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欧阳宏生
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是中国电视批评的自觉阶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中国开始了新一轮改革开放，电视事业也开始了腾飞，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最好发展时机。中国丰富的电视实践，给电视批评提出了挑战，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电视理论，迫切需要大量的经验总结，迫切需要建立在电视实践基础上的电视批评。中国电视批评形式多样化、规模化，争鸣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强，进入了自觉阶段。
1、电视批评形式多样化、规模化是这时期中国电视批评的基本特点
相当长一段时间，电视批评手段是单一的，基本上都以文章的形式出现，开始时仅以报刊作为载体。尔后随着电视批评的发展，开始有了新的形式，以至到90年代末期，批评形式表现更加多样化。
论文仍是这一时期主要的批评形式。这些论文大都围绕各类电视节目、栏目展开鉴赏、评价、探讨、研究。批评的开展分两种形式：一是自发的，作者各就某一个节目、栏目展开批评；二是组织的，由组织者组织部分专兼职批评家或就某一电视热点问题、或某一节目、或某一栏目展开批评，以便对问题研究更加深入。以论文形式的电视批评或在各刊物上发表，或在研讨会上发言，总之，通过不同的载体传播出去。此期间，全国诸如《中国广播电视学刊》、《现代传播》、《电视研究》、《中国电视》、《当代电视》等专业刊物已发展到40多家，一些科研院校办的刊物里也辟有电视批评方面的栏目，社会上各种报刊杂志也给予电视批评以极大的关注。各种传播媒介的发展，使以论文形式的电视批评有了载体，进一步推动着电视批评的开展。每年全国各报刊杂志刊登的电视批评理论文章难以用数字来统计，据1999年的不完全统计，仅电视专业刊物一年发表的论文就达5000多篇。
随笔也是这一时期电视批评的一种形式。这种文体活泼、轻松、不拘一格，可读性强，具有文学特征。这类随笔刊发在各类报刊杂志上。电视随笔往往针对电视文化现象中某一方面问题，切入点小，几句话说透，它并不对问题作详尽的分析和研究，没有大段大段的论述，但它以小见大。它对改进电视节目、净化荧屏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央电视台研究室创办的《观感选辑》是一份以点评节目为特色的内部业务刊物，每周一期，专门收集、选登观众观看节目的感想，内容涉及各栏目各节目的立意、结构、编排以及画面、解说、音响、音乐、美术、字幕等创作上的得失，其评价有褒有贬，有商讨有建议。它为台内开展业务研究提供和积累了具体素材。办刊十年来，始终坚持“事实须准确，观点要鲜明，语言讲分寸”。这类文章力求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短小精悍，针对性强，经常出现在各类传媒中。
观众来信、观众调查是电视媒体了解观众对电视意见的一种方式，也是观众开展电视批评的一种最简单的形式。尽管简单，但它却是办好节目的一个最好依据。目前各电视媒体都十分注意通过观众来信、观众调查等形式了解人们对电视节目的看法和意见，并建立了相应机构来处理观众来信，并实施新的管理办法，将来信进行综合分析处理，将新的情况反馈到编委会，然后分流到有关部门、有关栏目，将其作为改进节目的参考。从1994年到1998年，中央电视台连续5年对《春节联欢晚会》进行观众调查。在“香港回归”报道中，央视调查咨询中心进行了四次电话调查，为分析这次大规模的电视直播的传播效果提供了依据。各省市地方电视传媒也将观众来信、群众调查作为电视批评的一种基本形态。
运用对话评议形式进行批评，这是电视进入迅速发展阶段后的一项经常性工作。对栏目、节目定期进行评议。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宣传部、各电视传媒机构，大多成立电视评议组，一般一周，或一个月，或一季度，或定期不定期地对全台节目、或某一栏目，或某一节目进行评议。参加评议的大多是经验丰富的老同志。如中央电视台1993年开始建立栏目评议制度，内容包括有专家评议意见、收视率、一般观众意见、领导意见四个部分。专家评议一般由台内离退休老同志组成，每季度评议一次，评议结果反馈给台编委和各节目部门，供改进节目参考。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从1999年元月起，从局属各单位抽出部分专家学者，集中收看各台节目，每周定期进行评议。
