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尘馨

　　有人把十年前中国爱乐的组建定义为“横空出世”，从“高薪挖墙角”、到世界巡演、进梵蒂冈表演……十年间，这个“争议永远比赞扬多”的交响乐团，总是在做着前人没尝试过的创举。余隆则说，他们一直在“摸高”。

　　经历了加速向前冲的成长，作为国内乐团的引领者，十年后的中国爱乐需要重新思考：如何在更激烈的竞争中保有个性，如何在历史、资金、文化背景有限的现实之下，真正进入“世界前列”？古典乐该以什么样的面目在当今社会表达它的文化力量？

　　爱乐与余隆 孤独者的冒险

　　十年，对一支全新的交响乐团可以成长到什么模样？叛逆和勇敢是突破的前提，但实力的养成，更需要时间和耐心

　　4月25日晚，北京保利剧院，中国爱乐乐团启动了它十周年庆典音乐演出的首场。当晚的高潮无疑来自郎朗演奏的《二黄》，该曲创作者、旅法音乐家陈其钢在演奏前被主持人推介到台前，如等待高潮前的静息，观众们平静地听着这位内向的中年人缓慢而简短地向大家介绍自己及他与郎朗的合作。当他看似不经意地提及“有幸参与2008北京奥运会，并有一首作品幸运被选中——那就是《我和你》”时，台下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一个成绩斐然的古典音乐人，被大众认知并追捧的却是一部富含政治背景的流行作品，这或许是陈其钢的无奈，可也是中国的古典音乐人正在面对的现况和尴尬。作为中国交响乐团的先锋者，中国爱乐尤有体会。

　　近两年，中国爱乐收获两桩值得炫耀的喜事，也为自己的十年“创世纪”之路，做了很好的逗点。2008年5月，中国爱乐访问梵蒂冈，首次在著名的保罗六世大厅由余隆指挥演出莫扎特的《安魂曲》和中国乐曲《茉莉花》；2009年3月，成为英国《留声机》网站评出的“世界十大鼓舞人心乐团”(The most Inspiring)唯一一个亚洲乐团。

　　这个评选对于乐团而言，是最“鼓舞人心”的成绩，而媒体予以的关注程度却远远低于有着丰富政治意味的梵蒂冈“破冰之旅”，甚至不及今年年初爱乐与周立波在北京中山音乐堂的混搭演出。

　　这是无人能逆转的大众口味。尽管有周立波的清口式讲解，或者为宋祖英、周杰伦的鸟巢音乐会伴奏，可对于多数人来说，“中国爱乐”仍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大众对它的认知和十年前并没有增加多少。

　　或许从一个现象可以侧面反映出这个速食社会的现实口味：在百度贴吧里，“交响乐团吧”的粉丝数2，第一个帖子发于2008年6月，内容是“中国爱乐乐团简介”，迄今不满一页；“中国爱乐乐团吧”开于2008年2月，尚没有粉丝，帖子不满一页。而今年的“快乐男生”“刘著吧”里，粉丝数是6445，第一个帖子发于2010年5月1日，已发帖1182页。

　　对此，爱乐的艺术总监余隆倒不担心，他很清楚，“到现在交响乐依然是小众文化，”他亦认为没必要把它描述成大众文化，越描越黑，“我只要把该服务的受众服务好就行。”他更在意的是，“中国爱乐的确受到大家的关注，却没有得到相应的尊敬”。这个遭遇让他觉得“很遗憾”。

　　“中国爱乐这十年，一句话概括，就是‘动而得谤，名亦随之’。”爱乐副团长李南以韩愈的这句话表示自己相同的态度。[NextPage]
　　所有对乐团的“谤”与“名”，在十年前李南走进中南海受命组建中国爱乐时绝没有想到。那时他面对领导想搞清楚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要什么？他想，如果只是要个“改革”的形式，那好办，可结果“人家定了——国内一流，亚洲前列，世界著名”。“那好，”有备而去的李南提出，“那我要：体制、换乐器、合同制、音乐季，以及各种独立的权利。”这位伴随乐团至今的副团长，十年后还记得诞生之初激情又心里没底的境况，“我们没有要更多，自己的剧院、团址，都没有。当时如果都要肯定没戏，人家说你把团做好了什么都有了。”

