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雷美琴
中国流行音乐经过３０年的发展历程已经成为当代社会不可小觑的一大音乐支流和引人注目的社会文化现象。与流行音乐实践相伴而行，共同成长的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从最初的非短流长、众说纷纭，到后来的集思广益、理性反思，经过３０年的理论积淀，虽然还不太成熟，但已经逐步地丰厚起来，值得我们去做一番巡视。
一、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的阶段特征
与实践相伴而行的中国当代流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同实践发展一样，呈现出阶段性的面貌特征。
第一阶段质疑与争议阶段（１９７９年—１９８５年）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至８０年代中期，虽然大陆的流行音乐还处于萌芽阶段，但音乐评论界却开始积极介入，他们以《人民音乐》、《音乐研究》、《北京音乐报》（１９８９年改为《音乐周报》）、《黄钟》、《中央音乐学院学报》、《中国音乐》等音乐核心期刊、报纸为平台，就当时音乐文化界的思想意识和音乐实践的新动态展开了一系列讨论。其间争议的焦点有：
１．对新时期流行音乐所持有的观念态度以及流行音乐性质问题展开探讨
这个时代多数人对“流行音乐”过敏，甚至“谈流色变”，人们宁可用国际上已有的称谓“通俗音乐”来替代“流行音乐”的叫法，以便回避与二三十年代旧上海的“时代曲”及当时潜入大陆的所谓邓丽君的“靡靡之音”产生连带关系或联想作用。这恰恰引发了一系列有关“流行音乐”概念性的争议。
当时有大量的文章对流行音乐、通俗音乐、轻音乐的概念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对流行音乐概念的清晰度，将左右到人们所持有的观念态度，更进一步影响音乐艺术的创作表演实践和整个社会风尚。
文章普遍认为“流行音乐”是一种消极、庸俗的音乐，“是三十年代的靡靡之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二者一脉相承，是音乐生活的一种污染，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道德观念、爱国主义思想及社会风尚背道而驰。”但宋扬的《群众歌曲？流行歌曲？》一文则认为流行歌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可看成群众歌曲，时乐濛在《我对通俗歌曲的理解》中也认为通俗歌曲是人民大众音乐生活的主体，它的社会价值关键在于它的质量而不在于它的称谓。
这些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以严谨的治学作风对几个概念内涵进行疏理，并就流行音乐的历史发展渊源、性质内涵、艺术特征、社会影响等问题展开广泛的讨论，以期引导人们对流行音乐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和认识，其中一些观点难免武断和偏激，也反映出那个时代人们对新生社会音乐现象认识的局限性。
２．对流行音乐作品和表演实践问题的争议
首先，是对港台流行音乐的争议，并聚焦于邓丽君演唱的流行歌曲，尤其是一些３０年代旧上海流行的“时代曲”——《何日君再来》、《美酒加咖啡》、《夜上海》等作品，当时被认为是“靡靡之音”。１９８１年以《北京晚报》、《北京音乐周报》为平台对刘雪庵的《何日君再来》展开了一番争论。周荫昌撰写的《因人立废，不可复次——从〈何日君再来〉谈起》一文引发了丛木、梁茂春、犁力等人的积极回应，畅言他们对《何日君再来》这首歌曲的优劣所持有的不同观点，其激烈程度可见一斑。
其次，是对大陆抒情歌曲创作实践的探讨。改革开放后近十年，大陆“抒情歌曲”的创作如火如荼，１９８６年，文化部、广电部主持的“全国青年喜爱的歌”这一活动，不仅对抒情歌曲的创作进行了阶段性的总结，而且也是这一音乐文化景观的生动记录。理论界对大陆流行音乐的先驱——抒情歌曲做出了相应的反映，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８７年发表于《北京音乐周报》上的众多文章纷纷就这些具有通俗化倾向的抒情歌曲所体现的时代精神和时代音调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争论。