以电视手段研究电视，这是一种新的尝试。中央电视台1997年创办了《精品赏析》栏目，每次节目都邀请国内外知名学者、专家、电视编导、剧组人员、观众等，对有较高价值和艺术特色的电视节目进行认真分析和探讨。在播放节目片断的同时，电视主创人员介绍自己的创作体会艺术经验。这种以电视手段研究电视的批评形式可以把创作者、评论者、电视观众聚合在一起，面对面地讨论节目的创作问题。创作者可以直接听到批评家、观众对自己节目的评价，批评家也能听到创作者对自己批评的意见，观众则从节目的赏析中提高欣赏水平和审美能力。这种批评形式对主办这种节目的主创人员是一个从实践到理论的提高过程，对编导人员也是一个学习和交流的过程。这种手段是欣赏和评析的完美结合，能直观形象地揭示创作规律，对推出精品起到促进作用。
[NextPage] 以专著形式开展电视批评，是电视理论建设、电视批评日益走向成熟的标志。它至少向社会昭示：电视有学，电视批评有学，电视理论建设已达到一个较高层次。以专著形式开展电视批评就其深度和高度上讲是其他批评形式不可比拟的。此一时期，我国电视批评学理论已开始形成，这同大量以专著形式开展批评是分不开的，诸如《电视艺术学》（高鑫）、《电视传播理论研究》（叶家铮）、《电视意识论》（刘炘）、《中国电视观念论》（胡智锋）、《电视声画艺术》（张凤铸）、《电视美的探寻》（胡智锋）、《世纪转折时期的中国影视文化》（尹鸿）、《中国电视史》（郭镇之）、《中国电视剧发展史》（吴素玲）、《电视新闻研究》（叶子）、《电视专题研究》（高晓虹）、《纪录片创作》（钟大年）、《电视画面语言》（朱羽君）、《电视新闻摄影》（任金洲）、《电视新闻写作》（张静滨）、《电视节目主持》（赵淑萍）、《影视构图艺术》（高廷智）、《电视文化学》（陈默）等一大批电视理论著作。这些著作相当部分属于基础理论研究，但是其中更多的涉及到对电视节目的鉴赏和评介。中央电视台在台庆40周年推出的系列丛书中《中国电视论纲》、《电视新闻集》、《电视专题文集》、《电视文艺文集》和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的《中国应用电视学》，对中国电视批评理论的建设都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以互联网形式研究电视使电视批评更拓宽了视野，这种形式的运用是电视批评趋向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表面上看来，互联网只是为传统媒体提供了一种新的信息载体，似乎不会对内容的取舍有重大影响，事实上，互联网带来受众空间，面对的是全球受众，上网媒体所提供的内容有了更多更大的范围内的潜在用户。这样电视批评的内容即可在更大范围得到传播。
电视批评手段的多样化，是电视实践发展的需要，是电视理论建设的需要，是电视文化发展的必然。随着电视理论建设的加强和日趋成熟，还将会有更多的电视批评手段出现，特别是基础理论的发展，将会使电视批评更加科学化。
2、争鸣意识和创新意识增强是中国电视批评进入自觉时期的重要标志
争鸣意识增强是90年代以来电视批评的一大特点。争鸣的重点围绕电视本质和电视创作两个方面进行。通过争鸣，大家的认识统一到：中国电视是党和政府的喉舌，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不断提高引导水平；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在报道中要坚持真实性原则，不搞假大空；坚持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电视节目的政治思想性、群众性、民族性、当代性、综合性，发挥电视新闻传播、社会教育、文化娱乐、信息服务的功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通过争鸣，人们对电视文化的品位问题有了更新的认识，从理论上弄清楚了“大众文化”、“通俗文化”、“雅俗共赏文化”、“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与电视的关系。
对纪实性的发现和追求是电视批评争鸣意识的重要表现。90年代初，纪录片《望长城》的成功获得观众赞美，其创新在批评界引起广泛注意和热烈的争鸣。当时，北京广播学院的师生认为，《望长城》具有现代纪录的纪实品格，它质朴而深情地表现中国人，给人以内在的审美享受，它是真正意义上的纪录片。30也有批评家认为，“电视设备的先进性放纵了《望长城》的随意性”，长镜头的盲目性削减了《望长城》的整体信息含量。31《望长城》引起了人们对纪实作品的赞美，也引起了对某些写意式作品——如对《西藏的诱惑》的批评，《西藏的诱惑》以浓墨重彩，从自然、宗教、艺术、人与自然的关系等方面揭示出缕缕情思与一种境界，该片的文学美、哲理性受到电视批评家高度赞扬。这个纪录片的成功说明“画面配解说”的纪录片已走出“初级阶段”。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对《望长城》所开启的纪实主义潮流的热烈赞美变成了更为冷静的探讨和追寻。
