见。在我看来，他们的艺术旨趣是多样的或多元的，他们似乎不大相信戏剧或舞台还有边界存在，总是在试探其更多的可能性和包容性，有人说他们“穷边极际”，真的是很形象。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可以获得艺术表达的自由，解放艺术家的想象力，丰富舞台表现的手段，突破戏剧舞台的局限，但也容易流于散漫和碎片化，看上去轻飘飘的，似是而非，什么都不是。就我看过的一些演出而言，他们有时走得很远，传统戏剧视为根基的剧本和舞台，在他们眼里可能什么都不是，常常弃之如敝屣。这也许可以看作是台湾戏剧对上世纪70年代以来戏剧发展的世界潮流的一种回应，我们从孟京辉、王翀等人的一些作品中也能感受到这种影响的存在，他们不断探索戏剧的新样式，发掘新的可能性，强调剧场表现的意义，认为其重要性远远超过了文本和舞台。不过，台湾戏剧背负的传统相比大陆戏剧没那么沉重，所以，台湾戏剧无论创新还是颠覆，总能给人轻松、轻盈、清婉、清新的感觉，大陆戏剧则一定要做出一种悲壮感，当然也承担着更大的压力，忍受更多的口水。

　　台湾戏剧受到大陆青年观众的追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审美气质中突出了“轻”和“清”的特质，等于给那些吃多了大鱼大肉的人换了较为清淡的口味，而清淡也正是当今的时尚和潮流。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就贬低大鱼大肉的盛宴大餐，它的意义和存在价值也是“小清新”不能取代的。就像《雷雨》、《茶馆》、《狗儿爷涅槃》、《桑树坪纪事》等，永远都是中国戏剧百年史上不能忽视的存在一样，人们有理由期待，在中国戏剧的第二个百年，也能产生并留下与此相匹配的作品。历史固然显得很沉重，而历史责任就更加的不轻松，究竟是英雄造时势呢？还是时势造英雄呢？无论如何我相信，既有历史责任在，就一定会有担负起这责任的肩背现身。就这一点而言，台湾戏剧的“小清新”也可能遭遇来自观众和时势的另一种挑战。

    （编辑：刘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