再次，是对大陆初露端倪的流行歌曲的评议。具有探索意味的大陆早期流行歌曲——《幸福不是毛毛雨》、《军港之夜》，它们的艺术形象、艺术格调、音调及演奏风格、歌词的立意等问题也成为音乐评论的热门议题。
最后，是对表演实践的争议。主要集中在对李谷一、朱逢博、程琳和谢莉斯等人的演唱风格以及演唱歌曲的争论上。
１９７９年底，电视片《三峡传说》插曲《乡恋》的探戈舞曲节奏及演唱者李谷一的“气声”唱法引发了从专业音乐工作者到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争议大波。以严伟《听李谷一唱〈乡恋〉有感》为代表的系列文章，普遍认为“这是对港台流行音乐在风格上的低级模仿”；然而《动人的佳作》、《博采众长自成一格》、《亲切感人的抒情歌曲》则道出了欣赏这种唱法，并认为它是一种创新的呼声。之后，歌唱家朱逢博、谢莉斯及刚刚崭露头角的小歌星程琳都因“演唱风格”成为音乐评论界关注的人物。 [NextPage]
这些音乐评论各抒己见，褒贬不一，既反映出人们对大陆长期以来一统天下的“高、尖、硬、响”的演唱风格向港台流行歌曲“轻、柔、低、绵”唱风的转变而持有的开明观点，也反映了部分不适应这种变迁而持有的相对保守思想。
总的来说，这个阶段中国流行音乐的实践在模仿式的探索中萌芽成长，理论批评则在质疑与争议中初步成型。以音乐专业人士为主展开的质疑与争议此起彼伏，打压与扶持各不相让。从表面上看，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大都仿佛在就事论事，广泛地探讨通俗音乐、流行音乐、轻音乐等概念内涵，争论关于表演风格、演唱风格、歌曲创作风格等实践问题，但实际上却是在探讨一个很深刻的问题——流行音乐这种新兴的音乐艺术的本质性以及它是否应该在中国大陆存在、扎根、发展，它对国家、人民和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有多大，也就是说，它触及到音乐界一个思想是否解放的根本性问题。这些争议从现在来看有失偏颇，有些言论甚至危言耸听，让人觉得流行音乐在中国大陆命运的不可预测，但恰恰也是这些评论，这些激扬的文字，给了流行音乐一个引人注目的机会，使当时还处于蹒跚前行的流行音乐扩大了其影响力，无形中为流行音乐的发展铺陈着道路，推动了流行歌曲这一新生事物在大陆的前行。
第二阶段认可与探究阶段（１９８６年—１９９６年）
１９８６年至１９９０年，诸多核心音乐期刊上依然陆续刊登有关流行音乐概念辨析，批判与思考性的文章。说明在这个破冰前行的情势下，流行音乐要得到社会认可绝不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它以新的方式不断地警示着人们对流行音乐性质进行再思考。但是有些态势却令人欣慰：
１．流行音乐研讨会对理论的推动
这个时期，文化部门开始更加重视流行音乐这一新兴音乐文化现象。１９８６年，全国各地召开的大大小小的流行音乐研讨会不下几十个，随后这种研讨会依然陆续地举办。①
１９８８年在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最具深远意义。会议不仅聚集了全国各地通俗音乐创作、表演、评论方面的专家，而且牵动了各地文化部门和广播电视媒体的神经。“关于它（流行音乐）存在的合理性、产生的必然性，已经不再是这次会议关注和争论的中心，会议自始至终围绕通俗音乐的现状和它面临的使命这个主题展开了理论研究。”②除此之外，还探讨古今中外通俗音乐的历史源流，介绍和分析国外流行音乐的理论，讨论通俗音乐的名称、它的民族性和艺术性和商品属性等问题，并对通俗音乐今后的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
这些研讨会的举办标志着理论批评从第一阶段——民间自发性的探讨，上升到了有组织的集思广益的研讨阶段，它们广泛地探讨流行音乐过去的成败得失，流行音乐面临的局势，并提出建议，为流行音乐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２．对流行歌坛现象跟踪
