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和上海，古老与文明，传统和商业，人文与经济，这些话题似乎总萦绕在京沪双城记之间。谈起来北京，必称古都如何，人文如何；提到上海，则无外乎商业气息，国际时尚。话剧界也久已分为京沪两派，各立山头，各传衣钵。其间虽然不乏两地的交流，然地域观念所导致的观点分歧，也由来已久。上海话剧过去领先

　　今天看到沪上某媒体针对北京人艺建院六十周年当地巡演一事，专访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总经理杨绍林。在他看来，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和北京人艺同样有自己的优势和无奈。

　　上海是中国现代话剧的诞生地。1907年由春阳社演出的《黑奴吁天录》，标志着话剧在中国的开场。在话剧还被称为“文明戏”的时候，上海就已经成为中国话剧界人才辈出的圣地。几乎所有新中国成立前就已出名的编剧、导演、演员，都有或长或短在上海话剧舞台上磨练的经历。而此时的北京，在话剧演绎上和上海无法形成抗衡的能力。其实可以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期，京沪两地的话剧界，尚能“南北对峙”——北京和上海各有自己的人艺，也各自有经典的保留剧目。

　　北京人艺后来居上

　　北京人艺的“坚持现实主义创作道路”和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前身之一，上海人艺的“写意的戏剧观”，我们今天依然可以看作京沪两地话剧界在艺术创作上的不同点。内容决定了风格，风格同时也影响着内容。

　　上海话剧近年来的不振，我认为除了杨绍林在接受采访时不断强调的资金自盈率和需要职业精神支撑的问题之外，风格的不确定性，直接导致了观众的大量流失。诚然，北京人艺在资金上受到的扶植，在全国话剧院团里面没有第二家，但应该看到的是，正是因为北京人艺自身鲜明的风格、不懈的坚持，才有资本获得这样的待遇。

　　话剧，是为人而存在的艺术。舍本逐末地去探索经营模式，大讲奉献精神，都不会取得切实的效果。我认为，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决策者，应该更多地恢复自身表演的特色，在鼓励创作新剧目的同时，不要让几十年积累的上海人艺和青年话剧团传统剧目继续沉睡，让曾经的经典经过艺术的擦拭后继续发光吧。同时，也在实践中找回自己失去已久的风格。

    （编辑：刘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