　　初创时，爱乐每年能得到资金约2200万元，其中政府拨款200万，中央电视台1000万、企业赞助1000万。时任广电部部长的丁关根另批给爱乐1000万元，让其更换乐器。这些条件在当时举步维艰的国内院团中委实让人眼红。

　　众所周知的“挖角”事件，是中国爱乐破坏的第一个“规矩”。从此，这个突破体制首个以聘任制组建的交响乐团，挟着主管领导的“野心”和扶持，自横空出世之日起，就和以往的机构内院团形成鲜明对比；此后，首次世界巡演、首进梵蒂冈……它的新尝试也让其成为圈子中不断“破坏规矩”的人。

　　事隔10年，李南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当年并不是自己和余隆去“挖人”，而是人自愿来的，单中国交响乐团主动投简历来参加考试的就有60多人，“当时国交过来的有一位已经56岁了，他为什么要来，为了每个月多一千块钱？马上就要退休了，文化部的条件多好。原因还是，原来那个团办得太糟糕了，艺术家们都心灰意懒。想到爱乐来的都是自认在国内这个行业中最好的艺术家，这些人是为艺术来的，想在有生之年再做点艺术。”

　　这个“集体跳槽”事件由此升级，为了平衡和兄弟单位及文化部的关系，爱乐的主管上级广电部领导拿着名单和李南、余隆一个一个讨论删减，最终将60多人减到30余人。尽管李南称事后中国爱乐逐步改善了与国交和其他院团的关系，但爱乐为这个急进式成长付出了太大的代价，“这个十字架，爱乐一直背到现在。是我们挖人家团来的，这个代价很沉重。” 李南承认。

　　10年来，这个全新的交响乐团生猛而老辣、改革伴随着拮据、个性张扬又短处不断、在争议中它不断地以加速度向前冲，莽撞，也充满生命力。

　　很难说，中国爱乐的十年历程是一个院团改革的缩影，它太特殊。首先李南、余隆等人的鲜明个性、军事化管理带给中国爱乐特别的成长环境；而其良好的社会关系也给了乐团优于其他团的演出机会，这些尤其在21世纪之初国内多数交响乐团尚在初级发展阶段的时候颇为有效。

　　而10年长成之后，爱乐该往何处去？余隆他们也尚没有答案。这10年中，越来越多的地方乐团纷纷成立，他们效仿爱乐的成功经验在获得政府大力支持之后，大马力紧追，不仅如此，爱乐面临的是十年没涨的每年2000余万财政拨款和不定的社会赞助，又逢团内新老交替，“如果说当年，别人拿着大刀的时候而我们拿的是步枪，10年后，别人已经换上了冲锋枪，我们还是拿的步枪。我们现在的压力很大。”余隆直言他的忧心。

　　伴随着“谤”与“名”，面对速食而浮躁的文化市场，及体制束缚与前行压力，《中国新闻周刊》在中国爱乐十周年庆典演出期间，专访了艺术总监余隆和副团长李南。相比5年前《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他时，余隆有了不少变化，少了骄妄变得更有耐心，更愿意倾诉也更爱讲道理，但和李南一样，他们都还无暇倾听，这是低头赶路者的特质。对于这个在中国交响乐团乃至所有文化团体中最敢于“闹腾”的团队，余隆唯一能确定的是，中国爱乐的出路，只能也必须不断去“做”，去做到“最好”。而李南则表示，“如果爱乐的经费没有增加，能维持就不错。谈不上去做‘更好’的想法”。

　　（编辑：罗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