首当其冲的歌坛现象是“西北风”的兴起。１９８６年由《信天游》唱响的“西北风”歌曲一时间风靡大江南北，并且由此乘兴而掀起的“东北风”、“东南风”真可谓风卷东西南北方。“西北风”歌曲的异军突起引起了音乐评论界的高度重视，发表于《音乐天地》１９８８年８期的几篇文章很具有代表性。比如杨瑞庆的《面对西北风歌潮的思考》，孙焕英的《西北风——中国通俗歌曲的回归》以及彭根发的《有感于“黄土地旋律”的拱起》，对“西北风”歌曲兴盛的文化根源、社会心理做了比较充分的探讨，对其艺术特征也做了一定的分析，论证了“西北风”歌曲兴盛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随后是摇滚乐。崔健的《一无所有》为中国流行音乐发出了一声振聋发聩的呐喊，在音乐批评理论界同样一石激起千层浪。金兆钧的《崔健与中国摇滚乐》一文，剖析了崔健的摇滚乐在中国的地位及价值，是正面评价崔健摇滚乐的佐证。随后近十年，中国新兴摇滚乐的发展状况及前景，摇滚乐的沉浮起落及其社会文化动因都不同程度受到理论批评的关注。韩钟恩的《当代知识分子与摇滚乐及其文化转型》代表了理论界从另一层面对摇滚乐的研究。 [NextPage]
再次是“新民谣”、“校园民谣”。秦杰的《民谣与民歌》与金兆钧的《民谣运动，请刹车慢行》这两篇文章对１９９４年兴盛的“新民谣”以及后来被冠以“纯真年代游吟诗”美誉的“校园民谣”做了真实的报道与评论。
３．流行音乐的创作技术理论、演唱理论，音乐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角度更深层次更广领域的理论研究也在逐步展开
创作技术理论是我们认识和掌握音乐必不可少的途径，这个时期理论界在流行歌曲的和声、曲式、旋律形态、民族风格等问题的分析上较早迈出了尝试的步伐③。
从１９８６年第二届青歌赛设置了通俗唱法奖项以后，通俗唱法的理论研究不再停留在评价与责难上，而是更加切入实际地探讨方法。陆续发表于《人民音乐》、《黄钟》、《中国音乐》等核心期刊上的文章④为后人积累了较为丰富的资料。
音乐史学的研究梳理了我国近代史上流行音乐的几次潮头，清晰了中国流行音乐的历史渊源。曾遂今、金兆钧、杨晓鲁等人在流行音乐社会价值论、社会心理学、传播学理论研究领域里做出了开拓性的研究。而《流行音乐问题与音乐美学问题研究》（修海林）与《中国新时期流行音乐创作的美学观念》（金兆钧）都让人看到了从美学角度切入流行音乐研究的星星之火。
这个时期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纷繁复杂、歌坛潮起潮落，恰似一个经历着光荣与梦想的时代。理论界顺应时代的需要，在对流行音乐认可的前提下，展开了一系列的音乐批评与理论研讨。可喜的是，这些研究已经逐步摆脱就事论事的层面，并从表层逐步深入到里层，从现象到形态技术理论、从演唱方法拓展到音乐史学、社会学、美学等诸多研究领域。其特点可以概括成跟踪与探究、认可与引导、推动与拓展的理论研究态势。
第三阶段深化与超越阶段（１９９７年迄今）
之所以将这个阶段称为深化与超越的阶段，是因为从音乐史学、实践技术理论、普及欣赏、社会学、文化学等角度具备体系特征的流行音乐专题研究开始浮出水面。
１．史料研究拓展了时空隧道。代表性的专著或编著有《十年——１９８６—１９９６中国流行音乐纪事》，它集中展示了１９８６—１９９６年的中国流行音乐发展状况和音乐批评与研讨的热点。金兆钧的《光天化日下的流行——亲历中国流行音乐》是第一部把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作为整体来论述的专著；此外付林的《中国流行音乐２０年》、李皖的《倾听就是歌唱》、于今的《狂欢季节——流行音乐世纪飓风》、李皖的《李皖的耳朵——触摸流行音乐的隐秘脉络》几部专著都具有史料和评论相结合的性质特征。
２．实践技术理论走向专业而系统。例如，翟继峰、张桐柱合著的《通俗歌曲理论与运用》对当代流行歌曲作曲法、演唱法、配器法也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付林的《流行歌曲写作新概念》则更为集中地研究流行歌曲音乐部分的创作理论。《流行音乐和爵士乐和声学》（任达敏著）部分内容涉及到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和声分析。
《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文学阐释》（马树春著）和《当代流行歌曲修辞学研究》（王彬著）这两部专著分别从文学与修辞学角度对当代流行歌词进行了系统的阐释；《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付林、王雪宁著）则更多地传授创作流行歌词的理论方法。
《通俗歌曲演唱技巧》（李艳梅主编）、《流行歌曲演唱新概念》（付林著）等著作对流行歌曲演唱进行了专题研究。[NextPage]