在电视创作方面，电视批评争鸣气氛表现得更加浓郁，新的电视观念表现得更为突出。电视新闻节目和电视专题节目的研究和探讨值得一提。电视新闻发展已有几十年历史了，那么怎样认识电视新闻的类型，这是电视新闻实践经常碰到的问题。90年代初，中国广播电视学会电视学研究委员会就开始对这一问题进行讨论，经过3年多的探讨与研究，终于对电视新闻的分类与界定有了统一的认识。20多位专家学者结合大量电视新闻实践，阐述了电视新闻的分类与意义，列出了70多个关于电视新闻的词条。这一理论的总结，从电视新闻实践中来，用于指导电视新闻传播。1992年11月，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牵头，开展了“专题节目”的界定的争鸣，经过3年的讨论，参与研讨的专家学者结合我国专题片的发展历史和现状，对分类条目及定义逐条逐目地解析、丰富，使之更加准确化、规范化、科学化。界定中，大家集思广益，将各家意见综合起来，使分类涵盖尽量达到周全，以充分体现中国电视专题节目的精髓。专题界定条目不仅具备美学价值，更重要的是有实用价值，充分展示了中国电视专题特色，并对实践起指导借鉴的作用。整个界定过程也是一种批评过程，也是一种专题价值的文化选择过程。
90年代，电视批评还对“纪实”与“真实”展开过大讨论，对电视新闻改革、电视纪录片、电视栏目改版、电视节目主持人、电视剧美学等也展开过讨论与争议。90年代中前期，电视界围绕主流文化与市民文化的融合有过一些讨论。讨论的背景是：改革开放打破了旧的格局，改革的目的就是调整不合理的社会结构，打破那种单纯的政治挂帅的局面。市场经济的建立意味着政治活动与经济活动的分离。社会的主流由政治社会向市民社会进化，相应的市民阶层进入社会舞台。市民文化也从原来的大一统官方文化中分离出来，官方文化、主流意识形态也开始修正自己。在这样的态势下，市民文化在夹缝中求生，就必须在自己的游戏规则中，同官方文化形成化合，使之既符合官方要求，又符合市民口味。这时，电视连续剧《渴望》的播出，成功地向社会昭示了这一观点。这部电视剧以传统的人伦情感既迎合了市民的传统心理又同官方文化的要求默契。有关方面围绕着这一现实的主题，邀请10名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剧组人员等进行讨论，争鸣中一种创新电视艺术观——电视剧的娱乐性出现了。此时，在电视剧领域出现两种观念：一是电视剧艺术论。这种观念强调“艺术品格”，注重“审美”理念。二是电视剧通俗论。这种观念注重通俗性，倡导大众化，强调“娱乐”功能。这些电视剧理念的出现，孰是孰非，难以比较，难下结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电视批评的争鸣中新的观念不断出现，这无疑对繁荣荧屏大有益处。
[NextPage] 电视综艺节目如何走向?这是90年代以来电视文艺界人士关心的话题。1996年11月，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组织开展了“春节联欢晚会与电视综艺节目特色及走向的论题研究”。此论题向北京、天津等城市发出1000份调查问卷，召开了全国部分电视台参加的研讨会。根据调查问卷统计数字，研究室组织撰写了课题报告，对《春节联欢晚会》的传播效果，进行了统计学、社会学、心理学等多方位的科学分析，提示了电视综艺性节目朝民族化、娱乐化、大众化、品格化方向发展的趋势。这一论题的研究对如何办好电视综艺性节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使关于电视综艺节目的批评理论得到一次大的提升。
电视批评争鸣意识和创新意识的增强，还有一个较为重要的因素就是研讨工作有人抓、有人管，电视研究队伍发展壮大。除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大量有规模、有水平、有组织的研讨外，有意识、有针对性地选准课题成了各电视台研究工作的首要任务，从1996年起，由中央电视台研究室牵头，每年举办一届理论研究工作研讨会。到1998年，全国有省级或省级以上电视台32家，已有15家电视台成立了电视理论研究机构，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工作的人员有186名，其中有副高以上专业职称者105名，已有21家电视台有理论刊物，全国电视台系统初步形成一支力量较强的电视理论研究队伍。组织保证是90年代以后电视批评进入自觉阶段的重要保证。
注释（略）
（实习编辑：季贤）
