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克新

    音乐：维也纳爱乐乐团访华演出

　　指挥：祖宾·梅塔

　　国家大剧院2009年3月8日、9日

　　维也纳爱乐乐团曾经四次来京。他们第一次来的时候，我才刚刚开始识字，还不知音乐为何物。
 
    长大后听说那次他们是和阿巴多一起来的。第二次，他们坐在乐池里为《费加罗的婚礼》伴奏。第三次，在印度裔指挥祖宾·梅塔的指挥下演奏了瓦格纳，还带来了刚刚蹿红的日本小提琴家美岛莉。这两次都让我至今记忆犹新。当年歌剧在中国还是稀罕之物，瓦格纳更是新鲜事物，美岛莉更让我们看到亚洲音乐家的全面崛起。第四次来北京是在过了八年之后，国人最熟悉的指挥家小泽征尔从维也纳新年音乐会走进了人民大会堂，但糟糕的现场音响让我无法把这支乐团和电视转播中看到的那支辉煌的乐团联系到一起。那次之后，我心里开始嘀咕，让我如此崇拜的维也纳爱乐怎么也能屈尊在这样的地方演出，如此下去不是砸自家牌子吗？回头一想，北京没有够大的音乐厅，也只能委屈他们了。当时，国家大剧院已经开始动工了。等他们再来，我想一定能听到香港人讲的“冒出耳油”的维也纳之声。

　　2009年3月8日，维也纳爱乐在国家大剧院的首场音乐会。这次巡演的主题无疑是奥地利作曲家的经典之作。

　　上半场是奥地利现代作曲家勋伯格的《升华之夜》。这是一首完全弦乐演奏的作品，是勋伯格从理夏德·德默尔的同名诗获得灵感而创作的，描写了一对男女在夜晚森林中经过一番挣扎而获得精神救赎的故事。只是梅塔固有的指挥风格似乎并不适合这部作品。他喜欢让所有演奏员在“压迫”下演奏，以弓弦的压力和和声横向地推进来制造紧张度，驱使音乐的流动。这是他屈指可数的表现手段之一。如果用在瓦格纳的歌剧里最为适合，无怪乎当时他任职于巴伐利亚国家歌剧院时，瓦格纳的演出时常获得好评。当他在《升华之夜》也如法炮制地沿用时，我们听到的弦乐群奏都失去了丰润的色彩和泛音的散发，演奏员们也没有空间奏出自发的声音。幸而维也纳爱乐的弦乐音色非常华丽，且饱满。在音乐进行中，各个声部的层次清晰，结合紧密。他们的技术更是好得让人没话说。

　　下半场是理查·施特劳斯的《英雄生涯》，这是两天演出中唯一的德国作品。舞台上满满地坐了百余人，九支圆号、六支小号、七把大贝斯，但仍然缺乏呼天唤地的演奏效果。乐团对强音和弱音都有更多的关照，而中间需要被赋予生命力的层次则显得空洞单调。当音乐上缺乏中间层次，就像一幅油画只有两种生硬的颜色一样刻板僵硬。理查·施特劳斯是一位管弦乐色彩大师，也是一位指挥家，他正是发挥自己的才华，赋予了管弦乐无比绚丽的多彩，让音乐具有无限的多面性。这些多棱镜式的音响正是他手中的画笔。其中甚至出现了乐队声部不齐的基础错误，不能不说留下了遗憾。

　　3月9日晚上演绎的海顿交响曲，才让这支伟大的乐团得以“平反昭雪”。他们的演奏端庄中透着灵气，贵气十足，这让我不知不觉地好像回到了我心中仰望维也纳爱乐的年代。不过，这种情况在接下来的肖邦第二钢琴协奏曲中又发生很大变化。乐团无法给予钢琴家郎朗足够的支持。而下半场的舒伯特的第九交响曲尽管让乐团有了炫技的空间，但又再次暴露了梅塔手段单一、音乐躁动的毛病，让作品缺乏了应有的亲切感人的人性光芒。

　　也许整场音乐会最为出彩的是他们加演的约翰·施特劳斯舞曲，那种气贯长虹的流畅和痛快真是让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感觉豁然开朗。这些几乎和他们的历史一样悠久的保留曲目，在这个时候才像是找到了家。

　　当这百十来号人坐在维也纳国家歌剧院的乐池里，他们是为歌剧服务，当他们坐在音乐厅里，以维也纳爱乐的身份出现，才当了自己主人。他们不设音乐总监，自行决定谁来指挥，演奏什么，完全是“自治王国”。一位曾经在乐团里演奏大贝斯的演奏员跟我说，维也纳爱乐不喜欢对他们“指手画脚”的指挥，他们喜欢像梅塔这样能尊重乐团固有的演绎的指挥。能够“自治”，自然是一种民主和幸福，但也有利有弊。乐团经常选择的“好好先生”指挥无法让他们有更大的提高，虽然乐团保留了传统，但却失去上升发展的机会。多年来，不变的是维也纳人的自傲的优越感和完美的技术，至于求新和进取的惊喜，则是不尽的惋惜。维也纳爱乐，你还处于壮年，我们期待你的明天会更好。

  (编辑：许丹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