３．流行音乐欣赏与普及性手册遍地开花。上海音乐学院陶辛主编的《流行音乐手册》；陈国权的《请跟我来——通俗音乐欣赏》；郭静舒的《中外通俗歌曲欣赏》著述把古今中外的流行音乐揽括在研究中，是很好的普及性欣赏丛书。
４．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亦不容忽视。王思琦的博士论文《１９７８—２００３年间中国城市流行音乐发展和社会文化环境互动关系研究》，开拓了从文化学角度对流行音乐进行专题研究的领域。雷美琴的博士论文《中国当代流行歌曲的审美品评》，在音乐美学领域研究方面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另外，肖鹰的《〈阿姐鼓〉与９０年代文化》，李传华的《通俗音乐美学探析——兼谈通俗音乐发展趋势》，赵勇的《从精神涣散到听觉退化——试析阿多诺的流行音乐接受理论》，周海宏的《有关“高雅音乐”与“通俗音乐”审美价值问题的分析》等文章立足于美学的角度，分别对新时期流行音乐进行审美探讨，对发展进程进行鸟瞰，对具体作品进行分析阐释，均具有一定的学术深度。
当流行音乐实践已进入被誉为“怀旧与回顾”的季节时，音乐批评理论研究也开始沉淀，进入反思、归纳、深化的阶段。这个时期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不再只是现象的附属或是回应，而具有了更多的独立性，也更加理性，学术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拓展，开始出现能自成体系的，具有一定理论深度的专题研究。研究队伍在不断充实，有不少学院派人士的参与。特别是研究者们对“如何进行理论体系和学科建设，如何借鉴国外流行音乐研究前沿的方法论，目前国内流行音乐研究存在的一些问题”等流行音乐研究方法的反思给后来者带来极大的启示。
二、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焦点及方法论探讨
１．流行音乐的定义
流行音乐的概念内涵是研究者们必然要面对的问题。这不仅因为民众对当代流行音乐的概念内涵产生过较多偏颇的理解，诸如“流行音乐就是流行的音乐”、“流行音乐就是黄色歌曲”等，更因为概念内涵的定位直接影响到理论研究的立足点及时间历史范畴，从而关系到研究语境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当代研究者大都从历史的角度出发，对流行音乐（ｐｏｐｕｌａｒ ｍｕｓｉｃ，ｐｏｐ）加以解释，并对当代流行音乐的文化内涵进行考察，认为当代流行音乐是具有城市性（包含商品性、时尚性、娱乐性）、非主流意识（亚文化特征）、科技性等丰富文化内涵的多细胞体，力求澄清社会上对流行音乐概念混淆、误解的现象。
２．与流行音乐相关的社会学问题
研究流行歌曲的社会学问题主要从中国当代流行音乐产生、发展、流变的社会动因，流行音乐的社会价值，流行音乐的传播理论，流行音乐的商业性，青少年追星现象的心理探究，卡拉ＯＫ、排行榜、ＭＴＶ效应等方面入手。但从流行文化的角度，宏观地把握有关流行音乐的本质属性、流行音乐的内在矛盾冲突、流行音乐发展变迁的社会心理则有待于深入系统的探讨。
３．流行音乐与教育的关系问题
流行歌曲能不能进大、中、小学课堂是争论已久的话题。从一开始的明令禁止，到后来的默许，再到善意的引导，这是一个艰难的蜕变过程。如今流行歌曲能不能进课堂已基本达成共识，但如何科学地利用这一拥有大量听众的音乐资源，为学生树立理性的审美观念、培养健康的审美情趣，同时开发合理适用的配套教材，建立系统、完善的教学体系，寻求个性化的教学方法，逐步将流行音乐从民间的，大众化的层面提升到专业教育的水平，还是摆在流行音乐理论界和教育界面前的艰巨任务，也是亟待解决的一个问题。
４．流行歌曲的词、曲、唱
歌词的研究大都从传统的文化学、修辞学以及流行歌词的创作特点及方法等角度涉猎⑤，它的音韵学研究理论还鲜为人触。旋律形态学的研究也有待于系统深入化。[NextPage]
“通俗唱法”与“流行音乐”是当代音乐生活的中一对孪生议题，就“三分法”（即美声、民族、通俗）的合理性多数人持有“‘三种唱法’的藩篱是可以打破的，它们存在互相交融的发展趋势”的观点，并脚踏实地地探索“通俗唱法”的发声方法特点以及它存在的弊端和改进的措施。但对流行歌手们各自的音质、个性与特色、“唱”及“演”的技法、风格等方面的审美研究却较少涉足。
５．流行歌曲的民族化问题
流行歌曲从传统的民族音乐中汲取营养成分，给流行乐坛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是大陆流行歌曲创作的一个普遍现象。从８０年代的“西北风”到９０年代的“新民谣运动”，都反映了流行歌曲从民族音乐中寻求发展的趋势。流行歌曲融合民族音乐元素，浸染民族气质，创作出大气的、原创性的作品是理论研究要探寻的方向。此外，“翻唱民歌”是将民歌流行化，但怎样的“翻唱”才是成功的演绎，给人带来美感、重新体现民歌在新时期的价值和意义等问题，都有待于进一步的深入探讨。
６．流行歌曲的雅俗问题
对于流行歌曲的雅俗定位及雅俗品评，人们或就“通俗本质”而谈，或持“大俗必大雅”的观点，或认为当代的流行歌曲就是过去的民歌，不妨称之为“新民歌”，争议虽然沸沸扬扬，然大都浅尝辄止，针对具体作品的雅俗的层次、品味、格调以及它的形态表现的研究均缺乏力度。
三、音乐批评与理论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前景展望
１．理论研究队伍问题
当２１世纪来临，给流行音乐发展研究带来了新的前景，有些专业学院开设了流行音乐课程，不少流行歌曲被选编进了基础教育中小学的教材里面，社会各界对流行音乐的重视为流行音乐的研究者们带来了信心，也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专业人士在不断介入流行音乐的理论研究领域，许多音乐院校的硕士、博士生也都将流行音乐纳入到自己的研究课题，这是特别值得欣慰的新动向。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其中的不足，比如，目前理论研究队伍与实践者缺少沟通，形成理论与实践各行其道的局面；乐评人与专业人士各自为阵，没有联手意识；大陆与港台研究缺少互动交流，没有形成强强联手的系统研究氛围，这些因素都将制约理论研究的发展步伐。
２．理论研究方法问题
首先是哲学美学研究方法论。目前，从哲学美学角度切入的真正有分量的理论研究还是很单薄。如何合理地借鉴国际前沿的研究方法，如何在哲学美学领域寻找支撑流行音乐研究的理论基石；流行音乐的哪些方面亟待纳入音乐美学的研究对象，以至于在实践中已经和“艺术音乐、民族音乐”成鼎足之势的流行音乐不要徘徊在哲学美学视野之外而被理论研究边缘化，是研究者应该思索的问题。
其次是风格研究及微观研究。国外的流行音乐早已有成熟的风格归类，而中国的流行音乐却避而不谈风格，这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流行歌曲作品的形态分析、歌手演唱的个案研究等微观研究也相当薄弱，这些都是理论应当加强关照的方面。
３．学科建设问题
目前的史料过多汇编的痕迹，或带有个人写作的感情色彩，跨越的年代不够。教材的编写、音乐作品的资料库这类系统化的史料建设还相当零乱。将流行音乐作为专业来开课的音乐院校也是凤毛麟角，学科建设的问题极其艰巨。
总之，我们期待一个理性而强大的理论研究队伍，呼唤崭新的研究方法，并建立健全合理的与实践配套的理论研究体系呈现于世人面前。[NextPage]
①１９８６年第三届“国际通俗音乐研究大会”和首届“社会主义文化中的通俗音乐理论讨论会”；１９８８年１月《音乐研究》和中央音乐学院共同召开的关于流行音乐座谈会；１９８８年河南郑州召开的第一届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１９９３年３月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平台围绕流行音乐话题展开的讨论以及１９９４年７月首次广州流行音乐研讨会等等。
②《突破与超越：通俗音乐面临的紧迫课题——“全国通俗音乐研讨会”述评》，《中国音乐学》，白帆，１９８８年２期。
③代表文章有《谈通俗音乐的和声运用》（孙川）和《浅析通俗歌曲的曲式特点》（刘馨声，《人民音乐》）《通俗歌曲及其传播的民间音乐本质》（伍国栋）；《通俗歌曲的民族性》（宋扬）等。
④《通俗歌曲中的喊唱》（田丁，《人民音乐》，１９８８．３）；《通俗歌曲唱法初探》（姚峰，《黄钟》，１９８９．２）；《关于通俗唱法的音色》（郑向群，《黄钟》，１９８９．３）；《谈通俗歌曲的演唱》（陈婷，《中国音乐》，１９９２．３）。
⑤《关于流行歌曲的“文学之美”》（李新潮、李大新）；《流行歌词的语言陌生化》（徐凯、叶娇）；《流行歌词辞格的含蓄美及其文化解析》；《略论流行歌曲的文学之美》（马树春）；付林编写的《流行歌词写作新概念》等。
作者简介：雷美琴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与学习国家重点实践室博士。
（编辑：罗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